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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 2月17日 大卫 刘小黑 报道

1月31日，在技术服务商组织的武汉“空中课堂”客服群里，陈畅不停抛出关于技术使用的问题。她是武汉江岸区四唯小学的语文教师，当时尚未到小学线上授课的时间。

陈畅的经历是疫情期间，国内公立学校教师们都面临的问题。缺少在线授课经验的他们，正在摸索尝试在线授课。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育部要求大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推迟春季学期开学时间，通过在线形式开展教学。这意味着全国将会有超乎想象的学生将接受在线授课。根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38万所，在校生1.50亿人。

接受考验的不仅有教师，更来自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早期诸多地方教育局、学校更偏向硬件采购，从业人员的技术素养普遍缺乏，加之产品使用门槛、各产品的融合程度等原因，软件建设较为薄弱，不足以支撑疫情期间动辄成千上万人同时在线上课的应急需要。

因此，通过第三方在线教育平台开展“空中课堂”成为各地教学的替补方案。但芥末堆同时注意到，这些年来，尽管“空中课堂”从早期的视频会议模式一路演变到如今的直播互动模式，因在免费和收费的模式中挣扎，发展处境也颇为尴尬。

录播还是直播？疫情下不同的在线教学路径

1月29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收集时表示，“拟于2月17日开通国家网络云课堂，保障防控疫情期间中小学校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工作。”根据中国教育报消息，截至2月19日12:00，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网页浏览次数2300万，访问人次1500万，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

事实上，受限于技术条件，许多学校首先采用在线录播课开展教学。

高二化学教师龚善所在的湖南浏阳实验学校，早在2018年便和上海一家公司合作推行智慧课堂。但因平台没有直播功能，面对疫情期间在线授课要求，教师只能做录播课。

“在录微课时就经常出现口误，面对面授课，10分钟讲完的课，在线上通常要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此外，龚善还担心学生的学习效果。“老师花8个多小时录制一个讲知识点的小视频，但最后发现，真正去听的学生并不多。

拥有十年教龄的教师李凯利对龚善的焦虑也感同身受。不同于浏阳实验学校，重庆市沙坪坝区红糟房小学允许老师自己选择教学工具，考虑到学生家庭条件等情况，她采用录播模式授课。她认为录播的难点来自，教师在前期备课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课中无法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互动、无法确认学生到课情况等三方面难题。

李凯利将剪辑后的录播课上传到自己的公众号上

采用直播授课的陈畅没有上述担心。她所在的学校基于“武汉云”进行直播授课。一位武汉公立小学的老师向芥末堆解释，平台除提供直播授课外，可以实现向学生提问、推送题目、批改作业等功能。但陈畅属首次接触，她担心技术陌生。为解决该问题，除了客服群服务，学校也给老师发了一些使用指南。

此次疫情，让诸多学校不得不开展“空中课堂”服务。“你不上，别的学校就会利用疫情赶进度”，一位为安徽诸多学校提供教学服务的企业负责人表示。

除此之外，大量在线教育解决方案提供商也选择在疫情期间为公立校提供免费服务。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只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需，“供应商看中的是用户，学校在意的是教学”，毕竟没有学校想在疫情中落后，疫情之后，线下教学依然会回归正轨。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疫情之后，教育局和学校对空中课堂的关注、利用和投入将会持续提高，“至少我们不需要再跟客户解释什么叫空中课堂了”，263企业通信公司教育行业客户部总监牛登林向芥末堆说道。而对市场来说，在技术供给逐渐成熟的情况下，各机构基于地域性的服务与运营的精细化将注定着一个分散市场的形成。

空中课堂迭代：从会议模式到直播互动

早在非典时期，“空中课堂”就有过一次广泛运用，不过彼时承载线上教学的载体是覆盖面更广的电视。随着国家为解决教育公平，促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空中课堂”的呈现形式在不断升级。早期在校内的使用偏向于现如今的双师模式，“以教室为单位，采购视频会议系统等硬件设备，学生集中到一个教室上课”，牛登林说道。

《关于“空中课堂”的调查报告》部分内容

其中，2012年提出“三通两平台”的建设之“优质资源班班通”中提到，要通过不同的应用模式，把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教研活动以及跨校教学中的应用变成一种常规行为。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还应重点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的建设。

