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各个层级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不同代际教育机会的获得影响不同。研究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与2015两期数据为研究对象，以10年为代际研究组，70后为对照组，分析不同代际类别下80后与90后中职、高中与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代际变化规律。利用多项Logit模型研究发现，城乡教育差异随代际发展虽然仍旧存在，但90后在高中、中职、大专、本科四个层级的城乡差异均降低;男女受教育机会的差异性减小，虽然女性升中职和高中的性别劣势依然显著，但高中升本科的性别优势在80后与90后均出现反超;父亲学历对80后在普通高中、大专及本科学历获取的影响力最高，但对已获取高中学历的90后的高等教育代际传承影响力在减弱。

关键词:教育公平;性别差异;城乡差异;代际传承;多项Logit模型

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教育的公平性决定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教育选拔机制则影响着教育的公平性。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从新中国成立的11.7万增长至86.7万。1978年后，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义务教育普及率与巩固率逐年提升，高中入学率有较大幅度提高。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人才的选拔转向以学业能力为主要评价标准，高等教育录取率持续增长。尤其是最近20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初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大学入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镇化建设对人才学历、知识结构的需求也随之改变。教育资源有城乡差距，学区差距，教育公平是解决我国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环节。在教育扩张的过程中，教育机会均衡性的发展及影响机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研究背景

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统计，1998年初中阶段毛入学率87.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0.7%，招收本科生65.31万人;2017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3%，其中仅普通高中一项已达到59.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本科招生规模达到410.75万人，是1998年本科招生量的6.29倍。十一五期间，高中毛入学率从2006年的59.8%增长2010年82.5%，大学毛入学率从22%增长至26.5，这一阶段高中毛入学率增长速度较快;十二五期间，高中毛入学率从2011年的82.5%增长至87%，大学毛入学率从26.5%增长至40%，截至201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3779万人。据2019年2月教育部发布数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目前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阶段。

我国对教育公平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的质性研究多于量化研究，并且自2000年后，研究教育公平的论文呈现出递增趋势，胡洪彬就2002—2012年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为数据源，发现在此期间发表的有关教育公平的论文高达3753篇。但前期有关教育公平的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视角相对单一，存在缺少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实证调研等问题[1]。随着各项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库的完善，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条件—城乡地区因素，性别因素以及家庭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等都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10年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等先后开放了系列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开放为教育公平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提高了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质量，拓宽了研究视野。其中被引用率较高的研究成果大都以微观数据库作为研究对象。吴愈晓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库研究了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并利用此数据库进行了有关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的研究[2][3]。梁晨研究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两所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的变化趋势则选用了15万本科生学籍卡电子信息数据库[4]。刘精明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则基于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CCSS)数据库[5]。吴晓刚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项目对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经营形成与社会分层进行了深入研究[6]。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教育公平的研究提供了数据依据与模型支持。教育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注重实际问题的“规范性研究”、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以及解释性教育社会学研究都取得了较大成就[7]。

多项量化研究证明，城乡教育差别长期存在，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性下降，但存在着研究结果分化，并且研究对象多局限于80后之前的数据。这些有关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公平的研究中仅2016年吴晓刚教授的研究成果包含2008年的学生入学数据资料，其余选用数据库均只包含1990年之前出生的对象，对代际进行分类的研究中，90后出生样本较少。2018年，第一批00后已经走进大学，第一批90后已大学本科毕业5年以上，虽然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机会数量增长明显，但城乡教育差距加剧、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改变现状[8]，因此，90后群体的教育公平的演化规律值得继续深入量化研究。另一方面，国内在教育机会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大多以高等教育的获得机会为研究对象，尤其是以重点院校的教育机会获取研究较多，且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机制的研究集中在父母教育、父母工作、户籍等出身效应等问题中，深入研究90后义务教育、中专教育、高中教育、大专教育、本科教育升学机制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将以70后为参照组，研究80后与90后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家庭背景差异对不同教育水平下教育机会的影响，并加入了年代与性别、地区、家庭背景等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同时将学历水平等级化，采用多项Logit模型对义务教育、初中升中专和高中、高中升大专和本科的影响机制分别做量化研究，由此来探究80后与90后在不同户籍、性别、家庭背景下教育机会均衡性的演化趋势。

