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课堂老师授课场景,来源:万朋
芥末堆 大卫 2月23日 报道
2月17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正式开通。截至三天后的20日12:00,平台网页浏览次数2300万,访问人次1500万。
随着各地陆续在网上开学,海量的学生开始涌入在线教学平台,这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在线教育带来很大的考验,除技术故障、服务器奔溃等技术问题频发,任课老师对突如其来的线上教学更是手忙脚乱。
在万朋教育董事长兼CEO申屠祖斌眼里,教育信息化的长期投入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重硬件采购轻维护升级、各产品融合难、使用门槛和使用人员信息素养弱等痼疾仍在,导致诸多地方购买的系统无法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作用,“对各地方教育信息化建设是最大的一次检验”,申屠祖斌说。
另一方面,“空中课堂”的要义也在这些年的落地中出现执行偏差的问题,“其本质是课堂,而不是单纯的直播工具”,申屠祖斌认为,传统单向传授的模式与看录像课没什么区别,分层教学也无法得到实现。
而各学校急救式的动员老师全员上阵直播或录播课程,在申屠祖斌看来,偏离了教育信息化共享优质资源的目的,并没有发挥名师的最大效用。纠正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如果往更深一层追究,会发现,不解决市场中对名师名校需求的收付费的体制机制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名师共享”依然会是“空中楼阁”。
如何面对突然涌入的500万学生
2月10日,万朋教育免费开放的课后网“空中课堂”涌入500万学生。申屠祖斌告诉芥末堆,当时公司800多人中除条件不具备的,600余人全部上阵,对客户进行技术服务,“几乎所有平台都宕机了,就我们平台没宕掉”。
申屠祖斌介绍,万朋教育在大年初一宣布面向湖北省各中小学,免费开放课后网“空中课堂”,随着疫情蔓延至全国,随后又在2月10日面向全国中小学免费开放,于是紧急增加6千台服务器、扩容600G带宽支撑平台授课。
“我们动员了100多个研发,每台机器要装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装完还要测试,每天他们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因为来不及装”。申屠祖斌表示,公司同时还采购手写板、耳机等设备服务教学,投入设备和宽带价值超过4个多亿。
学生通过“空中课堂”上课,来源:万朋
申屠祖斌认为,此次“空中课堂”需求暴增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积累的过程,对于一些没有“空中课堂”经验的地区,因为受制于老师家里的宽带条件、远程操作培训难等原因,老师的信息化水平素养将影响课堂质量。“没有事先准备,老师赶鸭子上架,一会儿话筒没声音,一会儿电脑又死机,一会儿PPT出不来了,效果大打折扣”。
但也有不少地方教育局和学校都做过“空中课堂”的试点,有了接受基础,“疫情只是引爆点”,应对就相对从容。此次教育部政策要求,要防止以居家学习完全代替学校课堂教学,很多地方以复习课为主。申屠祖斌透露,有些地方教育局就会指定几所名校来承担“空中课堂”的任务,“这几所名校马上就要组织名师团队,进行课程的设计、编排,整合复习的内容、讲义”。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万朋教育就在江苏太仓开始“空中课堂”的试点,让学生实现周末居家直播答疑、复习,作为平台提供方,收一些平台技术使用费。该模式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他们(当地教育局)当时觉得能真正解决城乡教育不均衡的问题”。
十年来,课后网“空中课堂”产品经历了15个版本迭代,扩大并发、降低延迟,提高交互性能。目前客户已覆盖全国99个地市,在湖北省此次发布的《湖北省中小学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网络教学服务保障企业》(第一批)名单中,万朋教育“空中课堂”平台入选第一批空中课堂推荐名单。目前,该公司在全国设有40多家办事处,用户覆盖近1500个县市区教育局、6万多所学校。盈利问题上处持平阶段,其中,“空中课堂”业务贡献占据公司的半壁江山。
“空中课堂”本质在课堂,放大名师效应而非全员直播
尽管,教育信息化发展十来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少让学校的软硬件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运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早在2012年,教育部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出应重点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的建设(按申屠祖斌解释,专递课堂通常是强校通过互联网技术定向对薄弱校进行帮扶授课;名师课堂是以教育局组织的名师向区域内进行资源共享;名校网络课堂以名校为基础,将其资源面向其他学校共享)。
但“空中课堂”的这三种应用场景“内涵正确,在基层执行却并不到位”。比如“专递课堂”就容易搞成录播教室,其呈现形式往往沦为单向传播,缺少互动,“跟看录像课没啥区别”,这跟早期很多技术中标方缺少实现直播互动及应用设计也有一定关系。
学生在上课,来源:万朋
在申屠祖斌看来,“空中课堂”虽搭载在网和云上,但也是课堂,首先需符合课堂的定义,“不仅仅是直播工具,同时需要有举手,提问,交流互动,随堂测验,点名,课堂管理等传统课堂必须具备的特点,老师要有准备地讲课,否则无法保证授课效果”。
但让所有老师都上阵直播或录播的做法并不恰当,“各个学校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突然转线上还会面临备课、技术使用等问题,教学质量无法保障”。
