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金盏乡皮村的打工子弟学校 © 中国农业新闻网

*来源：南方都市报（ID：nddaily），作者：宋承翰

蒋其音实在硬撑不下去，6月初，她关闭开了四年多的小学。这是一家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打工子弟学校，以一学期5000元的低价学费，招收周边无法入读北京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

新冠暴发，开学一再推迟。没有学费支撑，上百万的校舍租金、教师工资等开销难以负担。不善经营的蒋其音在过去的几年里陆续投进了400多万，可学校一直亏本。生存前景不明朗让她不敢再“砸钱”。

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在近期关停，志愿者正在搬家。

学校关门的消息发到家长群后，不少人希望校长再坚持一下。对这100多个家庭来说，2020本就是经济压力颇大的一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孩子只能返乡留守。这并不是当下才有的问题，每次外部环境骤变，相似的故事总在上演：学生返乡、学校关门。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目前仅存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学校。近几年，这些需要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大多勉强收支相抵，突然暴发的疫情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多家学校在疫情期间关停，也有学校试图举债求生。

"平时过的是紧日子，疫情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希望是一点点被磨掉的。

按北京最初的规划，2020年的寒假将在2月17日结束。大年初一，电视和网上对疫情的议论引起了蒋其音的注意，她有预感学校可能没法按时开学了。

半个多月后，预感应验。到了3月，学校还是不能复课；4月，北京全面开启网课，开学遥遥无期。蒋其音提前采购了防护服和消毒液，但网上有消息说6月复课，也有消息说9月都不一定能开学。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约有两类。一类是学费在几十万不等的“国际学校”，另一类是学费在数千元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论学费高低，民办学校几乎都没有政府财政支持，需要自负盈亏，学费成为校方的主要收入来源。

蒋其音办的就是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多位于北京五环和六环周围的城中村。视办学规模，学校每年成本在数十万到上百万不等，主要为校舍租金和教师工资。但不能开学就没有收入。

昌平区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兼举办人高山告诉南都，与高端学校不同，中低端的民办学校多为一学期一收费，这也就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学校收入几乎为零。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没有大量结余，平时过的是紧日子，疫情一来更是雪上加霜。”他说。

位于南五环外、北京大兴区的龙海学校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校长苏占英介绍，2月中旬学校开网课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困难。上网课不允许单独收学费，直到学期末，龙海学校象征性地收了800元的学杂费，这不到正常学费的1/3。

学校实在拿不出钱，老师们的工资也只得减半发放，到手只有2000多。“老师们都反映收入太低了，家庭困难。”苏占英说。

与此同时，一些疫情风险较低的省份在3、4月份相继开学。“学校主要是外地的孩子，家长们看到老家都开学了，也着急，所以大部分转回老家去了。”蒋其音表示，学生流失也加大了学校的压力。

她在2003年非典之后来北京的教育机构当老师。和爱人攒了一些钱后，开了这家打工子弟学校，想好好培养流动儿童，“别因为父母在北京打拼耽误了孩子学习”。但忙忙呼呼的几年过去学校一直未能盈利。

“一步一步的确实看不到希望了。”蒋其音告诉南都，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来说，生源就是学校的生命，几年的亏本经营也把“家里边所有的钱都搭进去了”。她选择关校，在微信群里发了通知。“反正学生也不多了，不耽误孩子，也别耽误老师找更好的工作。”

不久后，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暴发疫情。

被疫情反复打掉了心气

北京第二波疫情，给打工子弟学校再一记重击。

高山所在的学校已有近20年历史，他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当时的北京正在快速城市化，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至，来的多也走的多，学校根本不愁生源。在高山眼中，非典没掀起大风大浪，像一段插曲很快就过去了。

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高山也觉得很快就会过去。按北京市政府的安排，6月1日小学六年级复课，6月8日小学四、五年级复课，6月15日小学一至三年级复课。在此之前，高山已开始为复课做准备。

据高山介绍，教委为了保证学生复课后的安全，出台了“49条”开学要求，有专门的联络员驻校协助整改。他带着二十多名老师“奋斗了十几天，才把事情办成”。

龙海学校在给教室消毒。收集对象供图

“教委的检查特别严格。”苏占英和老师们给所有班级消毒，把桌腿桌椅都擦干净，“墙角上一点死角都没有”。她们也做了开学心理辅导、进校体温测量、小班教学、错峰上下学等准备。

