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教育一直为人所称道。然而，细究之下的美国教育体系，其实仍是一场精英阶层的“围墙游戏”。教育竞争愈加提前、贫富家庭就读顶尖名校的差距不断扩大、“新贵族阶层”对其特权的持续赋能，这些都让教育成为权贵的游戏，让美国中产阶级的晋升梦变得遥不可及。

作为世界精英教育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的精英教育，以高强度的学习生活安排、强大的校友圈、过硬的软实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生

然而，精英教育真正的迷人之处，其实在于它成为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手段。这也是家长们趋之若鹜，不惜花费精力财力，也要把孩子送进顶尖名校的原因。

但实际上，美国公众对于精英教育早有不满，现有的精英体制进入了“遗产型资本主义”，子女的教育程度也越来越取决于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拼爹妈、拼人脉、拼财力”，精英家庭的父母更鸡血。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正试图建立起一道“围墙”，保护自己享有的特权，美国的精英大学录取制度，愈发成为精英统治的游戏，而游戏规则只利于强者，阶层正趋近于不可逾越，突破“围墙”远比家长想象的难。

精英教育的竞争早已被提前

美国精英教育的学业竞争，早已被提前至出生后。父母被残酷的精英主义包围，迫使他们去为孩子做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事。

George Packer是美国纽约的一位中产家长，儿子2岁时已经学会使用单词一年了，他为孩子申请了一所配备崭新艺术和舞蹈工作室的私立学校。

面试时，招生官询问了父母的工作状况，并为孩子提供了一张纸和蜡笔，让孩子作画。

这是儿子第一幅代表性画作，他在绿色的植物上方画了一个黄色的圆圈，代表月亮。George Packer原以为能凭此画成功入读，但招生官却抱以一个冰冷且难以理解的微笑。

不出意外，Geroge收到了私立学校的拒信。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面试时的询问，实际上是在筛选家长的背景。不是儿子被拒绝，他和妻子才是被拒绝的人！

George Packer在儿子很小时就为其申请私立学校，这并不是因为他希望孩子上私立幼儿园，而是因为在纽约市，他必须像其他许多家庭一样跟随这样的“主流”趋势，为儿子漫长的未来前景规划路线。

这样的精英体系，支配着大多数美国父母无意识地去“奉献”，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人脉，并驱使家长像信徒那样信奉“精英教育”。

因为他们明白：只有通过一流的教育和高薪的职业才能获得改变，并且代代相传。

这样的环境下，父母的主题词就是“焦虑”。

在人口密集的纽约，社会分层明显，家长普遍具有压迫感，有时仅仅晚个几分钟就会感觉到落后于其他人了。

George Packer为了给儿子登记一所托儿所，在周六天还没亮时就出门了，当他到达时，学校锁着门，注册还需等待2个小时。

托儿所将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发放名额，而他已经排到了第30名。在队伍的前排，一些父母早就做好了准备，躺在睡袋里在学校门口过了一夜。

尽管George Packer厌恶这种竞争，并认为这样激烈的状态会让父母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紧张。但他不得不陷入这场疯狂的“教育战争”中，无法理解，无法逃脱。

实际上，这样的焦虑感反映着美国精英教育的运作模式，该模式现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新的阶层结构。

在这种阶层结构中，精英家庭将金钱，人脉，野心和职业道德转移到孩子身上。

为此，精英家庭的孩子会获得更多发展自身能力的机会，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则进一步落后，看不到子女升迁的希望。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Daniel Markovits在《The Meritocracy Trap》书中指出：这种制度将精英家庭变成了商业企业，而孩子则变成了过度劳累、虚假的“成功机器”。同时应运而生的，是一种有利于精英阶层人士，不利于其他阶层人士前景的经济。

不同阶级在金钱和时间上对子女的投资，早在幼儿园就显现了差距：精英家庭的孩子比中产家庭的孩子多出整整两年的优势，他们的成绩差距几乎不可逾越。

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家庭，比你想象的更富有

事实上，早期的精英体制曾倡导过要让社会流动。

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Kingman Brewster明确声称要打破世袭精英，学生要根据成绩而不是家庭来获得录取。

现在，美国的精英大学仍然声称对任何人开放，要通过判断努力和能力来录取学生。然而，在实践中，精英政治还是狭隘地把精英之外的所有人都排斥在外。

2017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美包括五所藤校（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布朗大学）在内的38所大学中，来自前 1% 精英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来自后60%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

贫富家庭间入学差距

该研究结果来自于数百万计的匿名税务申报和学费记录，还追踪了1980年至1991年间出生的约3000万学生。

他们发现，就读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家庭比专家们所估计的更为富有：

大约有25%来自富有家庭的学生，可以就读所谓的“精英大学”（特指那些集中排名居前的名校）。

相比之下，收入处于底部25%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也只有不到0.5%的几率就读精英大学。

他们中超过一半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在精英大学中，来自家庭收入垫底40％的学生比例十年间基本维持不变。

这些数据意味着，各阶层就读顶尖大学的机会实际上没有太大变化，即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

美国精英大学对遗产和裙带关系的偏好，使其依然为富有的申请者大开校门。同时，遗产和裙带关系还使富裕家庭的孩子能享有更为优质的教育。

有数据显示，美国父母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孩子在SAT考试中的分数，比父母年收入4万到6万美元的孩子高出250分左右。（注：SAT，标准化考试，俗称美国高考，满分1600分）

