芥末堆 2016年3月17日  阿博 报道

近日，在由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中央音乐学院及果壳网等联合举办的2015年度女科技工作者社会服务奖颁奖典礼上，芥末堆遇到了前来领奖的龙迪教授和牟映雪老师。针对近来大家非常关注的几个教育话题，芥末堆向两位老师进行了收集，并请她们从专业角度分析了案件，给予了可行性建议。

龙迪博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家庭治疗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要专业领域为心理创伤疗愈、儿童性侵犯专业干预、灾后心理援助、建设友善家庭等。现任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督导，中国心理学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

牟映雪，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重庆市高校教学团队负责人、重庆市重点人文社科基地重庆市儿童发展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儿童心理教育方面颇有建树。

北大经济学院吴谢宇涉嫌弑母，教育面前谁之错？

前些天，一则有关北大经济学院学生吴谢宇涉嫌弑母的新闻引起了诸多关注。报道称，福州一中学教师谢天琴被发现被人杀害于教职工宿舍内，而其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透露，作案人手法冷静，有条不紊，颇令人寒心。针对这一事件，有观点认为，接受过中国最高学府教育的“天之骄子”，为何一夜之间沦为人人不齿的杀人犯？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还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龙迪教授给出了她的看法。

“据说，教育的英文词education原初的含义是edu-care，导入关怀。“龙迪说，“我很喜欢这个表达。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关怀带给学生，再让学生把关怀传递出去。如果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能得到足够、恰当的关怀，他们就很容易用伤害别人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

龙迪进一步指出，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的父母似乎比较重视孩子的物质满足和身体照顾，而容易忽略精神上的尊重和心理关怀。很多父母和老师在孩童时代没有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得到足够的关怀，等到他们成为父母和老师时，自然很难用“有营养”的方式去给予孩子精神上的尊重和心理关怀。

“因此，我们社会应该多给予家长和教师一些感受关怀的学习机会，特别是教育制度应该多给老师家庭生活时间去关怀孩子的感受，回应孩子的需要。”龙迪说。她表示，国家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加强社会服务也是非常必要的。社区、学校应该提高对儿童和家长的心理支援服务水平。而现状是，社区和学校的专职社工和心理辅导员编制、薪资和专业水平都有待提高，才能有可能及时有效地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支援服务。

而在牟映雪老师看来，这一悲剧直指家庭教育的缺陷。她指出，据有关报道称，吴谢宇母亲谢天琴本身性格内向，因此可以推测母子之间的交流应该不多。牟映雪老师说，在中国大多数家庭当中，父母和孩子之间一般都存在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而鉴于家庭教育在孩子自身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孩子个体人格的发展需要得到父母的重视。

“譬如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吴谢宇，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内心更加缺乏安全感，更需要父母的关怀。”牟映雪说，“所以从这方面说，父母应当多学习心理学知识，从个人的行为习惯和心理能量入手，陪伴孩子一起成长。”此外，牟映雪还提到，父母在孩子遇到问题时应当多鼓励，而非纯粹的表扬或者批评。因为两者都是较为极端的行为，会让孩子产生为取悦父母而隐藏自我的心理。这种情况下，父母一方面难探测到孩子的内心感受，捕捉到情绪波动，另一方面也很难真正同孩子进行良性沟通，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进步。

从“降落伞孩子”的生存困境看校园暴力，教育的本质应当是“关怀”

近期，政协委员巩汉林向两会提交了有关“校园暴力”的提案，使“校园暴力”这一话题再次成为风暴中心。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所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的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至2013年已突破50%。随着时间流逝，未成年人犯罪已经逐渐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前不久，留美中学生对同伴进行暴力群殴的恶性事件引起了诸多关注。受害人刘怡然曾被打火机点燃头发等，还被胁迫拍摄裸照，身心受到重创。当地媒体称，“这宗案件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涉案人数之多，所犯罪行性质之严重，在美国刑事案件中实属罕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涉案人员大部分均是未成年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冷漠，毫无悔改之意。

