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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县城中学都是中国孩子成长之路上不容忽视的节点。在过去十余年里，城市教育资源集中，县中既有的生态被破坏：优秀的学生走了，教师没有积极性，家长、学生可以选择走或留，但是否有选择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同时，托管机构入场，却无需为教育承担任何责任。诸多辉煌县中衰落的背后，恐怕不仅仅是教育内部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林小英教授实地调查了县中的实际情况，深刻分析了县中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和原因。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大学-中学圆桌论坛”上所作发言。

教育资源的被扫荡的县中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是生源。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让先富帮后富，那么，那些没富起来的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跟他们是什么关系？等他们的孩子也长大以后，他们跟我们这些学生如何相处呢？

对中学而言，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政府的政策，也不是捐赠，而是生源。如果说，北大、清华等等985、211这些学校招生的名额是一定的，那就注定了全中国优秀的高中生的数量也是一定的。重要的教育资源原本是按照生物的自然方式去分布的，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把它集中到了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这就是我们今天教育资源的跨地区流动。

最基础的生源分布的集中，可能就是成就了这些我们熟知的知名中学的原因。我们看到城市中的重点中学变得越来越好，但同时那些被“扫荡”之后的中学一点也不好。在县中，好学生全部到了市里，还让这些中学能看到什么希望？我并不是要指责任何知名中学，因为这个制度并不是这些学校定的，我要说是制度上的问题。我们需要看看，那些失败的中学到底是怎么变得一地鸡毛和满目疮痍的。

我从小就学会了打麻将，在调研完县级中学后，我感觉这是一个麻将的局。当县教育局的局长和县中的校长及教师，还有学生及家长三方一坐定，发现高中教育没法搞了，优秀学生都走了的时候，他们这一桌牌局就是三缺一的状态，他们等着谁来？这个时候他们就等着市场资源进来。教育等待资本市场的介入，这个缺口越开越大。优秀生源走了，县中如何崛起，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但是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打破县里的政治生态，我看到的是政治生态决定了教育生态，教育问题的根源不是教育内部的问题，县域教育的失败根本不是一个校长干出来的事。所以我把这种局面比喻成一桌麻将的局。县委县政府开的赌局和赌庄，在三缺一的状态下引进了外部的市场资源以后，他们如何来打这样一桌麻将？

这个县前几年的一次中考的前100名的85个全走了，就剩15个在本县念书，想想这个县还有元气吗？元气已经被抽空了，接下来如何下好这盘棋是相当难的。而初中毕业就到外地去上学的孩子，他们基本上都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他们跟家庭远离了，自己从原生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他们还有什么生活经验可言。当他们一切成长都来自于书本的时候，这种人是很可怕的，我在大学里教书这么多年，发现他们内心活得很不容易。

县教育局：政绩锦标赛中的下注

教育局局长的心态是“不得不赌”还是“何不一赌”。他是这个牌局的发起者，当县委县政府让他来做教育局长的时候，给他的任务是要盘活这个县中。这个县中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不出十年，却衰败到连当地村民几乎每个家庭基本都有这个学校的课桌椅，这个学校的东西都快被偷光了。当大家觉得这里教的孩子不值得期待的时候，他们来偷学校的东西是毫无畏惧的。

过去十年，县级领导班子频繁更换，掌权的人在变，不变的是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从县中捞点油水。这个学校花了很多钱所建的漂亮的食堂，居然一天都没有使用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利益格局没搞定。直到县中高考成绩持续在全市垫底的时候，县里的父母官里才开始重视早已残破不堪的民生工程。他们为什么认为残破不堪？统统把苗头指向了市里中学，认为把好的苗子都拉走了。我们没有看到县中生源流失后面的负面效果。

