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王捷

现在舆论中有太多的声音在指责家长给孩子“加负”是“不理性”的，但我认为，当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口“锅”主要不应由家长来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学生面对的相当一部分课业负担，其实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近20年来，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增的是哪部分？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训。

校外培训的兴起不是偶然，有客观环境因素诸如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贫富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民办教育崛起、单位制度解体等等，再加上我国重视教育、强调勤奋苦读的文化传统，这都使得越来越多孩子走进了校外培训班。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在校时间变了。

在“减负”思潮推动下，过去二三十年，学生在校时间是不断缩短的。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确实减了学校的教学“负担”、减了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负担，但是在不改变文凭社会下的选拔性考试制度的情况下，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就意味着给了家长更多支配孩子学习时间的机会，而当家长普遍陷入“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补习”的囚徒困境恐惧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想而知。

此消彼长之下，通过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来减负，其带来的效果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整个社会的教育总投入不减反增，孩子们重复机械训练式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这些新增的课业负担就是我所说的“不必要”的课业负担。

由此，我认为，“减负”政策的主要抓手，不在于让家长做出“合理”的家庭教育决策，而在于恢复学生在校时长，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每周六天上学的模式。

至此，一定会有人诘难我：“这不是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了吗?”请注意，“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不以在校时间长度而区分。教育部门和学校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家长会变本加厉地去延长孩子的课外学习时间，而课外培训班，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应试为目标。而当前的在校教育课程设计正在不断增加“素质提升”比重，在校与课外两边相比，哪边的应试色彩更浓重一目了然。

具体案例如关于此次“南京减负”，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有一个耸动的标题——“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为什么“家长已疯”?原因就在于教育部门大刀阔斧地砍掉学生在校时间，砍掉学校课程中的应试比重。家长一看，孩子应试的任务，学校撒手不管了，全部都要自己想办法，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把孩子往课外培训班一放，于是孩子接受应试教育的时间又被不必要地延长了。

“南京减负”这样的操作并非个案，引起的连锁反应应引起我们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深思：所谓“减负”，并不是让学校把应试任务当成包袱甩给家长，而是要让学校负起责任来，把孩子的学习时间控制权重新收归于学校，这样一来，就杜绝了“不必要”的课外应试教育。在此基础上，学校要在严格监管下增设素质教育课程，增开体育、艺术甚至是编程等兴趣活动，让孩子们的时间投入到更多元化的发展选择之中。

如果教育政策能够出现如上设想中的转型，我认为，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教育均衡，尤其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做好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均衡，否则就难免出现“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不平等”的恶果。

毋庸讳言，即使同样是公立学校，由于地域和城乡差异，现在同样待在学校里，有的孩子能学高尔夫，有的孩子却连一个篮球都摸不着；有的学校老师本硕“双一流”起步，甚至还聘有清华北大的博士，有的学校英语课只能等暑假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教。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学校教学质量之间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后果上，都不如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来得严重，但最近一些新闻事件也却说明，同样是公立学校却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的不平等”带给普通市民的相对剥夺感，远远超过了公众对于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满。

在任何时候，教育政策都应该具有普惠的一面，都要最大程度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应时刻保持警醒。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半月谈”，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24期。议题策划：叶俊东，统筹执行：周清印、高远至，收集组稿：郑天虹、蒋芳、杨思琪、赵叶苹、廖君、王自强，编辑：原碧霞。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