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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顶思（idingsi），作者Kate

近日，高校硕士、博士到中学任教成为热门话题。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一些知名中学晒出招聘公示，不少来自顶尖高校的硕士、博士榜上有名。随着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硕士、博士选择到中学任教。

针对这一现象，有人拍手称赞，为基础教育能够注入更多新鲜血液感到欣慰；有人则质疑这是否属于人才的“大材小用”。

顶思近期决定，制作一期“博士学历教师在基础教育”的专题策划，深入收集几名博士教师，了解他们投身基础教育后的切身感受；也希望这些老师可以解答一些教育领域读者好奇和关心的问题，如：当初为何选择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做一名教师？在教研过程当中，高学历教师的优势和短板都有哪些？科研背景、学科专业知识与教学、授课经验孰轻孰重？如果为高学历教师群体发声，您打算分享什么？等等......

第一期的专访嘉宾是南京泰晤士学校的MYP和PYP教师郑菲女士。

从文化研究哲学博士到南京泰晤士学校的人文教师，郑菲曾面临诸多挑战。但凭着对基础教育的热爱，她将儿童哲学、哲学俱乐部与全球视野带进了中小学校园。

从博士到教师身份的转变，她经历了什么？在与孩子相处的几年间，又发生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近郑菲老师，分享她求学与从教生涯的点点滴滴。

现在，郑菲已能融洽地与孩子们在课堂上探讨她所热爱的哲学和思辨类话题，但是她对自己第一次站在一年级教室里手足无措的状态仍记忆犹新，那一场景简直堪比攻读博士学位的挑战。

第一次走进一年级的儿童哲学课堂时，郑菲本是踌躇满志。没想到整节课却在忙于如何让孩子们安静下来。

听着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声音：“我可以叫你菲菲老师吗？”老师，你是从哪里来的？”“老师，他拿了我的橡皮！”、“老师，我要上厕所！”、“老师，这个动画我看过了！”……郑菲才发现明明用心备了40分钟的课，下课时只完成了20分钟的教学内容。

“别说小组活动、课堂设计和教学目标，能让孩子们安静5分钟，我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提起初期的上课体验，郑菲笑个不停。

虽然在与“熊孩子”初次接触时就遇到了课堂管理的基础挑战，但郑菲却从未动摇过扎根基础教育的信心。

如今的她，不仅收获了孩子们的认可与喜爱，也在短短两年的工作经验中迅速成长为一名横跨IB三个项目的教师与MYP项目协调员。

01告别学术圈 投身IB教育

在加入南京泰晤士之前，郑菲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求学时光。在大学期间，她学的是新闻与传播专业，和很多同学一样抱有远大的新闻理想。

然而，在南方系实习期间，她发现专业所学距离心中的理想相差甚远。在实际收集过程中，她意识到，成为一名好记者，不仅需要新闻采写的技巧，更需要拥有极其深厚的知识底蕴。

而此时的她无论是在眼界、学识方面，还是读书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远未达到相应的高度。

于是，本科毕业后，郑菲选择了继续深造。出于对社会文化与田野调查的研究兴趣，她在硕士期间选择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人类学专业。

之后，她又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深造，获得了文化研究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加入南京大学美国国家领航项目成为了一名讲师。

在领航项目的任教期间，郑菲越来越体会到相较于科研与学术研究，她更享受一线教学带来的成就感。

此外，与美国留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她感受到国际教育所培养的多元视野与学习能力，这也点燃了郑菲对于国内基础教育的期待与思考。

借此契机，并经过全面的个人能力评估，郑菲选择了加入南京泰晤士，曾教授PYP儿童哲学，目前身兼MYP人文与DP认识论课程。除了教学之外，她还担任了MYP课程协调员。

伴随着对IB不同项目要求与标准的深入了解，她的认同感也愈加强烈。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强调终生学习，能够帮助孩子学会真正适应未来能力的课程”。

谈到曾经的博士阶段学习对从教工作的影响，郑菲坦言主要体现在抗压能力、多元文化的同理心、思维能力上。

她笑称，每位博士一定都经历过沉重的科研与写作压力，因此每个能够成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都练就了一身强于常人的抗压能力。