此次疫情中,江苏太仓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参与线上学习:一是太仓市教育局精心组织的全名师、全过程、全免费的线上课程,二是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免费线上课程。
申屠祖斌认为,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通过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并让所有人共享优质资源,而“空中课堂”在教育信息化中又占据核心位置,其目的是让名师的效果最大化,而不是让所有老师都去线上授课。
“空中课堂”要有别于线下课程,同时需要进行分层教学。申屠祖斌总结为“三个多”,首先是多层次,不同学习层次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账号上不同阶段的课;其次是多个老师组合课程,每个老师讲自己最擅长的部分,组合起来(比如英语老师分作文、阅读、听力口语等不同老师教);再者是多个助教,主讲老师只有在面对共性问题才会停下来解答,个性问题由其他助教老师在线解答。
这就对课堂管理提出很大的挑战,“很多学生在现场课堂都没有自觉性,更何况是在网上上课”,课堂管理需要知道“哪些学生在认真听课,学生是否掌握课堂知识了、不懂的随时可以提问等”,这些环节做不好,将对课堂效果提出很大的挑战。
万朋给出的解决之道是,通过技术优化迭代,涉及课堂互动和课堂管理功能,“学生不认真听课了,老师马上就可以知道,马上提醒他。课堂内利用不定时的点名,有随堂测验,抢答,随机选人等线下课堂的手段。如果学生很调皮,经常离开老师的课堂页面玩其他的事,可以让学生桌面和老师的桌面保持同步”。
不过,要想真正保证学习效果的闭环,涉及教学练测评多个环节的管理,无论对平台还是公立校来说,挑战依然存在。
“你把培训机构限制那么严,没用的,家长有需求,你管得住吗?我觉得就要疏堵结合,你只有把体制内这些名师全部用起来,家长自然不会去培训机构”,申屠祖斌说。
名师共享受机制影响,信息化要购买服务而非产品
但要使得名师资源作用最大化,仍面临着体制机制问题。申屠祖斌表示,政府组织的名师共享范围跟界限仍未有政策标准。“举个例子,北京市四中组织一批老师面向整个北京市共享,学生要不要付费?还是通过政府买单?如学生买的话要怎么买,政府买的话又该怎么买?”申屠祖斌说,“如果纯免费,名师名校去共享的积极性就会受影响,学校跟学校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据申屠祖斌透露,目前,教育局和学校组织的“空中课堂”的老师,大都是象征性地拿一点差旅补贴和版权补贴。“真正的顶级名师他们的境界是很高的,也不是为了收入,他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去听他的课,就应该适当获取正常报酬,不是暴利”。
但这个愿望比较难实现,因为它涉及到机制问题。现在有些当地教育部门在做试点,共享课程费用很低,但也遭到一些办培训机构的家长的举报,老师容易被污名化,“教育局和学校组织的就应该给这些老师正名,老师们不计较收入,但也不能让他们搞得偷偷摸摸的”,遗憾的是,政策上并未对此做出相关规定。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名师共享还是空中楼阁”,申屠祖斌说,但矛盾的是,“空中课堂”目前又是当下解决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化的最佳方案。
在申屠祖斌看来,这次疫情也是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集体检验。从2000年左右启动的校校通工程,到之后的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给薄弱校做教育资源的共享,再到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出台,教育信息化从早先的应用融合阶段进入融合创新阶段,改革也进一步走到深水区,但问题依然存在,“只管建设不顾安全、只管硬件忽视软件、只管数据采集不顾数据维护的粗放式管理模式比较普遍”。
“为什么这次疫情来了,很多地方的系统派不上用场,教育部的国家云平台还要紧急扩容,这就牵涉到机制问题”,申屠祖斌表示,很多地方买了系统后,并不能保持同步升级,并发用户数和带宽有限,“这次就荒废了”。“而以前配的信息化设备比如资源库,给老师备课做参考,学生几乎没人去用”,“很少有系统是真正拿来上课、管理的”,更多是做数据汇总、统计向上做汇报,“形式化比较严重,也浪费资金”。
随着公立校对新高考排班走课、教务教学管理、家校沟通、智慧校园等需求增加,万朋教育也逐渐发展成综合教育信息化提供商。提供包括课后网空中课堂、新高考智慧校园平台等20多套教育解决方案。而这其中,空中课堂所占据的业务贡献仍占据半壁江山。
申屠祖斌说,以往采购依赖于财政预算及渠道关系,领导一换渠道也跟着换,容易导致信息化产品的融合问题,而预算一旦吃紧,企业的服务就容易跟不上,升级迭代自然滞后。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回顾总结中也提到,信息化与教育教学“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广大师生和教育管理者的应用动力也有待进一步激发。
教育信息化建设经过这次检验,“应该要改变采购方式,以后要买服务而不是去买系统”,申屠祖斌说,倘若企业服务做不好,政府和学校也可以更换企业,不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申屠祖斌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县有一个教育局组织的“空中课堂”,每一所名校都有个面向社会开放的“空中课堂”,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基于自愿来做选择,政策上解决激励、收费等机制问题,“如果校内的教学加上课后的名师授课答疑,以及政府组织的面向地方的名师共享,则教育公平的问题就可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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