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四川广元利州区宝轮镇苟村一组的范家小学

9月的苟村，稻子金黄，荷塘翠绿，灰色的水泥路蜿蜒着伸向远方，路旁连串的彩色风车呼呼地转着。

一个多月前，城里的几位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个地处四川广元的山村。在乡村人口外移，连带下一代也奔向城市的趋势下，她们不顾家人反对，反倒跨域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来到乡村，将孩子送入一所大山村小。然后，她们在村里租下房子，陪伴孩子上学。

苟村，第一次迎来了外乡的城市租客。

从城市送儿子去村小

一个多月前，戴丽兰带着5岁的儿子从300公里外的成都市区来到这个位于四川广元山区的村庄，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一间农屋，陪伴儿子上学。

农屋距离儿子就读的范家小学仅仅300米，这是栋2层小楼，白墙灰瓦，一条水泥路从门口的小院前穿过，房屋周围是大片的稻田和荷塘，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

为什么要送儿子来农村上学？还得从一场跨年演讲说起。

2018年的最后一天，罗振宇在他长达4个小时的跨年演讲里讲到了这所范家小学的故事，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有最先锋的教育理念，在这所山区小学都能看到。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育人。

位于四川广元利州区宝轮镇苟村一组的范家小学一夜间火了。到访者不绝，校长的电话不断。

这是所不大的学校，一个小操场，两栋相连的3层楼房，一侧是教学楼，一侧是住宿区。全校上下不足百人，学生大部分为留守儿童，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学校，一周回家一次。

↑航拍范家小学

这原本是一所面临消亡的山村小学。

校长张平原在这里做了大胆的尝试，他们不再与城市孩子比拼成绩，将课堂融入到乡村的自然之中，尊重孩子个性，把“玩”当成一项课程，他希望这里的孩子能够在学习的同时更能拥有快乐的童年。

↑上户外课的学生在搬运木头

戴丽兰从听说范家小学到决定让孩子就读，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

这之前，儿子在成都一所知名的私立幼儿园上学，那里学费不菲，环境和配套设施在整个成都也处于前列。但戴丽兰觉得，孩子被学校束缚住了，同时，“在里面上学的孩子基本上都有不错的家庭条件，尽管孩子小，但他们之间的攀比心也开始逐渐出现。”这让戴丽兰感到别扭，“他总是在‘索要’，要这个要那个，因为其他小朋友也有，得不到满足他就要闹。”

让孩子转入乡村学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戴丽兰觉得，儿子让人感觉没有男孩子该有的个性。

戴丽兰希望改变这样的状态。2019年春节后，她选择让儿子远离父母，寄宿在范家学校和农户家中，并向儿子许诺，如果表现好，一学期后过来陪他一起上学。这是个大胆的决定，从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孩子一时间需要留在这个陌生的大山之中。

与戴丽兰几乎同时，家住四川遂宁的熊妹玲也将大儿子送到范家小学。那之前，大儿子在遂宁市区一所不错的公立小学上一年级。但熊妹玲发现，除了作业外，儿子常常是无所事事的。熊妹玲认为，儿子的这种状态与“城市”和“学校”有着很大关系。

春节后，她决定把儿子送到这里试上一试，如果效果好，下个学期就把即将上学的小儿子也带过来。这期间，儿子寄宿在学校，周末住在班主任家，节假日再被接回遂宁。

↑熊妹玲在苟村租住的房子

9月，新学年开始，戴丽兰兑现了对孩子的承诺，熊妹玲也从遂宁来到当地。两人很凑巧地租到了同一栋农家房内，门对着门。

从上海、郑州辗转到苟村

与戴丽兰、熊妹玲一样送孩子来范家小学的还有沈阳的高丽霞，以及辗转上海、郑州而来的张亚文。

校长张平原介绍，新学年学校的人数有较大增长，其中有较大部分来自非招生区域。

↑熊妹玲和其他孩子家长交流

张亚文可能是这几位城市家长中最为“波折”的一个。

她的身上曾有着当下中国城市典型家长的影子：拼命工作，带孩子挤进一所竞争激烈的优质学校，送孩子上各类兴趣学堂补习班，忙着加班也忙着给孩子辅导功课。

那时，她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上班，丈夫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大女儿在那里从幼儿园上到了三年级。期间，他们还迎来了小女儿。

↑张亚文

这一切都让不少人羡慕，但张亚文渐渐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每天送大女儿上学就觉得她很烦躁，接她时也是垂头丧气的状态，很明显，她并不喜欢学校。”张亚文反思，如果花费心血培养的孩子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又有何意义呢？

“到底考出高分重要，还是一个有快乐、有爱好、拥有独立内核的人重要呢？”张亚文问自己。

2017年，女儿三年级结束，张亚文将她带回了郑州老家。“一方面孩子爸爸生意有变化，另一方面也主要想让孩子换一个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张亚文也开始关注到教育领域，学习教育文章，了解身边的创新学校，参加教育论坛。在郑州，她还和几名共同关注创新教育的家长筹办了一个社区学堂，让女儿也在其中学习。不过，不到一年学堂关闭，但张亚文已不想让女儿再回到学校了。