这个案例非常极端，当然并不表明每一个县都这样。

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县中的托管改革，地方政府以契约的方式向教育中介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当政府的教育服务是用钱去购买的时候，其实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尽管我知道从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管理方式的变革，这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老套路，就是用财政的钱购买公共服务，认为这可以提高效率，它确实也提高了效率。我们发现这位局长其实非常难做，他的不得不赌和何不一赌的赌徒心态背后向我呈现了一种畸形的政治心态。因为当他要引进外部管理的时候，是县委书记主张他这么做的，不料等到决定一做出，他就走了，任期还没到就走了。把教育局长悬在半空中，怎么办？这个事情已经上马了，老百姓都知道县委书记调走了之后，举报信纷纷而至，于是我就看到了他向巡视组汇报的材料。

这个局长非常厉害，他从县委要来了不少的财政拨款，从县财政资源里切下一块很大的蛋糕给到教育。教育局长在整个县级班子里是最弱势的一个职位，他从县的财政盘子里切到了蛋糕，也就是说他从赌场要来了赌资，某种程度上就解锁了县政府之前封闭且坚固的内部结构。他的牌技是很高超的，尤其体现在他跟外部机构签订合同的时候。但是，不管他的牌技如何高超，唯一不能盘算的就是规则，即干部任免规则。他既然不能盘算规则，于是他就利用规则。所以在不得不赌和何不一赌之间，他选择了何不一赌，那就赌吧。

外部机构我们说他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我是外来的，失败了也没关系。他们不需要投入什么成本，因为跟政府签订的合同所有资金都是来自于当地政府的。他们的做法确实让县中焕发出了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机。他们做的改革在座各位校长听了都会觉得这简直太简单了，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都让这个县中能看到希望。

托管方在这场赌局当中几乎没有投入成本，也没有公共权力下的责任束缚和政治枷锁，他们更能够轻松地面对县中改革的成败，即使失败也可以轻松离场。当前，在大的改革框架之下，其实有不少政府的研究机构参与了挂牌、输入管理理念等过程，我觉得基本的心态跟这个县中的托管机构是有点类似的。

教师：生源流失后的工作状态

教师部分我们取的标题是“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原来以为老师就练好基本功，不管教育改革怎么改，终究可以教出好的学生。但在这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意思是：反正家业惨淡，没有别的出路。在赌庄关门之前，他们是离不开牌桌的，这个牌还要打下去。当好的学生走了之后，面对前100名只剩15个学生在这个县里上学，他们就觉得我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工作价值。学校原来处于吃老本的状态，并没有及时察觉和应对当地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对当地优质生源的不断流失反应太慢甚至麻木不仁。我在其他很多县也看到，尤其是地处比较偏远的山区，流失的到市里甚至到省会上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在县城甚至是县政府门口集合乘坐大巴外出求学，极具讽刺意味。

这个学校师资的水平并不低，这所传统老校当中，93.3%的老师都是本科毕业。他们都具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面对他们，我经常想问一个问题，县中的衰落是他们无可奈何要接受的命运，还是他们自己酿成的悲哀。就算那85个学生走了，剩下的15个以及100名之后的，他们也是人吧。但是在这样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之下，他们只能不被当做受教育者对待。

教师的心态是这样的，他们端着政府给的铁饭碗。县中教师既不同于市场化的雇佣关系中的雇员，需要时刻面临筛选和淘汰的竞争。因此，不需要积极主动地预测、应对和适应变化、挑战和风险。他们也不同于政府公务员，需要用政绩在政治锦标赛中标尺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优势，时刻面临着升迁和晋升的压力。相比之下，教师并没有公务员政治利益的诱惑，没有雇员市场生存的压力，就像处在无风带的夹心饼干，他们是感受不到风声的。

学校管理制度相当简单粗暴，干任何事情都以钱计算，比如上一节课3块钱，晚自习5块钱，有老师说5块钱不要行不行，我不晚自习，要不给你5块钱，你替我去看晚自习。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的。学校也缺乏淘汰和竞争机制，使得这些老师有足够的职业资本保持高傲和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调研到的教师的状态。当然也会有教师说到非常痛心疾首的状态，他们想教而不得。他们想开足高中的实验课，但化学老师没有药品。他们想要集体备课，想到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课件，但是电脑存放在政府几年手续都下不来。很多行政工作在这个地方的体现都是突破你的常识和底线的。