然而，6月10日，“西城大爷”因发烧就诊，随后确诊新冠。此后两天北京连续通报患者，流调结果均指向新发地市场，疫情复燃。

6月12日，北京叫停了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复课。6月16日晚，刚刚下调10天的北京应急响应级别重回二级，各年级恢复了线上教学。

不断上涨的确诊患者数字把高山和家长们也都拉回了现实。这个时候高山开始担心秋季学期的开学进展。“如果再开不了学，不止我们这些学校，包括高端民办学校日子也不好过。”

疫情下，扛着资金压力的这种等待让很多校长心理“没谱儿”。一名在近期放弃办学的校长告诉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及教师生存状况的曹老师，“这个东西太累人了，太费劲了。” 

苏占英也表示，如果当时能复课，起码能收一半学费，压力会小很多。“这样一来收入都断了，租金要交，老师工资不能不发，这两大开支就没法应付。”高山多次向南都记者强调。

以前校舍越搬越大，现在学校越搬越远

但在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执行长魏佳羽看来，随着近几年北京政策的调整，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该机构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支持流动儿童发展。

在魏佳羽看来，不少学校本就可能在未来几年逐渐关停，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疫情可能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据介绍，北京尚存的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大多都是过去一轮轮淘汰中的“幸存者”。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兴衰与城市化进程高度相关。90年代前后，高速发展的北京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随后十年中修筑的四环和五环路，逐渐框出这座城市的边界。

打工者来到北京后，孩子上学成了一大问题。高山回忆，当时北京尚未出台入学限制，对非京籍儿童，公立学校普遍要收取3万元左右的赞助费，很少有人能负担的起。

一个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十几到二十几名同乡凑在一起租个院子，准备好桌椅板凳和黑板，请一名老师专职给孩子们上课。“就像私塾那样。”高山形容。生意成功的包工头们逐渐开始举办、赞助学校，打工子弟学校进入快速发展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200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学校年均增长率达到155%。至鼎盛时期，不同统计资料显示，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达到350-500所。

“市场逻辑”暂时满足了孩子们的基础教育需求，2003-2005年，这些学校一度迎来“政策春天”。当时，多个区县的较大规模打工子弟学校都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完成了合法身份的转变。此后，政策空间收紧，进入整顿期。

高山回忆建校经历，早年间学校每次搬迁都是为了换更大校舍、提高办学条件，后来的搬迁更多是伴随城市发展需要。随着村庄的拆迁，学校也一路向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2011年，学校搬到现址时，周围尚有10多所学校，现在仅剩2所。

同一时间，北京开始调整人口政策，打工者的生活成本也随经济发展而增加。有人举家返乡，也有人送孩子回家“留守”。

魏佳羽统计，从2014年开始，打工子弟学校平均每学期流失5%~10%的学生。到2017年后，北京进一步强调“首都功能”，加大人口疏解力度，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空间日渐狭窄：高山学校的学生数从900人减少到600人再到400人。龙海学校从2600人一路减少到1000多人，规模不足原来一半。

而今，新冠疫情成为困难时期的当头一棒。魏佳羽预估，受新冠疫情影响，至少有20%-30%流动儿童返乡。龙海学校7月的学期末追访显示，该校或将再有200多名孩子返乡。

微小的选择

无疑，这是打工子弟学校和学生们最需要外界支持的时候。

“2017年时，学校的运营已经有影响了，不过影响不大，这次影响太大了，”苏占英说，学校的举办人已向她承诺，即使借钱、卖房也要把学校办下去。

在多位收集对象看来，这些城市边缘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承担了关键的补充作用，也承担一部分义务教育的功能。当公办教育资源不足时，流动儿童们还有微小的一点选择。

北京对外来人口入读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即“非京籍儿童入学五证”，后降为四证。魏佳羽告诉南都，多项要求中，最核心的是“连续缴纳社保”和“连续居住（租房完税证明）”。这在无形中抬高了公办学校的入学门槛。

从账面数据看，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入学率并不低。但据魏佳羽观察，有条件入读公办学校的儿童，父母多为非京籍白领、部分稳定就业蓝领、有自己店铺做小生意的打工者。而快递小哥、家政工、餐厅服务员、菜市场个体户等的孩子，大多只能入读打工子弟学校。