《The Meritocracy Trap》一书中也提到：在耶鲁大学的SAT平均成绩中，来自最贫困三分之一家庭的200个孩子中，只有一位SAT分数达标。

书籍《The Meritocracy Trap》

与此同时，好的大学意味着好的工作，美国顶级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高薪雇主，也几乎只从少数精英大学招聘人才。努力工作的普通孩子成为了“局外人”，不再享有真正的机会。

根据Tom Hertz《了解美国的流动性》的研究表明：美国每100个出生在收入后20%家庭的孩子中，只有一个可以跨越阶层进入前5%。

这意味着，美国精英教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它创造的这种竞争，即使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但也只有富人才能获胜。

9.9%新精英阶层的教育特权

201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作者Matthew Stewart发表了一篇名为《9.9%的美国新贵族》，他按经济状况将美国人分为三个阶层：

0.1%的极富裕阶层；

9.9%的富裕阶层；

90%的普通阶层。

中间的这 9.9% 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Matthew将他们称为“美国新贵族”：

他们是一群彬彬有礼、身着法兰绒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晦涩头衔的 MBA、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士；

他们有好家庭、好健康、好学校、好邻居和好工作；

想要成为这一阶层，资产净值应达到120万美元... ...

而这9.9%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为自己谋取利益，其中就包括教育。

耶鲁大学前英语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对目前美国的形式做了如下精到总结：“我们这套新的、注重多种族与性别中立的精英教育制度已经找到了世袭罔替之路。”

正如丹尼尔·金在著作《录取的代价》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精英大学有一套“继承优先政策（ legacy-admissions policies）”，即：优先录取本校校友的后代。

这就意味着在美国，精英阶层已掌握了，以牺牲他人后代为代价的、巩固财富和传递特权的老把戏。一旦你选对了父母，游戏就打完一半了。

根据哈佛深红报今年最新统计的新生数据来看，29.3%的新生中，至少有一位亲戚或父母曾是哈佛校友；而有46%新生来自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约人民币336万）；

至于体育招生，总的来说富人也占上风，因为他们的子女能从事长曲棍球、壁球、击剑，以及其他高成本的、为私立及公立精英学校所看重的运动。

虽然申请人逐年激增，导致顶级高校的录取率直线下降，但这9.9%新贵族依然有办法为自己新造一套精英大学名单。大学管理人员和利益，驱使大学排名将近50所大学的地位，抬升至和1980年时的普林斯顿大学一样顶尖。

这些大学通过堆积如山的拒绝信和超高的拒绝率让自己更受欢迎。与拒绝率相媲美的，还有这些大学的学费。

从 1963 年到 2013 年，相对于美国平均工资水平而言，这些大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上涨了两倍多。

这还不包括精英父母们在子女前十几年的教育投资——聘请留学顾问、读私校、上冷门艺术课，以及安排尚在读小学的子女去偏僻、鲜有人知的乡村进行特别的暑期活动……

那么，为啥富人们如此热衷于花钱买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钱花得值。

在今日的美国，教育的回报率比 1950 年时高出了 50%，大学工资升水率（College Wage Premium，即大学毕业生收入与高中毕业生收入的比值）已达到 70% 多，高出了不少发达国家。

例如，挪威和丹麦的大学工资升水率不到 20%；日本不到 30%；而法国和德国的也不过约 40%。

9.9%的新贵族认为：不管怎样，教育溢价不断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现代经济中那些优质人才价值的不断上升。这句话的潜台词代表着：精英家庭所得到的回报，直接与他们本身的功劳相挂钩。

高学历者薪资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工作表现更出色，而在于他们选择的工作本来就高薪。例如，超过一半的常春藤毕业生通常会直接从事金融、管理咨询、医学或法律。

Matthew Stewart把世上的职业划分为两种：

一种是，其从业者能发挥集体影响力，从而自主决定薪酬；

另一种则是，其从业者必须单打独斗地面对一切。

能从事前一种职业当然最好，但它已经被精英大学的毕业生们占据着。

在美国，医生和律师这一群体早已通过多年的布局构建出了各自的垄断联盟，因此其内部成员能成功地避开某些竞争。

这两个行当固然炙手可热，不过，如今精英阶层的“糖果教父”仍然是金融服务业。

20 世纪 50 年代时，银行家们只要从 40 美元中抽取 1 美元就很满意了，可如今，每 12 美元的 GDP 中就要有 1 美元被交给金融部门。

Matthew Stewart认为这套游戏的玩法十分复杂，不过其本质还是被 2008 年那场金融危机给抖露了出来——公众低估了风险，而金融专家们则落座赌场，掷起了两面都是“赢”字的硬币。

至于新贵族们现在拥有的金融体系，它根本不是自然产物。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强大的银行家们所设计和操纵——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因此，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贵族会团结起来组建各色协会，以保护他们享有的利益，这种对特权的不安全感，只会随着特权阶层与下层间鸿沟的扩大而日益加重。

同时，这不安的引擎又会驱策他们投入更多时间、更多经历去砌墙，好继续把他人隔离在外，从而继续自保。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会美其名曰：为了确保服务质量、为从业者提供公平的职场条件、以及让优秀人才得偿所值

教育本身总是好的。真正的教育能打开心灵，培养良好的公民。追求良好教育应该是为了有益社会。

然而，在美国这套失衡的精英体系中，教育已退化成一种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流动”已经成为难题。

参考资料：

The Atlantic: How Life Became an Endless, Terrible Competition.

The Atlantic: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The Atlantic: When the Culture War Comes for the Kids.

The Harvard Crimson: Class of 2023 By the Numbers.

The New York Times: Some Colleges Hav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han the Bottom 60.

Tom Hertz, American University: Understanding Mobility in America.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外滩教育”，文Jane，编Travis。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