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来源：图虫创意

芥末堆 大卫 10月11日

开学仅8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翔恩（化名）就被学校“劝退”了。

翔恩就读于重庆江北区劳卫小学，和他的同学们不同，他是一名特殊的孩子。被医生鉴定为发育迟缓的他，到8岁身高只有110公分。

对于“劝退”祥恩，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孩子出现扰乱课堂、不听使唤等行为偏差，不适合在学校就读，且学校缺乏特教条件，师资是一大障碍。

事实上，翔恩的遭遇并非偶然，特殊儿童随班就读被学校拒绝，甚至遭家长联合抵制的情况时有发生。融合教育的口号喊了多年，但在执行层面却依然困难重重。特教老师匮乏则是问题的核心，很多普校因招不到专业师资，多以学科老师兼任，导致学生、家长、校方之间摩擦不断。

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在校生66.59万人，其中，附设特教班在校生及随班就读在校生达到33万余人，两者接近在校生总数的一半，且呈逐年递增趋势。但特殊教育学校里的专任教师仅约为5.87万人。目前尚未有官方统计在普通校内从事特殊教育岗的专任教师数据。

根源在于“国家政策和整个社会导向还没形成大的环境”，昆明学院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院长唐敏说，特教老师普遍面临在特教学校缺编、在普通学校无编的情况，这又与市场对特教老师旺盛的需求互相矛盾。

除了师资问题，很多学校、老师对特殊教育认识浅薄，重视程度不够，而家庭配合、相关政策及部门的支持不到位，也会影响随班就读的效果，最终可能异化为随班混读。

企业参与特殊教育的活动，来源：图虫创意

翔恩的遭遇

翔恩的爸爸杨先生告诉芥末堆，经朋友介绍，翔恩在经过劳卫小学的测试后，于9月初进入该校一年级就读，但开学第二天，杨先生就被叫到学校，校方称，翔恩不听招呼、打扰课堂，不接受老师教育，部分偏差行为因涉及到孩子隐私不便对外透露。

劳卫小学陈校长表示，学校在教育无果的情况下，请家长前来陪读，“但家长没坚持住，雇请了感统老师也管不了”，但该说法被杨先生否认。杨先生称，自己陪读期间，孩子全天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没出现任何问题，“只打了两分钟电话，老师就说我儿子打她了，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杨先生称自己看了老师拍摄的视频，“连推搡都算不上”。

他表示孩子此前已在校外机构上了一年的感统课，机构方告知孩子已能正常上学，且在幼儿园也只是小有摩擦，不会出现伤及他人性命的行为。他认为，是老师“对小孩存在偏见”，教育方式不得当才激怒翔恩，但芥末堆未能联系上当事老师。

杨先生告诉芥末堆，学校告知他翔恩的学籍尚未办理，可回原籍地上学，但杨先生认为，当初孩子进入学校时，也经过校方的相关测试，翔恩的基本情况也告知了班主任。现校方让其将孩子带回万州上学很可能导致孩子无学可上。一怒之下，他将遭遇发到网上，引发网友关注。

但陈校长在向芥末堆解释时称，孩子的家长刻意隐瞒了相关信息，他们在与翔恩交流时，并不知道他是8岁孩子，“问的都是6岁孩子的问题”，翔恩并未有异于常人的表现，直到入学后才发现一些问题，其称，学校缺乏随班就读的相应条件，“主要在缺特教师资，建议孩子到别的学校随班就读”。

老师在进行语言治疗，来源：图虫创意

一线老师的苦恼

翔恩的遭遇并非个例，长期以来，特殊小孩随班就读难的问题频见报端。重庆市沙坪坝区红糟房小学语文教师李凯利，至今仍对家长抵制班内特殊小孩向尹（化名）的情况心有余悸。

她回忆，自己班内的这名特殊儿童属智力残疾，上课时出现打扰其他同学，朝同学吐痰抹鼻屎，甚至趁下课把同学的书本或者试卷扔到厕所去的情况。在多次教育无果后，这些受到影响的儿童家长多次联系向尹妈妈。

在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后，班里刮起了一阵“抵制向尹”的风暴，“家长们的意见是让向尹妈妈把向尹送到特殊学校去”。向尹妈妈则扬言报复，矛盾变得异常激烈。

在李凯利看来，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但矛盾和冲突在特殊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和集中。

李凯利教龄10年，先后在中小学任教。她接触过20多位特殊孩子，其中有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及未办理残疾证未确定残疾类型的特殊儿童，比如因出生缺氧导致智力、体质各方面与同龄人有较大差异。而其中有5名是她在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时长期接触的孩子。

