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课程进行中

走进The Nueva School八年级教室的时候，科学老师Tom正在准备和人文老师开会，策划一个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项目。

“你们这么好的项目都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半开玩笑地问。

“首先，老师们得互相喜欢。“Tom听出了我的调侃，调皮地笑了一下。“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下了班宁愿不回家，和同事一起坐着瞎聊。”

The Nueva School是加州最负盛名的K-12学校之一，1967年建校以来一直为资优儿童提供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他们实践项目式学习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近十年来更是与斯坦福大学d.school和IDEO合作，引领了Design Thinking设计思维框架在K-12教育中的应用。

Nueva的设计思维框架

早在二年级，Nueva的学生就开始在“迁徙”单元中独立探索自己前五代长辈的历史，他们如何来到加州，并对比自己的家长和美洲印第安人，淘金者，还有动物迁徙来到加州的过程。

我去访问的那天，二年级正在学习如何做访谈，每个孩子轮流上台模拟访谈，提问了解老师的移民故事，其他人动手做笔记。老师分享了一段艰苦经历后，台上的孩子跟进一个问题：“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是什么支撑你走过来？” 若不是亲眼看到，我应该很难相信这是8岁的孩子问出来的问题。走在校园里看到各种学生的作品，我忍不住一次次惊呼，赞叹他们超乎同龄人的能力。

在这样一所创新又顶尖的名校里，却接二连三地有老师告诉我，学校没有为他们设置任何每年要做几个跨学科项目的指标，也没有自上而下推动的任务。他们喜欢在Nueva工作，是因为在这儿，合作，创新，是教师团队的核心文化，因为在这里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者一起实现自己的想法。

最近访问了好几所湾区的创新学校，从深耕资优教育的The Nueva School, 到师生共同设计课程，校园如工坊的Brightworks, 再到秉承建构主义理念，关注全人发展的San Francisco Children's Day School (CDS)。

表面上看，从教学组织，课表设置，到空间布置，都是非常不同的教育模式。但细想起来，这几次访问中我在学校里穿行，与老师交谈的感受是相似的，也是似曾相识，隐约在这些老师身上可以看到自己在Presidio Knolls School中学部工作的景象。

这些学校成功的本质并不是某一种教学法，或是课程设置框架。他们共同的DNA是合作创新的工作文化，关注孩子个体需求的校园文化。当学校的决策尽可能地为建立和维护这些文化服务的时候，好的教育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1.PBL课程设计是自然生长的历程，而非按部就班的流程

“跨学科的项目设计谁来主导？”这个问题我每去一所项目式学校都会问。

Children's Day School创客实验室老师Sam 

任何科目的老师要是有了想法，就会找别的老师去交流。比如七年级的人文老师在做伊斯兰文化的单元，就找了美术老师，创客实验室，和数学老师，一起做了一个项目，让学生根据伊斯兰艺术的图案做他们自己的设计，我可能会去数学课教室合作授课，人文老师也可能上课时派学生来我的实验室。这些跨学科合作的项目有长有短，很多都是在老师非正式的聊天中设计出来的。

Brightworks创校老师Mackenzie

每年全校老师会一起开会，决定下一年度全校的三个单元的主题词。从三年级到高中都会围绕同一个主题词进行探索，创作和展示。今年的主题是Spark，Heart，Rainbow。选主题的时候老师们都如临大敌，生怕主题选错了，三个月的课学生会无法投入。但慢慢地大家意识到，主题词的选择在项目的成功中是非常不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像我们宣称的那样，和学生共同设计课程（co-create our curriculum）的话，我们会明白主题词只是一个切入口，而学生在任何词背后都能找到值得探索的东西。

The Nueva School科学老师Tom

每周同年级的老师有两个小时集体备课的时间，很多时候提前六个月大家不自觉地就开始分享相关的点子了，我在看一本什么书，你一定要读一下那篇文章。头脑风暴的过程中往往会生发出来一些想法让大家都非常兴奋，就变成了之后实际做的项目课程。

这个问题我问了这么多次，听到的答案都很相似：背景迥异的老师自发碰撞，并不需要刻意有谁主导。本以为的答案却一次都没有听到：没有一位老师说，是课程主任或者学部校长指导我们做；也没有一位老师说：我们主要根据某个课程设计框架的步骤（例如设计思维，或是BIE的项目式学习黄金标准）去想学生在项目中有哪些步骤，要怎么做。

老师基于学科目标和对孩子兴趣的理解来设计项目，框架会起一点参考作用。框架最重要的作用是给了师生一个共同的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在做的事情，不必过分纠结于框架，免得让项目失去真实性。Nueva说得很好：“我们十二年前开始用设计思维来引导我们的项目式学习，是因为它系统化地表达出了我们本来就已经在做的事情。”至于哪一个步骤需要跳过哪一个步骤应该强调，最后是否必须要出可展示的项目成果，都由老师依据学习目标来决定。

Parker Palmer在他的经典作品《教学勇气》一书里说“we teach who we are.” 如果老师自己对项目的话题有特长，对项目给学生提供的成长机会有热情，会对项目效果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哪怕是成熟的项目课程，每一年做仍旧会有很大的区别，当老师不同，学生不同时，需要允许他们的兴趣来主导项目的走向。