“越是条件好的家庭，越有能力进公办学校。现在就是最弱势的家庭首先选择自费的民办学校，或者回家留守。”魏佳羽说。随着学校关停，孩子们的选择越来越小。

何兴言最近在愁孩子上学的事。8月6号，她上班时收到学校即将关停疏解的微信。她本想让孩子在身边上完小学，但这次有可能不行了。

回老家还是在北京？她担心孩子被老人宠坏，也担心长辈过度操劳。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孩子此前学费是5500元，而居住地周边其他学校的学费是8800元，一下增长了60%，“太贵了，不考虑”。

何兴言从事汽车坐垫脚垫销售，疫情期间关了两个月门，复工后又没有客户。5月份生意稍微有了点起色， 6月疫情复燃后“又不好了”。

关停疏解的消息发出后，班级微信群里有家长说要孩子回老家读书，但何兴言不想让孩子太早成为留守儿童。“找个合适的学校真是让人头疼，目前还没有定下来在哪里上学，实在不行就只能送回老家读了。”

但在苏占英的经验中，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孩子因为不适应家乡的学校又回到北京。“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节奏，眼界开阔了。他们也会说老家的老师教的不好，听不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斌认为，城市地区更好的资源、教育理念和家校互动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帮助，形成“流动的红利”。在新公民计划的调查中，部分返乡儿童因缺少家庭关怀，常面临校园欺凌、成绩下滑等问题。

“守最后一站”

虽然自负盈亏，多名受访校长对学校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划。“办学者都想把自己的学校越办越好。”高山说。疫情之后，他又借了130万元，一部分给老师发工资，另一部分则准备给教学楼装修，提高校园环境。

苏占英原计划要在今年抓孩子们的阅读，她希望图书室藏书更丰富，也每天都能开放。在她看来，语文可能是孩子们中高考时拉分的关键科目，应当在小学就打好基础。她也计划增加孩子们的特长培训，比如美术、书法，做一个好点的音乐教室。

“结果因为疫情全部泡汤，还挺难过的，”但她还是决定挤出一部分经费抓阅读，“其他的先放一放，先把图书馆做起来。”

与挣扎求生的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北京的教育投入堪称“奢华”。

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北京普通小学阶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达到34056.72元，这是河南省的5倍、全国平均的3倍。初中阶段更为夸张，北京达到64382.26元，是第二名上海的1.4倍、河南省的6倍、全国平均的3.9倍。

谈及外界支持时，苏占英希望能为老师们配一些笔记本电脑。学校60多名老师，只有10多人有自己的个人电脑，疫情期间长期盯着手机上网课、判作业，不少老师的视力都下降了。

在政策方面，她希望能给民办学校的老师增加点工资补贴，如果可能的话，帮老师们解决退休金的难题。他们大多为流动儿童服务了半辈子，但由于历史原因，近几年才开始交社保，退休前难触最低缴费年限。这意味着，他们退休后很难有收入。

高山则希望对打工子弟学校、对学生们、对家长们更宽容一点。多一点支持和关心，“不要让举办者最后丧失了信心”。

在魏佳羽看来，可以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学校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办的更好。但他也坦言，从现在的环境看，这样做的概率并不高。

日渐缩小的办学空间加大了市场竞争。在魏佳羽观察中，学校涨价已成趋势，最终目标或是向2-3万元市场靠拢，否则很快会从市场上消失。高山也坦言，未来三年或许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关键发展期，要么成功转型高端，要么被淘汰。

这将产生一种双向影响：随着低收入家庭的离开，学校不升级难以生存，而学费的增加，也只会加速流动儿童们返乡。不断抬高的临界线，正挤压着他们最后的选择空间。

在这座日渐庞大的城市，孩子们的机会已然不多。“基本上我们也是守最后一站，我们这类学校已经越来越少，到我们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只能是这样了。”高山说。

尾声

8月10日北京公布秋季学期开学时间：8月29日(周六)，小学一年级、初一、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开学；9月1日(周二)，小学五、六年级，初二年级开学；9月7日(周一)，小学二、三、四年级开学。

多位校长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有人写道：“开学时间确定！欢迎学子平安返校！愿世间一切安好！”

疫情尚不确定。苏占英和高山还在等待教委进一步的开学通知。蒋其音准备今年先休息，她还没想好未来做什么，但应该还从事教育工作，“我也没做过其他的”。原学校又给何兴言推荐了3所学校，她打算抽时间去看下。

(蒋其音、高山、何兴言化名。感谢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及“微澜图书馆”及岳毅桦、廖细雄为收集提供的帮助。)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方都市报”，作者宋承翰。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