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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srupting Class

最近在清华给当年的老师跑龙套弄中国教育科技创新战略研究，才听说Innovator's Dilemma 的作者Clayton Christensen出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立教育的新书，叫《被打扰乱的课堂》（《Disrupting Class》）。我自己多年前在北美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工作，管(gui)理(tian)过教师工会，也管理过学区(School District，公立学校的业绩管理和拨款核算单位)，对加拿大和美国的“铁饭碗”公立教育系统确实是抱着内牛满面五体投地顿首再拜姑奶奶你饶了我吧至少救救孩子的吐槽态度(也因此对中国的国际学校模仿“北美学校”一事极度敏感：请问您说的是哪家？)。Christensen叔作为一个研究三寸盘、内存条和电动车出名的科技战略大咖，怎么想起来跑去看教育了？

图：身高2米的海报式美国精英Christensen叔

话说大咖就是大咖，Christensen作为一个公开声称自己不懂教育的科技创新研究者，用颠覆性科技的方法论看教育产业，确实有独到之处，谨以共飨。

2.教育消费的迁移

今儿先聊聊《Disrupting Class》里面第一个让我细思恐极的论点：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一个国家的平均国民生活水平提升，青少年学习STEM学科的动力和兴趣会减弱（呃，担心清华的生源……）而对于人文学科、个人成长、兴趣爱好发展的需求会逐渐增强。

为什么呢？首先，从商业战略的角度来看，公立教育产业的一个特点是付费者(政府)和使用者(学生)分离。因此，二者的动机不一定一致。也有过好时光：自工业革命以来，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科技兴邦”的过程。有野心问鼎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民族意识到自己需要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国家机器愿意提供渠道，让青少年通过科学教育成为中高端科技人才、进入中产阶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来说，刻苦学习数学、科学、工程学，找到稳定的好工作，是提升自己生活条件和社会阶层的风险最低、最好的机会。双方的动机和利益是协调一致的。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拼了命的去搞这个国家最需要的产业，国家机器当然像开挂了一样往前冲。（呃，中国芯片，我不是在说你）

举例而言，1970到1980年间，正是日本制造业迅猛发展、把美国竞争对手打得措手不及的时代。对此常见的解释是，日本大学生选择数学、科学和工程学的人数是美国的四倍，而那时候日本的总人口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四十。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功臣，也是“日本威胁论”的缘起。

但是，当日本整体达到富裕水平之后，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明显下降。大学生们现在更愿意学习的是商业、金融、欧洲历史、时装设计和摇滚乐。这个趋势的变化和学校本身并无关系——学校还是那些学校。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富裕。

这要从学习动机的内生动机和外在动机说起。当日本刚刚从二战的一片废墟中走出来的时候，青少年学生通过学习科学和工程学等专业来脱离贫困、过上薪酬优渥生活的外来动机是及其强烈的。但是，当国家富裕了，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样的外来动机就被逐步削弱了。确实仍然会有一定比例的人确实喜欢科学和工程学，因而保有强有力的内生动机（比如说真∙书呆子）；另一比例的人依旧有强烈的外部动机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比如说边远地区的贫困学生）。但是对大多数青少年而言，他们已经失去了强迫自己去学习不喜欢的科目的动机。这时候，学校和学习机制仍在有效运营，但当青少年们能更自由的选取自己喜欢的学科的时候，他们会更多的选择人文学科，比如说商业技巧、社会学和人类学、艺术和音乐等。这也说明，当年努力学习数理化的日本青少年里，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的出于兴趣，绝大部分是出于毫无浪漫的生活所迫。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新加坡和韩国。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步入繁荣，他们的下一代里愿意学习数学和工程学的比例逐步降低，因为之前的外来动力已经消失了。

根据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好的工作和衣食无忧的生活满足的是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和尊严的需求。当国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这些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时候，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和超我实现，就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因此，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推动教育消费品类从基础学科向人文和兴趣学科迁移，是完全合理的。

3.中国场景

那么具体到中国的教育产业，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从教育服务的使用者-学生的角度而言，中国的青少年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相似教育需求迁移的曲线。一线城市的优渥家庭并不需要孩子找到最好的工程师的工作，而更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幸福、追寻并实现自己的理想。相应的，针对这部分受教育者而言的教育服务，也将经历一个经典的S曲线迁移：基础科学→软技能→纯人文学科。

图：对于不同类型教育服务需求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

注:本图借鉴了杨斌、朱恒源老师《战略节奏》中的双S曲线模型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从公立教育的付费者-政府而言，培养和选拔最优秀的青少年，并激励他们学习和从事最有利于国家竞争力的行业，这一使命是没有改变的。大家可以看到，上图中我对教育消费品类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三分：基础科学（数理化、逻辑思维、工程）；软技能（情商教育、沟通技巧、商业技巧、领导力培训等）；以及纯人文学科（社会学、人类学、文史哲）。这里的区分在于，第一品类的教育对国家机器有着触手可及的价值。清华大学建校的时候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处”；1952年之后国家说咱不留美了，改制成工科大学，一度文史哲全废；改革开放后国家需要学习欧美先进科技，清华大量公派优秀留学生出国并逐渐发展成理科大学；1993年国家终于意识到建设现代化国家可能还得有点综合素质，于是清华的经管和法学院又盖起来了，然后一晃眼到了贸易战和科技禁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不惜成本的把“流失”海外的人才往回捋……