据媒体报道，这些以极端方式残害同伴的未成年人，大多数均为“降落伞孩子”。所谓“降落伞孩子”，即在年龄较小阶段便被送至国外读书的群体，且无监护人跟随或陪伴。牟映雪老师表示，“降落伞孩子”都处于年龄和心智尚不成熟的阶段，在这时被家长送至陌生的国度，且一般寄居在当地华人家庭里，因此成长过程中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来自父母的关爱。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很难用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当然这不是为他们辩驳，但不可忽略的是，每个暴力案件的背后其实都有家庭的影子。更何况某些社会媒体对于暴力内容的传播，更是导致了孩子对于暴力行为的变态审美及偏见，让他们觉得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是一种展现力量和自信的途径。因此我的建议是，不要在孩子三观还未成熟时，轻易把他们送到国外读书。”牟映雪对芥末堆说道。

除却“降落伞孩子”群体，不可忽略的还有国内屡增不减的校园暴力案件中的当事人们。有数据显示，自2015年3月至今，媒体公开报道过、或通过网络传播的校园暴力欺凌事件就达20余起。在案件频发的今日，“校园暴力”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在近日的记者会中，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针对记者提问，提出了要于近期对校园暴力开展专项督查专项治理的计划。

袁贵仁部长表示，安全是最要紧的事情，没有安全，教育便无从谈起。

• 教育部门需要加强教育，倡导大家团结友善相处；

• 学校方面需要加强管理，对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进行制止和遏制，并加强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让孩子们在和谐友爱的氛围中学习成长；

• 而在法律建设方面，不能纵容肇事者，需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后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而牟映雪老师则认为，“校园暴力”是一个由社会各主体的行为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现象。“校园暴力的成因很复杂，并不能仅仅依靠一方就能解决问题”，牟映雪说，“除却政府和社会应当承担的引导性责任，媒体方面也要控制好传播的内容，加强对舆论环境、语言环境的实时监控和正确引导；学校方面，我觉得改变人才的评价标准很重要。学生成绩不应当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品德优秀、与人为善也很重要。”

在谈及家庭教育时，牟映雪陷入了沉思。接着，她抬头对芥末堆笑着说，“我是一个老师，但也是个妈妈。作为一个妈妈，相信没人比我更懂，也更害怕校园暴力的伤害。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所以我觉得营造一个有文化浸润的学习型家庭很重要。”牟映雪提到，低年龄的孩子三观尚未成熟，会不自觉模仿大人的行为，因此在一个学习型家庭成长很重要。只有家长心态平和，才能影响孩子。拥有平和心态的孩子，既不会去伤害别人，对自我也有一个稳定的判断标准，这种情况下面对别人的伤害也会理性地进行判断和处理。

“要相信孩子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在正确的引导下尊重孩子、倾听孩子，多给予爱和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的本质。”牟映雪说。

“面对‘儿童性侵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前不久，一部名为《聚焦》的电影引起了诸多关注。作为角逐奥斯卡的影片，《聚焦》讲述了美国波士顿神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并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事件。这部电影一经推出，便引来社会各界对“儿童性侵犯”这一话题的热议。

然而，在波士顿发生的事件并非个案。

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2015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媒体公开曝光的儿童遭遇性侵案件高达340起。鉴于有些因当事人或其父母的特殊原因并未曝光，这一数据还只是冰山一角。

龙迪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儿童性侵犯研究的专业人员。2007年，她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全书共计35万字，详细列举了父母在儿童遭遇性侵犯后无奈的反应：要么采取逃避态度，强迫孩子忘记发生的事情，直至全家都不再提起；要么就以”贞洁“观念强化孩子的不洁感，或放任自流，让孩子在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后自生自灭。

“实际上，受害儿童需要及时得到家人的支持，消除自责和内疚，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这样，才能帮助孩子疗愈儿童性侵犯造成的心理创伤。”

“不过，很多时候，家长和孩子一样，也需要及时得到有效的专业心理志愿服务。”龙迪指出，“在帮助孩子走出性侵犯阴影的过程中，学校和社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上保护儿童不再继续受到性侵犯。”

龙迪说，面对儿童性侵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儿童在成人的权威下，很难做到自我保护。只是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并不能真正防止性侵犯的发生，反而是成年人推卸保护责任的表现。”

此外，针对有些校长和教师作案的事实，龙迪还表示，学校等儿童日常活动场所在选拔、录取教师等儿童工作者时，应该严格把关，力争不让有性侵犯儿童倾向的人进入儿童工作者队伍中，以免为孩子带来安全隐患。龙迪强调说，社会政策制度方面特别需要完善举报制度、对举报案件及时响应制度，以及保证提供专业服务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综合防治儿童性侵犯这个普遍存在的全球社会问题。

毕竟有阳光的地方，正义总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