而又有什么，比一群老师聚在一起，用彼此专业的学科素养和冷僻的个人爱好来激发共创的过程，更让人激动呢？

2.没有高质量的学科教育，难做好跨学科教育

在“不搞融合课程也能做跨学科项目”一文中，我曾解释过PKS为什么作为一所课开展全学科PBL的学校，却还是单独配备了英文，中文和数学的学科老师，并在课表上留出了分科学习的时间。

除了PKS以外，CDS和Nueva也同样是这样做的——按分科教学的模式来安排时间的师资，但大力鼓励老师主动寻找开展跨学科项目的机会。在CDS，刻意寻找跨学科合作机会的老师会被看作整个学校的领军人物。在Nueva，想要跨学科合作的老师可以申请在假期来学校集体备课，学校会按老师的日薪支付补贴。

此外，这些学校也都在给老师排课方便保留了比较大的灵活度，让老师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可以和同年级其他学科老师一起备课，或是进入另一个学科的课堂合作授课。

“既然是分科的设置，老师如果不选择主动合作也可以把课教好呀。”

“在Nueva，这些老师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边缘化了，也往往在学校呆不长。”

每一门学科都有内在的知识框架和技能框架，在学生为完成项目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专业的科目老师能更准确了解学生在该学科上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也能更有效地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更好地支持学生的探索。

此外，选择项目主题时也需要考虑这一学年，甚至整个学部内是否能实现本学科话题和技能目标深度和广度的平衡，这也需要学科老师的专业背景。

这几所学校里只有Brightworks没有设置分学科，但哪怕在Brightworks，教师招聘时也会刻意考虑不同专业背景的平衡。作为一所12个年级但只有90人的小学校，老师们在负责辅导自己的一小群学生之外，会用自己的学术能力为全校的课程提供支持，或是教授mini-lesson，或是在设计层面进言献策。

在一个合作创新的工作文化里，每个老师带着自己的专业进入集体设计的过程，随着想法的讨论和发展，自如地扩展或是压缩本学科的内容，让所有的学科板块流畅地衔接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在一个合作创新的工作文化里，老师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又时刻反思琢磨着如何可以做得很更好，但不计得失不须邀功。在这样的工作文化里，老师是自主的，自由的。

3.无关系，不教育

我参观的三所学校都和PKS中学部一样，没有成绩，一年三次寄给家长的是动辄三五页的anecdotal report。它不是传统的评语，反倒更像纪录片，娓娓讲述孩子的成长故事。这些学校都知道，对孩子的评价必须有标准，有可观测的证据，但对每个孩子来说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班里最人云亦云的孩子如果花了一整节课画了一艘带高空溜索的邮轮，我会和她一起庆祝她的创意，但是若是爱搞笑难精细的另一个孩子做了同一件事，我也许会提醒他考虑船的排水量。项目式学习中，没有什么比高质量的反馈更重要。只有基于对孩子个体的认识，才能知道什么样的反馈能推动他再向前一步。只有和孩子建立了深度的信任关系，他才会认真考虑你所说的，反馈才会有效。

这个五年级女孩提出想在CDS举办Science Fair科学展，几轮合议之后学校不仅支持她组织活动，而且还拿出一整个月的科学课课时让五、六年级学生来准备他们的展项。

在CDS，我看到老师和学生相处时放松而有默契，课堂和集会活跃却有秩序，师生关系亲密却有边界，充满关爱但不放纵。中学部校长Ed告诉我，在这所学校他最自豪的，就是每一位老师让他们的学生感受到，我的整个生命对老师是有意义的。这些老师明白，孩子会带着他们的家庭，友谊和情感体验进入课堂，当他们遇见懂他们的老师时，会一点点发光，变成最好的自己。这是任何学术成就的基础，也是老师的第一要务。

所以CDS每周有三次半小时的Advisory导师会，一次半小时的初中部集会，一次一个小时的全校大会（幼儿园到初中），Ed知道这些时间他可以开设各种其他精彩的课程，但是他还是反复强调"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us." 这些时间绝不草率了事，也绝不比学术课程低档，而是建立校园文化的核心。

当我们谈模式的时候，难免把人想象成系统里可以替代的元件，物化成一颗颗让整个系统流畅运转的螺丝丁。当我们谈文化的时候，就让人还原了他本来的样子，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没有人用“应该”怎么样来约束他们，而是给足空间，让他们的兴趣，性格，生活，在学校里得到充分欣赏。活出了“人”的模样时，回馈给整个社区的是那一次次生命绽放的能量，每天都让人惊喜。

也许有人会问，只谈文化，怎么能做到可复制呢？好的教育不能永远只是小而美吧。今年Aspen Institute的主席Dan Porterfield做了SXSWEDU的第一场主旨演讲，说，若想改变历史，我们得先修复文化，再修复机构，再修复政治。而修复文化的方式，就是一小群人先找到了更好的生命状态，剩下的人忍不住欣赏，羡慕，模仿。也许变化的速度有一点慢，但是“norms scale”。

毕竟，“教育”一词的拉丁文词根educare，难道本来不就是“lead out”的意思吗？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学说”，作者马鸣燕，编辑Mavis。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