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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声名远扬的补习班，台湾教育还有哪些特色？

6月，笔者随团去台湾，临行前就是抱着这样的好奇心，想去一探究竟。一周时间，拜访了多所学校，小学中学，公立私立，虽是走马观花，却也不虚此行。

课纲

台湾基层学校关于108课纲及素养教育的讨论，更多是分歧和争议的声音。一方面，是教育官员大力宣扬素养教育的种种好处，擘画美好愿景；一方面，是一些基层校长老师的困惑与不解。这一现象，和大陆社会各界对于素质教育的认知差异，何其相似。

台湾之行，参观走访的每所学校，在座谈交流过程中，都会有老师提及108课纲一词。

对于这个108课纲，笔者之前没有一点概念，听来陌生新奇，于是，专门讨教一番，后大致有所了解。

所谓108课纲，是台湾地区民进党政府主导推进的一项教改工程，2019年正式启用，其中包藏政治祸心，意图通过教育管道，对学生进行台独意识的渗透渲染，进而在台湾地区全面推行去中国化。

基于两岸现状，我们一行在和台湾地区的校长、老师交流过程中，尽量避开意识形态话题，更多侧重于教育理念和技术层面的探讨，对108课纲，亦是如此。

108课纲的教育理念，一言以蔽之：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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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旨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根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定义，核心素养是指一个人适应现在生活及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态度。核心素养倡导自主探究、独立思考，强调多面向的学习。

台湾教育部门关于素养教育的这套说辞，耳熟能详，毫无违和感，和大陆倡导的素质教育，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在走访过程中，听到台湾基层学校关于108课纲及素养教育的讨论，更多是分歧和争议的声音。

一方面，是教育官员大力宣扬素养教育的种种好处，擘画美好愿景；一方面，是一些基层校长老师的困惑与不解。这一现象，和大陆社会各界对于素质教育的认知差异，何其相似。

离台前一天，我们参加了一个教育论坛，有幸聆听了前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先生的发言。

在刘源俊先生之前，是台湾教育部门一个技术官员发言，他的发言充斥着对108课纲的溢美之词，主题是三个第一：学生第一，素养第一，幸福第一。

可是，刘源俊先生并不买账，在十分钟左右的简短发言中，毫不客气，直斥108课纲所谓素养教育的各种不切实际。

听了刘源俊先生的观点，笔者很受启发。是故，待他发言完毕离开时，我提前候在大厅门口，向他请教了一番。

刘先生认为，台湾教改是失败的，所谓素养教育，食洋不化，搞花架子。

他感慨说，“我做了一辈子教育，现在都搞不懂台湾的教育了，台湾教育应该走正路”。

临了，刘先生向我推荐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代校长、静宜大学以及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的李家同先生，题目叫《我没有新课纲内的素养，何谓素养？》。

遗憾的是，网上百度不到这篇文章，我只好请随团的台湾朋友用他的手机搜索后，截图微信给我。

李家同先生是知名学者，资深教育家，对于教育问题，当然有话语权。他的《何谓素养？》一文，对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素养教育，表达出和刘源俊先生同样的质疑态度，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最令我困惑的是，现代生活和未来生活的特点是科技变化非常之快，应付这种情况，政府应该教孩子们好好地念书，唯有将基本的学问学好，才能应付这种挑战。

可是，政府在强调现代化生活和面对未来的时候，却又强力地弱化了必修课程，也就是说，学生在基本学问上绝对会退步。这些孩子如何能够应付未来生活？

文章最后，李先生感慨：“新课纲所提出的素养，使我感到非常困惑。既然感到困惑，我只能下一结论，我没有这些素养”。

李家同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素养教育的困惑与质疑，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08课纲大幅压缩必修课内容与课时，弱化语数外理化等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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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李家同先生所批判的台湾教育问题，在大陆也已初现端倪，譬如，这几年对奥数的妖魔化倾向，就是一例。

素养教育，或曰素质教育，笔者一贯的观点是：理念当然美好，概念云山雾罩，内涵不清，外延不明。

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其内涵实质是什么，外延边界在哪里，诸多专家学者没一个说得清楚明白，大都是在玩概念游戏，循环定义。

客观评价，素养教育，理念方向上当然正确，问题是，没有准确定义，没有清晰边界，结果呢？素质教育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在台湾地区，和素养教育匹配链接的教育理念，就是快乐教育，大陆也是如此。