在她的观察中，特殊儿童的行为捉摸不定。单就在课堂表现而言，有的会突然在地上打滚，有的随时要去上厕所，还有的撕书撕作业本，甚或突然尖叫，跑到讲台上打断老师讲课或者出现其它骚扰老师的行为等。而部分特殊儿童会在上综合学科的课时，“趁老师不注意跑回教室在同学的书包里乱翻，见到钱就拿走了，有的特殊儿童到了青春期，还会突然对着众人脱掉裤子。

这给普通一线老师的管理带来挑战。“特殊儿童要去上厕所，你要暂停讲课，安排1—2名同性同学帮忙；他们被学生欺侮或打扰别人，你也要花大量精力处理，且对很多特殊儿童来说，语言教育收效甚微。一旦联系了家长，又常碰到不明智的父母，认为教育的责任全在学校，给老师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也造成很多老师开始具有怕惹麻烦的心态，“有的老师对班里的特殊儿童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就行了”，也有老师甚至看到特殊儿童没来上课，“也不会过问，反而觉得少了一个负担”。

李凯利坦言，在未学习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前，虽和特殊儿童有所接触，但还无法做到亲密无间，在他们情绪特别激烈的情况下，李凯利甚至不敢靠近，需要男性老师或者特殊儿童家长的帮忙。

在某种程度上，李凯利能理解杨先生对老师的猜疑。在她接触的一些老师中，关于特殊儿童教育的知识几乎为零，更没有科学合理的方法去面对这些问题。李凯利在试过了语言教育、戒尺敲桌子警告和请家长等方法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才决心做特殊教育研究。她认为自己在特殊儿童心理学知识还比较欠缺，尚不具备为其提供特殊教育教学的能力，且在特殊儿童情绪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有点手足无措”。

 “非特教专业不懂得如何做评估，如何制定个别教育计划（IEP），如何做语言康复和运动康复，也不知道如何和特教儿童相处”，唐敏直言，即便是普通老师转岗，也需要长期大量的培训以及反复的练习。

但问题是，这样的培训在很多学校还相当少见。李凯利担任教职十年，至今只回忆起一次特殊教育方面的培训。而问题的另一端是特殊孩子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增，在李凯利的学校，“2012年，学校有23个班，每班平均30人，整个学校只有3名特殊儿童；2019年，学校24个班，每班平均50人，学校共有十几个特殊儿童”。

思维的速度，来源：图虫创意

“劝退”背后的长链条

缺乏专业人员以及特殊教育知识的普及，特殊孩子从康复治疗到随班就读，从校内到家庭校外可能会踩过不少雷区。

“很多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长贾美香认为，在翔恩随班就读遭拒的背后，涉及到一系列专业工作。

“翔恩选择的干预机构是否合规，其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诊疗结果是否得到充分评估，在进入普通学校就读时，教育部门对特殊小孩随班就读的标准是什么？学校又是否进行各方面的科学的检测”， 贾美香抛出一连串问题，“小孩的行为规范行为能力有没有问题？不是只进行智商测试就行”，这与家长隐不隐瞒没有关系，“小孩是装不了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判断”，“如果六岁的孩子只有三岁孩子的水平，进入普通校后不光自己跟不上，还会影响其他小孩”。

唐敏负责的昆明学院附属经开幼儿园对于特殊小孩入校有自己的评估标准，“会根据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通过评量工具对孩子进行评估，轻度和中度的小孩可以进入园内随班就读，具有强烈攻击性行为的小孩一般会建议去特教学校”。

即便进入学校后，除正常教学外，还要视特殊孩子的不同情况进行个别化针对性训练，每月进行评估后，适时调整康复计划。

“融合教育不是搁一起就叫融合，家长陪读到底要怎么陪才合理，是不是什么都管？雇用的影子老师又是否专业？在康复过程中，家校应该如何做好配合？同学和老师如何接纳？每一个环节都会成为影响融合教育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很多环节还都是乱的”，贾美香说。

目前，主流教育接受特殊教育的方式，除了建设特殊教育学校，就是在普通学校中设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特殊教育助理，让特殊教育老师进入学校帮助特殊孩子。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如广州等地早已进行着特教班的试点，社会反响不错。但特教班并不意味着将特殊孩子与普通班隔离开来。