家长和学生：走抑或留？社会阶层格局的同构

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改变了他们当地闭塞的环境，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周边县市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父母走出县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市场化的办学行为，也为当地居民的就学提供了很多选择。城镇化进程，更是加剧了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可以说把县里面最重要的学生资源吸走了，好的教师也吸走了。这个虹吸效应非常明显，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在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多数家长都是曾经的失败者。所以，这些县中觉得我们就是在教一群失败的孩子，尤其更多的是留守儿童。

在社会阶层越发狭窄的事实面前，他们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坎坷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把最好的提供给孩子，愈演愈烈的竞争滋生出家长严重的驱利心理和焦虑氛围。他们把孩子看作是肩负家庭兴旺使命的木偶，在没有真正了解和过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的情况下，一味地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跟着最好的老师，考入最好的大学，认为孩子如果在县中读书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如果一个县里都是这样的想法，县里的教育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家长缺乏一定的信息渠道和鉴别能力，简单地将最好的等同于城里的。这种虚荣和狭隘的择校观，忽视了学生的特质和教育过程，加速了县中优质生源的流失，也对教师的积极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学生和家长群体总会在牌桌上出现，但是其中个别的学生和家长依旧可以凭借其经济能力、个人成绩和人脉关系，把它当做赌资进入到周边县市的其他赌局当中。这种赌资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离场能力。我们的调研发现，县政府的官员的孩子包括大量的中学教师的孩子没有几个在县中读书。就像今天很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多少是在国内上大学的呢？所以在这种同构的社会阶层的格局和机制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场的，我们的离场能力都是一定的。你能逃得出这个县，你能逃得出这个国家吗？你能逃得出这种愈演愈烈的竞争吗？

他们留下的生源中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文化水平低，无法为学生提供经济文化，甚至情感方面的支持。这些学业基础薄弱，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孩子，成为了学校老师和当地教育局嫌弃的对象，甚至成为了县中由盛转衰一蹶不振的替罪羔羊。

这些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成绩、金钱、权力和关系成为给孩子的赌资。当优势阶层选择逃离这里的时候，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孩子。在职业教育备受歧视的文化语境当中，他们似乎无法逃离父辈社会底层的命运，也注定不会成为高校的佼佼者。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学校和老师认为他们是不值得投入的，当学校和老师认为学生不值得好好教的时候，什么坏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们的命运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础的庇护所的功能。当伤痕累累的孩子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很难说受到伤害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

政治权力和个人利益支配下复杂的县域教育生态

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各地教育的发展难以实现可持续地均衡发展。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源争夺，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

当这些琐碎的细节逐渐堆砌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教育局、学校和老师容易简单地将责任推卸给落后的经济发展，试图摆脱干系，眼睁睁看着一所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的县中溃败至此。生源和成绩之间或许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当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会掩盖很多问题。

教育是具有独立性的，地处经济落后地区的衡水中学依然可以通过教育吸引富裕地区的生源，且不论教育模式是否具备复制的可能，但至少从一个维度说明了经济与系教育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那么稳固和理所当然。

我们不是为了中伤哪一方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解剖这场赌局，了解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和机制性的问题。封闭的政治文化环境，阻隔了人们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思考问题。今天我们都在支持国别比较和区域研究的时候，其实中国内部的区域研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的区域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贫穷落后的发展状态不断强化着弱者心态，自卑又自负，可恨又可怜。当思维和心态无法发生根本性调整时，任何外来的冲击和影响只能带来暂时性的改变，最终还是会被恶性的内部循环所吞噬，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需要将局部性的改革转变为制度化的建设。教育注定是一场改革，只有各方都降低赌徒心态，教育才不会那么惊险、刺激和不可预期。

我们不想责备这个局里的任何人，它是制度性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了教育资源如何剧烈地跨区域流动？为什么要跨区域流动？如果这是总的一盘棋，可能跨区域的流动就是零和博弈。我一直认为，研究宏观的机制要沉浸到微观中具体的人的行为和事件当中去，就机制谈机制或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林小英。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