据媒体报道，2019年秋季学期刚开学，因“卡管”事件辞职后，又二次回锅执掌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潘文忠就发文呼吁“让我们的孩子快快乐乐地学习、长大”，“不过度安排学生学习，要留白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对此，台湾教育学者段心仪指出，高中初中化、初中小学化、小学无下限已是台湾教育的现状，学生竞争力正在下降中，现在的新课纲将加剧这种恶化。

学校存在的意义，在于知识传播。不论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私塾官学，还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文化知识的传播传承都是核心功能。

至于学生素养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需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合作完成，不能完全依赖学校，不能将教育完全等同于学校教育，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责任，都压给学校。

可是，素养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却模糊了学校这一首要功能，将学校功能无限延展。

台湾地区补习班的兴盛，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现象：素养教育靠学校，知识教育靠补习班。

这是学校教育的一种错位，一种异化，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信息化、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学校形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尚不可知，可是，组织化的学校体系只要存在，知识传播的功能，就不会被弱化。

不论台湾地区还是大陆，素养教育或素质教育，现如今，都占据着主流话语和道德制高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理性思考和讨论的空间，有待改进改善。

补习班

改革了高考制度，真能减轻学业负担吗？台湾地区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台湾2002年就实行了“多元入学”，而且大学学位供大于求，上大学轻松随意，可是，十多年下来，校外补习依然如故，不见消停。

台湾地区补习文化盛行，早有耳闻。此次台湾之行，我特别留意校外培训现象，果然，一路走下来，几乎所有的城区学校周边，都能看到繁杂林立的校外培训机构广告，堪称一景。

作者陆建国供图

据了解，台湾地区的小学阶段，尤其小学高年级，有60%以上的学生参加校外补课。

初中生补课比例，低于小学。小学恶补，主要是希望通过补习提分，考上私立中学，因为进了私立中学，大都可以直升本校高中。

笔者在台北一所私立中学交流时，校长介绍，私立中学招生，会采取笔试+面试的方式，择优录取，当然，政策上并不允许，但是，刚性约束不强。

本校初中生直升高中，也有比例限制，50%这样，其他则需要参加会考。不过，校长也说，本校学生只要想升入本校高中，学校会有操作空间，基本都能解决。

在台中市一所小学观摩的过程中，得知学校在下午放学后，会为成绩处于后5%—10%的学生，提供校内有偿补习服务。

该校老师介绍，这种校内补习政策，台中市各小学都有，费用大约是校外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主要是补差补缺。

但是，据几位老师说，即便如此，很多成绩靠后的学生，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还是会去校外补习，原因在于校内补课限制很多，达不到校外的提分效果。

另外，台湾小学还有一种课照班，和大陆中小学的课后服务类似，主要是解决家长接送难问题，以社团活动为主，不许补课。

台湾校外补习成为现象级存在，其深层次原因，还是高考所致。

虽然台湾地区2002年就取消了全岛统一、一考定终身的“大学联考”，改用“多元入学”方案，兼之台湾地区大学众多，及少子化问题影响，现在台湾学生上大学非常容易。

但是，社会认同度高的名校，竞争仍然十分激烈，要进入那几所头部大学，仍须下一番苦功。

作者陆建国供图

校外补习蔚然成风，高考固然是主导性因素，但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在整体追求小确幸的台湾社会，减负属于主流话语，其结果，就是导致台湾基础教育走进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校内放羊、校外厮杀的怪圈，公立中小学宽松低质。

反观大陆，这些年，减负同样是教育领域的高频词，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为共和国的下一代，操碎了心，生怕孩子苦着累着，痛心疾首地批判，声嘶力竭地呼吁，一份份文件，一道道紧箍咒，急急如律令。

为给学生减负，大陆专家学者开了N多药方，其中最猛的一剂，就是全面改革现行的“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采用综合素质评价，或曰多元评价体系，以此扭转应试倾向带来的学业负担问题。

问题是，改革了高考制度，真能减轻学业负担吗？

台湾地区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台湾2002年就实行了“多元入学”，而且大学学位供大于求，上大学轻松随意，可是，十多年下来，校外补习依然如故，不见消停。

作者陆建国供图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不复杂。整个东亚文化圈，受儒家文化浸染，以及中国科举取仕制度的影响，读书改变命运，是一个普遍且朴素的文化信仰，尚学之风，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不论是一考定终身，还是多元入学，只要还有考试赋分，只要大学还有好中差之分，只要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品质依然泾渭分明，为了考更高的分数，读更好的大学，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万变不离其宗，学习压力肯定难以减轻。