唐敏介绍，普通学校招到特殊孩子，一般要对其提供两种服务，第一是将其放到普通班和普通孩子一起生活学习，其次又不能让他在普通班里跟着混，这需要提供资源教室，配置资源师对特殊孩子进行一对一康复训练，两者需相互融合，将特教班与普通班隔离开对特殊孩子适应环境、康复，甚至回归主流社会都很不利，所以，政策层面也强调的是 “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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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师缺编是常态

但相对更好解决的资源室设置（政策要求每有五个残疾孩子就要设置资源室，每间20—30万，且利用普通的设施也能进行康复训练），为资源室配置资源师在唐敏看来难度不小。

唐敏介绍，特殊教育老师除了要负责孩子的教学和生活起居外，还要进行个别化教育，同时每个孩子的残疾程度不一样，还要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训练，包括语言认知、听觉训练、运动康复等。这对师资的专业性以及师生的配比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幼儿园为例，普通幼儿园的师生比例一般为1：7.5，而特殊儿童教育的师生比是其三倍，达到1：2.5，唐敏担任负责人的昆明学院附属经开幼儿园，开办了云南省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早期教育融合班，得益于幼儿园背后的资源，其师资全部来自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目前该幼儿园的教职工共有70个，其中特教老师占到7—8个，特殊儿童有24个，其中两个已经毕业，一个顺利进入普通小学就读。

但大部分学校并不具有经开幼儿园的先天优势，他们大多面临特教师资匮乏的问题。这与特教老师缺编、无编有直接关系。唐敏介绍，昆明学院每年有50个特教专业毕业的学生，因为缺乏编制名额，每年进入特教学校的只有不到十个，普通学校给特教老师的编制则几乎没有。但实际上“学校又缺很多老师，这很矛盾”。

且相比特教老师独特而复杂的工作特性，半个多世纪前以评定的等级工资为基础另外加发15%的待遇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有些发达地区已提高至25%—30%左右），更何况有些地方政府连15%都未能执行到位。岗位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流失率也较高，这导致很多学校采取科任老师兼职的形式，在缺乏培训的情况下，弊端明显。

政策支持和基层落实一个都不能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邓猛曾在《现代特殊教育》上撰文建议建设全纳教育管理与支持保障体系，建立融合教育专业化支持平台。依托现有特教学校建立全纳教育支持体系，包括省、市、县、乡级网络：省、市在省、市教科所或特教学校设立省、市融合教育指导中心；以县特教学校为中心或区、县教研室为龙头设立县级随班就读资源中心；在中心校或残疾儿童较多的学校设立资源教室。

同时，应建立巡回指导教师制度，在编制总额内为特教指导（资源）中心明确专职管理人员和教科研人员。制定资源教室配备条件标准以及资源教师、全纳教育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开展相应培训。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规定，到2020年，所有从事特殊教育的专任教师均应取得教师资格证，非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的教师还应经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特殊教育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另外，对特殊教育教师实行5年一周期不少于360学时的全员培训。县一级负责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资源教师和送教上门教师培训。

“只有让更多的老师有能力去教育特殊儿童，相信有能力去教育也就更愿意去教育了”，李凯利说道，而这还需要不断完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制度，在院校的教师培养课程体系、各级教育相关的学位、学历教育中设置特殊教育的相关模块，将特教知识系统地纳入普教教师培养与教师资格考核制度中。

“政策上要对特殊教育方向进行引导，并给于支持和鼓励，要让所有学校都能敞开大门”，在唐敏看来，一些校长在接收特殊孩子时会认为“这是残联的责任，怕惹麻烦，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而《义务教育法》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李凯利研究发现，很多学校对特殊教育认识不够，在执行政策层面往往只是走走形式，比如政策规定特殊教育学生每年至少6000元的经费，有的学校浪费在“每学期买几样文具或者几种零食送给特殊儿童，一起合个影，事后写个简讯上报”；对特殊儿童的管理则变味“在上级部门的要求下完善几个表格，交几份档案资料上”。

李凯利坦言，“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真实境况，除了班主任基本无人问津”，一些学校即使符合条件也未实施无障碍设施建设。而大部分特殊儿童家长则对政策不了解，无法判断学校的做法是否合规，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建立全纳教育工作的考核与督导体制就显得尤为必要。邓猛在《全面推进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文中建议，要将全纳教育工作纳入地区及学校考核与督导范畴，建立常规考核制度与规范，将残疾儿童入学率、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支持内容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普通学校依据在校残疾学生数量执行特教学校的教职工编制标准；将符合资质并承担全纳教学与管理人员相关工作计入工作量，列入绩效考核内容，并给予特教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