二、研究资料的描述统计及统计方法

1.因变量的描述统计

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最新数据库资料(CGSS2015)于2018年1月发布，该数据库搜集工作开始于2003年，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本研究将1960—1995年出生人群纳入样本，选取CGSS2013与CGSS2015年数据库共计11285例。研究选取子辈分学历水平为因变量，性别、出生年份、父亲学历水平、职业、政治面貌，户籍、省份、母亲学历水平为自变量。CGSS数据库中，受教育水平从1(未受过任何教育)至13(研究生教育)，共分为13种类型，研究将因变量合并为7个等级:文盲、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专(含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大专(含成教)、本科及以上。

由表160后—90后学历水平频率表的累积相加可以发现，义务教育普及率增长幅度较大，60后仅有65.61%，70后增长至73.88%，80后大幅度增长至89.24%，90后进一步增长为96.52%。普通高中以上学历所占比例增长迅速，高中以上学历60后29.76%增长至90后74.03%，最大涨幅出现在70后(37.9%)—80后(56.44%);大学学历频率则从60后8.84%增长至90后47.56%，最大增幅也是出现在70后(19.05%)—80后(34.74%)这一阶段。

2.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自变量中男性5860例，女性5425例，男女比例108:100。户籍原有四种类型—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1(原户口非农)，居民户口2(原户口为农业户口)，合并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合并后农业户口59.29%，城镇户口40.71%。将研究对象以出生年代分为四组，样本中年龄最大的为55岁，最小为18岁。其中1960—1969年出生的样本数据3801例，1970—1979年出生的样本数据3560例，1980—1989年出生的样本数据2715例，选取90后18岁以上样本数据1209例。由于父辈受高等教育比例较低，将父母受教育水平由13类合并为5个等级:文盲、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含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大学(含大专、本科)。见表2。进一步研究子辈与父辈学历水平的统计量发现，学历平均值与中位数随代际变化均呈递增趋势，其中学历水平均值表现为60后(2.98)与70后(3.33)学历均值差异最小，70后学历均值(3.33)与80后(3.96)差异最大。60后、70后子辈学历中位数均为3(初中)，80后、90后中位数为4(高中);父辈学历中位数60后、70后中位数为2(小学)，80后、90后中位数为3(初中)，均低于子辈学历。

三、数据分析结果-Mlogistic回归模型对升学概率比的分析

1.初中升高中—城乡差异的缩小

以初中学历为参照学历，性别、户籍、代际、父母受教育年限、父亲党派、工作以及所在省份为影响因素，利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分别考虑在初中毕业升中职、高中两个级别升学机会的影响因素及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3。

由模型1，户籍对升入中职与普高的的概率比均影响显著，城镇户籍入学机会高于农村。且初中升中职与升高中的概率比，城镇户籍的概率比是农村户籍升入中职1.39倍，是升入高中概率比的1.307倍，中职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更大，高于高中概率比0.083(1.39-1.307)。80后的高中升学机会与70后相比城乡差异没有显著性变化，但中职的城乡差异在降低。90后中职与普高升学概率比的城乡差异均低于70后与80后。中职入学机会的最大差异出现在70后，而高中的最大城乡差异出现在70与80后，90后有显著性降低。

由模型2，性别差异对升入中职与普高的概率比均影响显著，男性入学机会高于女性。其中升中职的概率比为1.462倍，升高中的概率比为1.225倍，中职概率比高于高中概率比0.237(1.462-1.225)。但值得一提的是，80后与90后的中职、高中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与70后比并没有显著性的降低，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向高中阶段的教育仍然存在明显的劣势。

由模型3，父亲学历对升学影响显著，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中职升学概率比增加10%，普高升学概率比增加9%。80后与90后父亲学历对子女普通高中学历获得的影响比70后加强，且90后概率比高于80后9.2%(1.184-1.092)，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随代际演变增大。

2.高中升大学—家庭文化资本传承力的降低

户籍与对大专和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均显著，并且学历水平越高，概率比越大。城镇户口升入大专的概率比是农村户籍的5.73倍，本科及以上学历则高达13.67倍。代际与户籍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显示，60后与70后，80后与70后的城乡差异没有显著变化，而90后在两个层级的教育获得机会的城乡差异均低于70后，概率比分别降低了2.83倍和4.38倍。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虽然存在，但随代际变化逐渐降低，十二五以来关注乡村教育以及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政策成效显著，见表4模型1。