同时，在当下中国，诚信体系和监督体系尚不完善，贸然改革现行高考制度，采用综合素质评价，必然带来自由裁量空间，极易产生各种勾兑交易，改革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绝对不容忽视。

笔者认为，对于学业负担问题，应辩证看待，一方面，当下人类社会的知识体量，以几何级数增长，现今学生要学习掌握的知识，不论广度还是深度，和古人，乃至上几代人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学业负担相对重一些，是历史必然；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生产力的支撑，需要一代一代接续奋斗，青年人多学点知识，担当起大国崛起主力角色，也是历史使命。

全球化时代，竞争加剧，节奏加快，在这种大势之下，奢谈向往低竞争低压力的学习生活，有些不合时宜，一厢情愿，除非，世界退回小国寡民状态，或者，天下大同。

当然，一些学校存在的低效重复刷题、填鸭式教学之类现象，无端加大了学生学习负担，确实需要强力纠偏。不过，战术层面的问题，不该用战略调整的方式来解决。

笔者担心，以目前的治理逻辑，大陆的基础教育体系，尤其是公立中小学，最后会和台湾地区一样，沦为低质化代名词。结果就是家长用脚投票，经济条件好的，选择私立学校，或校外补课，条件一般的，只能困守公立学校。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整体社会价值观必须昂扬向上，如果像芬兰、不丹之类的欧亚小国一样，或偏安一隅，或仰人鼻息，追求小确幸，安于现状自得其乐，丧失负重前行的坚韧斗志，那么，在新一轮全球发展竞争过程中，可能只需三十年，就会进入下行通道，国运反转。

拿台湾地区来说，如果没有大陆的荫庇和输血，以目前的社会发展态势，用不了三十年，必然全面衰落。

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奇迹，人口红利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红利，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生产红利，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消费红利。

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巨量人口所释放的生产红利关系巨大，但是，人口规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红利。

当然，这背后，还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教育普及进程加快，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有很大关联。

所以，几乎同样人口规模的印度，由于民族性的差异，就很难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口红利现象。

可以说，勤劳勤奋，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资优教育

华为的高薪制告诉我们，天才很贵，不要浪费。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发掘学生的创新力，近在眼前的台湾资优教育，颇具前瞻性，有待大陆专家学者，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予以关注研究。

资优班，是此次台湾之行，听到的另一个陌生概念。

这是在一所小学座谈过程中，校长给我们介绍学校概况以及办学特色时，突然冒出的词语。

因为发音问题，一开始，我听成了资源班，以为和大陆的资源教室一个概念，后来问了身边的台湾教师，才知是“资优班”。

原来，台湾地区的特殊教育有两类，一类是针对身心残障学生的，还一类是针对禀赋优异学生的。

第一类，和大陆教育系统约定俗成的特殊教育，基本一致；

第二类，在大陆基础教育领域，目前找不到大体相当的对应物。

据那位老师介绍，他们学校的资优班，有艺才资优班和智能资优班。艺才资优班，侧重音乐美术之类艺术特长的挖掘培养；智能资优班，侧重于数理学科类学习深造。

资优班的成立流程，大体如下：首先，学校根据本校的教育特色，师资情况以及学生特长，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呈报设立某类资优班的申请，可以申请在起始年级设立，也可以在非起始年级设立。

教育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会审核该校师资力量等事项，资优班作为特殊教育的一种，要求任教的老师，除了普通教师资格证之外，还要具备与从事的某类资优教育匹配的特殊教育资格证书。

待审核通过，学校就可以进行招生了，不论是艺才资优班，还是智能资优班，所招收的学生，都要经过专业机构审查鉴定，智能资优班的学生，则要经过智力测试。

资优班招生，不限于本校学生，本地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可以跨校申报。

具体教学组织方式上，各个学校大同小异，一般情况下，这些资优班的学生，平时分散在各自行政班级随班就读，和其他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

在午休时间，下午放学后或节假日，资优班学生就会集中起来，在校内的实验室、图书馆，或者校外的博物馆等地方，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进行针对性系统性的培优提升，学习内容加深加宽。也有极少数学校，对资优班学生，单独编班，自成一体。

台湾地区的资优教育，在理论基础上，或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具体实践。可以说，在当前台湾地区基础教育整体不容乐观的情况下，这一抹亮色，代表着一种多元化、前瞻性的探索，很有意义。