第一个品类，基础科学教育，对国家有重要的意义，国家也就负担着相应的责任。每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都担负着为这个国家/族群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的任务，而直至贸易战这个时点，全球各国家/族群的综合实力，还是取决于它的科技能力，归根到底是科学人才的培养。国家仍然需要优秀、勤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随着科技迭代的加速，全民编程、AI、大数据的兴起，这个需求只会越来越强烈。

第二个品类，软技能，则对个人的价值更大。在现代社会中，沟通技巧、共情能力、商业知识、领导力等“软技巧”越来越为学生和家长所重视。因为大家意识到，这些技巧是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进阶、实现个人价值所必需的。但是，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进阶，并非国家及其公立教育机构所关注的第一重点。因此，我们认为软技能教育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单独的曲线，主要由公立学校以外的商业资本运作，其发展程度取决于市场的供需。

结合一和二，最近十年常常令老清华人蹙眉的现象是，清华招生来的各省状元、尖子生，绝大多数去学了金融。金融是个好专业，有利于个人在商业化社会中进阶；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一代人里最聪明的孩子一股脑儿去学了金融，对于国家和族群的整体兴盛而言，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机器激励和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的机制，可能已经到了需要升级换代的时候。

第三品类是纯人文学科。对于诗歌、绘音乐之美的追求是人自我提升的体现，也是最强大的内生动机。在物质缺乏、低级动机不能满足的年代，这些人文学科是社会所不能负载的奢侈品，因此主流教育是碾压基于兴趣的人文教育的。 ”Les poètes en France sont bons pour la potence”——”巴黎的诗人们都活该被吊死“，诗人雨果戏谑的说。在我和Bill的父辈们的年代，民族积弱，物质贫乏，学习人文、艺术、音乐，将来找不到养家糊口的工作，还会被长者斥责为玩物丧志。但是，人性对于美的追求是永恒的。当我们这代人的孩子已经不缺吃穿用度的时候，我们会更愿意支持他们学习人文学科，孩子们的学习意愿也更强。即使公立教育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只要孩子喜欢并且有才能，家长们也有足够的付费意愿，可以支撑起一个健康的人文教育产业。

举另一个例子：硅谷上一代的传奇人物是芯片工程师，现在这一代传奇人物是互联网工程师，下一代可能是大数据工程师；但是这三代硅谷新富的孩子，从小有享有最好的物质条件、教育资源和商业辅导，却鲜有子承父业的。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成为国家级运动员、钢琴家、歌剧演员和社会学者。人的发展需求是千差百异的，我们只能推断，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族群的孩子中，存在一个特定的兴趣和特长的分布：比如说1%的音乐家，3%的数学家，20%的商人，等等。理想中，商业化的教育服务的目的，就是因材施教，为这些有才能的孩子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

4.教育消费需求迁移带来的机会

那么问题来了：

教育消费使用者的需求迁移：

基础科学→软技能→纯人文学科

教育消费付费者的需求迁移：

基础科学→高级基础科学（全民编程、AI、大数据…）

教育消费付费者和使用者需求的进一步分歧意味着什么？我认为：

1）公立学校系统会进一步加重对于基础学科，尤其是科学课教育的赋能和统一管理。在青少年已经没有强大的外生动力来学习数理化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如何通过精神文明教育来有效激励下一代里最聪明的孩子从事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学科学习，而不是流失在金融圈或者给硅谷巨型科技公司，这是个国家一定会着手解决的问题。STEM课程的市场是巨大的，但是要配合中国公立学校课堂教育的形式和使用习惯。

2）软技能培训的民营市场将经历一个野蛮生长期。随着中国对各种软技能的认知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意识到了沟通技巧、共情能力、商业知识、领导力等“软技巧”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比如蓝象营项目，“趣口才”，在家长圈里得到热烈反馈。）。

但是，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暂时不会具备教授、训练或者评估这些软技能的能力。如前所述，国家队也没有动机用国家预算来优先支持个人的社会进阶。此外，目前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缺少能够对软技能、以及软技能培训进行清楚定义和衡量的标准体系。因此，我们预期中国的软技能教育服务市场经历一个野蛮生长期，新的培训模式可能由此诞生。

3）人文学科的民营市场将稳步增长。这个判断是基于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体育、艺术、音乐、哲学是人性发展的自然需求。一开始这些教育服务可能生长于国际教育、留学服务等成熟盈利模式的大伞下。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会逐步走上类似于北美、然后是西欧的精神诉求台阶。即使爱好者只是同年龄人中的1%，中国的人口基数也能养活为数众多的人文学科教育细分市场。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蓝象资本”，作者周爽，原标题《周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推动教育消费品类迁移》。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