这时候，范家小学走进了她的视野。

那是在一次教育创新论坛上，校长张平原作为嘉宾进行了演讲，之后，张亚文查询了大量关于范家小学的资料和报道，她觉得这里正是她和孩子理想的学校。“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尊重孩子的个性，注重孩子的当下而不是未来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张亚文特地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出发，“2019年8月8号”。她带着11岁的大女儿和6岁的小女儿，一路来到范家小学。“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当时天很蓝，成片的稻田荷塘，空气无比清新。”学校老师接待了他们，张亚文看到了打破传统格局的教室，以及留在教室的各种画本、手工和图书。

兜兜转转，母女三人最后留在了这所四川村小。

↑张亚文大女儿因腿部疾病在家休息

“你们咋越混越差了！”

从城市到乡村的选择需要面临太多，抛开单纯的地域变化，生活变化，或许更重要的是，还是来自家人和亲朋好友的不解。

来到苟村一个多月了，熊妹玲仍会接到家里不同亲戚的电话，“前两天姑姑还打电话问我到底是咋想的，一家人都在遂宁，好好的工作不做，城里的学校也不上了，要待在乡坝里。”这样的电话不少，熊妹玲的回复也很简单，“你们有时间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话语最重的是戴丽兰的公公。公公是农村人，此前一直生活在广元剑阁县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多年村支书，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人。多年来，他将三个儿子都送出了村，他们都在成都安了家。就连公公自己也告别了老家，住到了距离剑阁县城不远的剑门关镇上。

戴丽兰是在给儿子报完名后才告知公公这个消息的。听到儿媳把孙儿带到一所农村小学，公公当时就表达了强烈不满。“在农村，讲的就是要脱掉‘农皮’，往更好更大的城市发展，只有混得差的人才往回走。”戴丽兰说，在送孩子到农村上学的这件事上，自己就是这样“混得差的人”。

↑范家小学的学生课间玩耍

在一场家庭“批斗会”上，公公甚至发了火：“好不容易把带泥土的鞋脱了，你又给他穿上。你们咋混成这样了，越混越差！大家想方设法的要从农村走出去，要进好学校，你们反而越发展越倒退了。”

公公发火之余还以为儿媳在成都遇到了困难：“你有什么困难，我去给你二哥说，让他帮你，找学校解决房子都可以，咋能到村小去？”

戴丽兰也不示弱：“送孩子到农村跟钱无关，如果他适应城里的环境，一年20万我也会供，但如果不适应就没办法。我的儿子我做主，你不满意就找你儿子再生一个。”

在成都经营企业的二哥也表达了不解：“成都有那么多的学校可以选择，就没有你看得上的？”

戴丽兰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自己一直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只要做了决定，旁人也就很难再让她改变。

张亚文也一度面临这样的理念之争。她讲到了与丈夫之间的一场“辩论”。在丈夫看来，孩子上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成绩，考上好的大学，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未来吗？而在张亚文心里，“只要她快乐成长，有一个好的土壤做底子，将来做什么应该都不会差吧。”

两个人似乎都有道理。

而在现实的乡村陪读里，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也确实存在。

58岁的沈阳老太高丽霞和外孙女租住在苟村村口的一家农家乐，租金每月300元。说是农家乐，其实是一栋普通的农村土墙房。房间内，高丽霞把两张原有的单人床拼在一起，靠着窗户。床边摆上了一张折叠桌，板凳上放着锅碗瓢盆，地上堆着周末刚刚从村外镇上买来的菜。房间没有厕所，她们需要与房东共用一个农家厕所。农村的蚊虫多，她几乎不开门，或者长时间在门口挂着一道防蚊帘。　

↑高丽霞的房间里放着讲述范家小学的图书《变量》

乡村生活对于这个沈阳老太来讲，需要不短的融入过程。

语言是最大的问题。高丽霞用东北话夹杂着几句四川话说道，“成都那边说‘不知道’作‘不晓得’，但他们这里却说的是‘晓不得’，去玩说的是‘去耍’……”很多时候，当房东邀请一起吃饭时，高丽霞都回绝了，“主要就是不懂他们说的啥。”

这也是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外孙女需要面对的难题。12人的班级里，10个孩子都是当地人，“讲普通话的只有她和另一个孩子。”

↑高丽霞

孩子有变化吗？

来到村小后，孩子有没有变化？

“变化很大。”戴丽兰肯定地回答，“他会表达爱了，以前追着买的东西也不再闹着买，从索要慢慢懂得了去分享和感恩，他会说妈妈你辛苦了，谢谢妈妈。”

戴丽兰说，当初儿子刚到范家小学时，一开始几天，儿子并不愿意跟这些孩子待在一起，不跟他们讲话，上课铃响了也不进教室。“但校长和老师都没有硬着让他进教室，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去玩，老师只是做好安全保护。慢慢地，他自己就加入到小朋友当中，然后进了教室。老师遵从了孩子个人的状态。”