对上述三种课堂的相关解释

在2016年教育部关于《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通知》中又明确指出，创新推进“名校网络课堂”建设，带动一定数量的周边学校，使名校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广范围内得到共享，而名校的课程可以利用市场化、企业化运作的机制快速普及，输送到其他学校。

彼时，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标志的各项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据《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总结，全国中小学校互联网接入率已达87%，多媒体教室普及率达80%，全国6000万名师生已通过“网络学习空间”探索网络条件下的新型教学、学习与教研模式。

在这之后，公立校的“空中课堂”建设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大部分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渐渐习惯于对硬件设备的采购，有的学校还和一些技术服务商开展合作。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语文老师秦岭对芥末堆表示，上海早就开始利用网络对课时不足的学科进行专题知识的补充授课，同时也对学生寒暑假作业进行直播答疑。而在高考大省安徽，补课似乎是很多学校进行线上教学的常规做法，“放假时间过长，老师不希望孩子在家里太松懈，特别是高二高三，那老师就在家里直播，孩子在家里学，每天打卡”，上述安徽企业负责人表示，但这一般都是安徽有购买能力的头部学校能做到的。

牛登林总结空中课堂的四种模式

目前来看，空中课堂主要分教育局和学校两个主体，分别有四种模式，据牛登林介绍，教育局开发的收费和免费的“空中课堂”模式提供的内容一样，“就是组织本校或本区最好的老师，在周六周日或者寒暑假给学生们进行上课，区别只在于钱是谁出的”，

而学校若经济实力允许，那么他们会购买技术平台的服务，免费为学生提供，但若没有此类预算，那么学校就会通过收费的形式展开“空中课堂”的服务。至于教授的内容，“各个地方的上课进度、教材、老师讲的都不一样，都是以区域为单位的，目前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空中课堂”。

牛登林透露，“目前最成熟的区域应该是江苏和浙江、之后是安徽、山东、山西等地，很多其他地区的学校和教育局都在学习他们的经验”。

免费授课恐流于形式，付费模式或触碰禁忌

多年以来，教育信息化建设重硬件忽视软件的投入，使得弊端在此次疫情中凸现出来。

牛登林认为，这种以教室为单位的空中课堂形式，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偏向视频会议系统等硬件采购，很多当地给学校和教育局在部署技术和设备的大型集成商，“会说（自己提供的技术设备也）有直播的服务，但其实顶多支持几百人同时在线”。

但事实上直播课完全不同于线下面授教学，对直播工具选择要讲求稳定性、易用性和设计感，同时也对老师的课堂设计、信息化素养等提出挑战，甚至也要考虑到学校不同产品系统的衔接和融合问题。这给公立学校和技术服务提供商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牛登林表示，疫情期间，学生需要居家上课，教育局和学校要求的学生同时在线人数，动辄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这个跟原来他们设想的平台能支持的容量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湖北仙桃一位私立中学的历史老师李池告诉芥末堆，学校之前引入的教学系统内容不完善，很多需要的教学资源都没法提供。

要让学校真正把直播课堂做好需要协调诸多方面的资源。而对于技术服务提供商来说，同样需要技术的迭代更新，功能的开发设计和服务的及时跟进。

2017年寒假，北京市密云区教委组织近百名优秀教师组成专家团队，通过“直播课堂”开设优质课44节，就动用教育局技术部门、行政部门以及研修学院和学校等各司其职。此次疫情期间，深圳面向社会发布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征集。其中，是否提供现成的视频课、是否支持线上直播及师生互动、曾支持过的最大直播在线人数、是否支持学生作业提交等都成为其考察的指标。

深圳发布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征集推荐表内容

蓝象资本高级投资经理陈晶撰文分析，“过去三通两平台的建设以及大量的信息化设备铺设、云平台的搭建使得很多学校本身是有线上化基础的，学校使用的硬件产品、软件平台是有一定基础的。受制于从业人员的信息化素养及产品的使用门槛、不同产品的融合程度等原因，公立学校的软件信息化一直没有特别的通畅”。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提到，信息化与教育教学“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尚需创新，广大师生和教育管理者的应用动力有待进一步激发。且诸多学校只管建设不顾安全、只管硬件忽视软件、只管数据采集不顾数据维护的粗放式管理模式比较普遍。