以高中为参照学历，升大学专科与大学本科的代际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因素对高中生的大专学历的获得影响不显著，对大学本科学历的获得影响显著，男性比女性获得更高教育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58倍;代际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显示，80后与90后女性获取大学本科学历的概率比出现反超，均高于男性，其中80后为男性的1.58倍，而90后则进一步增长为2.25倍，女性优势进一步提高，见模型2。

父亲受教育年数对大专和本科教育获得影响均显著，表现为父亲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子女进入大专的概率比增加6.5%，进入本科的概率比增加5.5%。代际与父亲受教育年数的交互项结果则表现为80后升入大专和本科的文化资本的传承力双高，概率比分别增加了10%和17%。但90后与70后相比，结果并不显著，说明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90后实际低于80后，即90后父亲学历对子辈的教育影响力显著低于80后。文化资本的传承在80后达到最高，已经获取高中学历者升入大学的教育机会的阶层固化进一步降低。

四、结论与探讨

通过对CGSS2013与2015两期数据库的研究发现，90后的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6.53%，高中的入学率达到74.04%，大学入学率达到47.56%，本科以上入学率达到26.3%，我国的高等教育正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40年以来教育政策对提升我国公民学历的影响举足轻重，义务教育的普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90后的义务教育城乡差异进一步缩小，城镇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99.12%，农村达到94.73%。但城乡差异仍是实现中国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是阻碍阶层流动最主要的影响机制。与吴愈晓基于80后的研究相比，结果有进一步的变化。80后的研究发现小学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在下降，初中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没有变化，而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上升，大学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略有上升，高等院校层级越高，相应的能力要求越高，同时出身效应表现得也越强烈[9][10][11]。

本文对90后的数据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教育的城乡最大差异从60后义务教育转向了70后的高中教育和80后的高等教育，90后各项差异均呈缩小趋势。具体表现为90后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专和本科的城乡机会不平等与80后比都有所降低。这得益于1977—2007年的30年间，我国建立起覆盖400万高校学生和1600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体系，资助因经济问题不能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为贫困生提供奖助学金。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8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4.2%。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3万所，招生1349.7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在各阶段入学率稳步提升的同时，定点扶贫政策更应从教育扶贫着手。2019年国家进一步缩减高校自主招生名额，推行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计划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由1万人增加到10万人，日益完善的高校招生与贫困生资助体系，将为00后提供更为公平、优质的教育。

性别因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随代际而降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女性有机会上高中，高中升入本科的概率比80后和90后均出现了反超。关注高中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更应该在巩固农村女性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推动农村女性的中考录取率的提升，这将有利于推动女性获取大学学历，在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进程中尤为重要。但同时女性高学历的反超也带来了另一个社会问题，即近年来被反复提及的男孩危机，男性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的弱势，也反映了目前的应试教育对培养高学历男性的局限性，有待于考试机制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公平。与城乡家庭背景与性别因素的影响力降低不同的是，父亲学历所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在80后增长，90后出现降低，但研究受限于90后数据量相对较少，有待于CGSS数据库更新后的数据进一步验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而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迁，198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持续增长;1999年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连续10余年高等教育规模大幅度扩张;2003年大学自主招生政策提出，赋予了大学招生权，但政策的公平性备受质疑;2012年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大学办学的规范化与专业化持续提高。这些教育宏观政策的出台对我国义务教育普及、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水平提升、教育质量提高以及教育机会获得的均衡性的变迁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农村90后男性中仍有2.22%的比例未能完成义务教育，女性比例高达6.71%，高中教育及大学教育的城乡差异虽然持续降低，但差异仍然很大，教育的城乡不平等长期存在。扶贫政策推行以来，贫困率从10.2%下降到4%，这对于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小学语数外三科教材统编使用，高中教育普及攻坚计划的实施均为推进教育公平的有力政策。在实现教育公平，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中，要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机制，进一步落实与细化提高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与乡村教师待遇等问题，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等，最终实现教育普惠、均衡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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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1):98-11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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