戴丽兰谈到，儿子之前在成都，对花钱没有概念，“反正别人有我就要有，他的玩具都堆满了屋子，走到哪里买到哪里。而在这边，家里就那么几个玩具，他也玩得很开心。他跟他的小伙伴一起，一个滑板车也能玩很久。”

↑课间活动，范家小学的学生在玩耍

“儿子在城里，太过优越其实不是好事。我就是要他来体验这里的农村生活。”但她也强调，这跟常规的“吃苦教育”不同，“我觉得他们的学校环境是很好的，不存在吃苦，反而把习惯锻炼得很好。之前饭都要我喂，现在这边什么都是靠自己，这就是改变，而且这不是老师要求必须要干的，而是看到别人的孩子这样，就模仿，你可以做好，我也可以做好。”

“当然，把所有东西都寄托在学校也是不可能的。”戴丽兰说，儿子毕竟长期生活在城里，如何让儿子回到农村又不被农村所局限，她觉得家长也非常重要，“每年我们也会带他去出游，去游乐场，假期回到城市去接触城市的环境。”

另一方面，孩子目前还处于小学阶段，而对于小学的知识来讲，范家小学的老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学阶段就那样。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把学习变得快乐轻松一点。”戴丽兰说。

↑范家小学的学生在练习踢足球

对于远期，戴丽兰坦言，作为家长，不关心成绩这是假话，但成绩并不是全部。她希望儿子呈现的状态是这样的：“他有自己的主动性，会主动说，妈妈等我把学习弄好再去干嘛干嘛，而不是家长来要求他，先把学习弄好，我们再去干嘛。”

感受到变化的还有熊妹玲。

她这样形容大儿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他会帮我做家务，拿着绘本给弟弟讲故事，开朗了太多。”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结石发作，放假在家的儿子说出了一个她都不知道的方子，“妈妈你可以喝点金钱草啊”。熊妹玲很是惊奇，一个7岁的孩子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熊妹玲的大儿子抓住一只蝗虫给弟弟看

这是儿子在学校的一次户外植物课堂学到的。在儿子的描述中，那次课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不仅要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还要在画本上画出它的样子，详细认识它的功效。“而这样的课堂在城市是很难做到的。”熊妹玲说。

↑熊妹玲带着儿子和租在一起的同学在回家路上观察荷叶

在村子陪读的一个多月里，4岁的小儿子也有了变化。按熊妹玲的话说，小儿子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孩子，在这之前，除了熟悉的家里人，面对其他人的问话，基本只有点头和摇头两个动作。“但现在他就不这样了。”

熊妹玲认为，这些变化正是范家小学带来的。

不过，这些变化对于张亚文和高丽霞来讲，暂时或许还无法看到。但张亚文也提到，“至少在这里，孩子是想去上学的，一讲起学校的事就很兴奋，不像之前对于学校总是垂头丧气的。”

“要对得起人家的孩子”

对于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来讲，学校的出名更像是一场被动的意外。

张平原提到，范家小学办学的开始，一方面是基于学校本身就是为本地居民上学提供便利的，另一方面是乡村人口的外移，学生人数下降，学校面临着消亡的现实，不得不进行一场改革。

↑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

但这些留守的农村孩子又难以与城市学校的孩子单纯地比拼成绩。于是，学校把办学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为孩子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让他们保持童年该有的天性和向上的状态，“能不能考学不是我们的事，北大清华的要求对我们来说过分了。”

“办学之前就没有想过会出名，只是在过程中被出名了。”张平原说。

而出名后最直接的影响，就在于一拨又一拨的拜访者找到了学校。张平原形容称“真的是络绎不绝”，“但他们单纯地来看，又能看出什么来呢？”到最后，张平原不得不谢绝了大部分的来校考察。

新学年，学校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这其中就包括像熊妹玲、戴丽兰一样远道而来的外来者。张平原对此看得很清楚：“不能简单地用学生人数的增长来判断学校品质的问题。”这里更有着不小的压力。

“他们的到来对我们办学能力，应该是一种促进，我们要清楚，我们有没有底去接受这些孩子和家长。”张平原直言，“转来的娃娃给了我们压力，不追求更好，就会对不起人家的孩子。”

张亚文在送孩子来范家小学时曾有担心：“学校再好毕竟在山村里，老师的眼界会直接影响这个学校的视野和孩子的眼界。”的确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包括校长在内，范家小学的老师们尽管在做着变革，但他们是否会陷在这个苟村和这些留守儿童身上，也是一个问题。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在和熊妹玲交流

张平原也意识到了。在过去的这大半年里，他到多个城市参加了各类教育论坛，并通过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了解到多个国外的教育实际样本。目前，他已开始着手在部分年级进行新的改革尝试。

“以儿童为中心！”从比拼教师能力，由老师决定教什么，孩子学什么转变为一个辅助者，“考虑孩子的需求，想学什么，感兴趣什么。”张平原畅想，“这样就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当一个孩子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他想学想做，未来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他吗？”

这天，张平原也把这个想法讲给了熊妹玲，“你的孩子会变得更好。”

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红星新闻”。原标题《大山里的一所村小，吸引了成都、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来读书，为什么？》。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观点，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