这也是此次诸多地方教育部门及学校寻找第三方在线教育技术提供商的综合原因所在，即通过第三方企业的技术能力弥补软件问题。若想真正把空中课堂做好，除基础建设，更需要把老师及相关合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其中涉及利益驱动，同时又指向模式的两难。

目前学校空中课堂收费经常以自愿缴纳空中课堂技术平台服务费的形式呈现。牛登林告诉芥末堆，“学校和教育局组织的空中课堂，是本校或者本区最好的学科带头人上课，课程完全免费，有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上课过程中消耗的服务器和带宽的平台技术费用。”

“免费的模式没有生命力，常常会流于形式。”牛登林说道。

解决办法并非没有。牛登林认为，“空中课堂是公益课堂不是付费课堂，其跟传统的的线下老师有偿收费和第三方的在线教育平台有本质的区别，在当地更有竞争力。”他表示，有学校背书、满足学生刚需家长愿意买单、复制成本低、又能收回成本，学校可以找当地机构一起运营，合作伙伴也愿意。

但一个关键问题，要收费又怕触及政策禁忌。

教育契机、设计思维与分散市场

在长期致力于信息化与学科学习融合研究的秦岭看来，空中课堂的技术服务已不成问题，关键在工具背后的设计思维。“技术很好，功能很多，那学生和老师究竟会用吗？”，秦岭表示，教育信息化一开始就把目标只定在硬件上面，除了软件投入不够，对教学设计思维的培养也不甚重视。

“这种在线课到底怎么上，老师其实很困惑，包括组织形式（如签到等）、课程设计等都缺乏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把这个课程上成了录像课，就变成了从‘人灌’到‘机灌’”，即便有了教学案例，也因缺少激励机制很少有老师愿意采用。且教育信息化技术的研发目前呈现多级化，各产品系统存在融合难，人员素养不高，基于不同技术的教学设计的培训也需要耗费不少精力。

不过，希沃负责人邓毅刚认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是阶段性的。早期做了很多硬件层面的投入，达到一定的覆盖率后，现在逐渐切入软件，包括后面的教师培训跟线上服务，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突然面对在线教育全民化的需求，难免出现阶段性的能力缺失”。 

但他同时也认为，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工具、技术和方案都不是核心，核心还是教学本身的效率和效果怎么提升的问题”。“怎么样最大限度上让学生可以接受知识，同时降低老师对工具使用的难度，这个是长期不变的”。

牛登林认为，以往学校的空中课堂更多是购买硬件，受制于硬件的应用场景和使用复杂度，使用率比较低，此次疫情是对教育局和公立校的教育机会。

“我们过去五年一直在跟学校和教育局解释空中课堂和专递课堂的区别，解释学生在家学习和在教室学习的区别，软件和硬件应用的区别”，此次疫情之后，将使得教育局和公立校加大对“空中课堂”的关注、利用和投入，“至少我们不需要再跟客户解释什么叫空中课堂了”。

此外，“未来这个市场可能更多地是分散的市场，不会是集中的市场”。 牛登林认为空中课堂技术服务背后一定是要有运营才能持续，“特别大的平台，像钉钉、腾讯这种，也需要在当地找合作伙伴联合运营，因为如果没有运营，很多服务没法落地，无法落地就没法持续，顶多是昙花一现”。

不过，上述安徽企业负责人则表示，对大部分学校来说，即便有条件开展空中课堂，永远也只充当辅助作用，“安徽大量学校是寄宿制的，这个需求并不是每次都有，在线直播只是对线下的一种补充”，很多学校奉行的是即买即用的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陈霜叶最忧虑的是，“在疫情中的教育应急处理措施之下，老师都被要求进行在线备课、学生家长要打卡，而这种模拟线下课程表的学习模式就直接被搬到了线上”，其最担心，也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复课之后，一切如旧。我不希望只听到培训公司在笑，因为它们获得了大量的流量；也不希望听到教师们在哭，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拼命做的努力，结果不会被用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去”。

但目前，陈畅最担心的，除了网络延迟、时不时可能出现的技术故障之外，还有“让学生回答问题，对方不点麦时该如何与其取得联系”这样具体的问题，毕竟疫情何时结束还尚未可知。

注：陈畅、龚善，李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