对于天资优异学生的培养，大陆八九十年代的少年班是典型案例，可是后来日渐式微。

这些年，关于少年班伤仲永的故事，各种版本流传，少年班俨然成为拔苗助长的代名词。

2015年孙红雷主演的电影《少年班》，更是把少年班演绎成了一幕荒诞剧，不伦不类，一地鸡毛。

图源：百度百科

不可否认，少年班当然有少年班的问题，可是，因此停滞对于天才学生的挖掘培养，是否因噎废食？

义务教育阶段，大陆严禁中小学根据成绩分快慢班，或者设立特色班、特长班等重点班，这是红线，不可触碰。

高中阶段，有人认为，和新高考改革伴生的选课走班，与台湾地区的资优班，有相通之处。

其实不然，选课走班是基于兴趣爱好，资优班是基于禀赋特长，两者虽有交集，但不能混为一谈。

因为，前者是个人自主选择课程班级，后者则需专业机构鉴定筛选，择优之后，资优。

如果说我们高中阶段有与之对应的情况，那么，一些学校设置的奥赛班、创新班之类，可以算作智能资优班。

因为，这类班级主要是依据中考成绩进行编班，而学生的成绩和智力基本是正相关的，同时，这类班级配备的老师，相对较强，也属先择优，后资优。

不过，两者之间，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上，还是有很大差异，例如，资优班的设立，出发点是对拔尖人才进行因材施教，不是为应对中高考，当然，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否有变形走样，笔者不甚了解。

就基础教育而言，同文同种的大陆与台湾，教育系统在减负、素质教育、以及对“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的反思等方面，取向趋于一致。

可是，台湾的资优班制度，却有待大陆专家学者，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予以关注研究。

天才是存在的。人群中总有极少数人，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的比例，天资极高，他们的记忆力理解力洞察力，远超常人。

可是，我们现行的教育政策，却以公平之名，在中小学阶段，硬是把这些天资过人的孩子，摁在普通班级里，按部就班地接受一般教育，这对他们来说，有失公平，甚至是一种伤害，只是，这种伤害是隐性的，难以量化而已。

道理通俗易懂，譬如，因为父母遗传因素，有的孩子身高能长到一米八九，有的孩子最多一米六七，这两类孩子，在身体发育阶段，所需要的营养总量自然不同。

那么，在其成长关键期，给他们提供一样质量的食物，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看，似乎是公平的，可是，具体到个体成长，真的公平吗？答案不言而喻。

我们的基础教育，在政策和实践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悖论。

在事关顶层设计的文件里，白纸黑字写着的，往往是因材施教，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等等。

可是，在某些具体操作环节，又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小学初中禁止分快慢班特长班，就是一例。

中小学弱化避免应试倾向，万分正确，但是，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则有值得商榷之处。

教育公平，更多应该着眼于机会公平，不能曲解为教育资源的绝对平均分配，变成大锅饭。须知，有教无类是价值观，因材施教是方法论，二者不能混淆颠倒。

今年7月23日，华为集团总裁办发布了一封邮件，宣布对8位2019届应届博士毕业生实行年薪制管理，他们年薪最低限为89.6万元，最高限为201万元。

图源：网络

邮件中还提到，华为要用顶级的挑战和顶级的薪酬去吸引顶尖人才，今年还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今后逐年增加，以调整队伍的作战能力结构。

华为在美国全力打压之下，迄今为止，还能够站直了没趴下，与其一贯重视人才，重视科研，关系巨大。

华为的高薪制告诉我们，天才很贵，不要浪费。当然，这种贵，不是狭义的高工资，更多是顶尖人才的资源稀缺性。

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官员，对欧美一些教育理念推崇备至，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真心担忧中国现行的基础教育政策，扼杀了孩子的天性，抑制了孩子的创新思维，所以，学美国，学芬兰，各种焦虑，洋为中用，其忧患意识值得点赞。

可是，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发掘学生的创新力，近在眼前的台湾资优教育，颇具前瞻性，对此，大陆学界却又鲜少提及，这不科学。

思考中国教育，设计中国教育，有三个关键词不能忽略，即：民族性，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

这三个关键词，是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教育的三个支点，三块基石，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离开这三点，奢谈中国教育，所谓高屋建瓴，都是空中楼阁。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在线（eoleoleol）”，作者陆建国，现任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