而博士求学期间，前往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多国交流与访学的经历，也让郑菲在学术研究之余，体验到了非常多元的文化差异与同理心。

此外，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与文化研究理论的想象力令她的思维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强有力的训练，也为她的IB教学增加了助力。

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助教与书院导师的经历，更是有助于她为学生提供个人及生活适应辅导，支持DP学生应对论文写作和考试压力。

但郑菲也谈到，抛开这些优势，在从事教学管理、学生行规管理和家校沟通方面，她一样需要累积经验。投身基础教育，正是她终生学习的新起点。

02从“儿童哲学”课程到人文课程，分享思辨的乐趣

什么是科学？科学能告诉我们真相吗?我们如何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家永远都是对的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郑菲为正在探究“太空与宇宙”PYP单元的儿童哲学课准备的。

谈到儿童哲学课，她说这是一门注重培养孩子4C思维——即创造性、批判性、关怀性、合作性思维的课程。作为一种探究性的学习与教学方法，P4C尤其适用于IB学校，也能为高中阶段的“认识论（TOK）”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南京泰晤士学校，哲学思维与PYP探究单元、课程结构自然融合，P4C对小学六大超学科探究主题提供了深入探究的方式。正如之前所列举的哲学探究问题，正是为了配合孩子们在学习宇宙知识、太空理论与航空历史的同时，尝试反思科学的边界与概念。

除此之外，郑菲也为儿童哲学课程设计了主题分类，以年级分层递进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同样讨论“什么是差异？”，一年级的孩子可以从自画像开始分享：“我和别人一样吗？我与别人有哪些不同？”；二年级的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份尝试思考：“我可以和别人不一样吗？我想成为其他人，可以吗？”；三年级的孩子们可以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考虑：“我们能与不同的人和平共处吗？”；而四年级的孩子可以被鼓励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思考“差异有什么好处？差异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差异产生的冲突？”；五年级的孩子则可以从真实世界的情境出发，反思“我们能够像对待人类那样对待动物吗？这个世界有哪些不同？”

郑菲说，“每节课堂我都会以不同的绘本、影片、故事、互动游戏或探究活动，触发儿童的讨论兴趣，鼓励他们思考生活上不同的课题，以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将独特的想法表达出来，并学习聆听及尊重他人的意见。”

谈到设立这门课程的意义，郑菲说好奇心是孩子的一种本能，所以P4C的课堂正是为了重新激发孩子们提出“十万个为什么”的能力，得以让孩子们的思考拥有充分的空间自由翱翔。哲学始于惊奇，儿童哲学的课程内容正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她觉得儿童哲学给孩子带来的明显改变是孩子们可以提出越来越多的高质量问题：“老师，善与恶从哪里来？”“世界上有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为什么会有死亡？”“什么是公平？”……除此之外，孩子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倾听他人，合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合作与对话是形成探究团体的重要基础。

除了儿童哲学课之外，郑菲也负责初中部的人文课程。通过新冠疫情、科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兼具时效性和思考深度的单元教学鼓励学生尊重和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人文课程的教学方法十分注重开展探究和调研。学生要收集、描述和分析那些用于社会研究的数据；检验假说；学习如何解读愈发复杂的信息，包括第一手原始资料。

这种对现实世界中的案例、研究和分析在人文课堂上激发了热烈的讨论：

新冠疫情期间是否佩戴口罩在欧美国家为什么会引发争议？

如何区分新闻报道中的事实与观念？

如何通过不同立场理解观点的合理性，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如何通过调查自己的一顿饭，了解食材的来源对于全球食物体系的影响？

超市或生产商是否制定了支持平等权利的相应政策？

我如何采取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Zero Hunger（零饥饿）？

“我希望我的学生 ‘跳’出教室，‘走’出校园，拓展国际视野，成为当地和全球社区中负责任的成员”，郑菲说。

除了儿童哲学和综合人文这类思辨类校本课程之外，郑菲还在中学部开设了哲学俱乐部和批判性思维课外活动。前者是通过不同的哲学思想实验来激发孩子的思考，培养他们的倾听和论证能力；而后者旨在通过学习逻辑和演绎推理，训练学生的阅读与论证写作技巧。

而学生们也从一开始对于标准答案的依赖到开放性探究的认可，逐渐发展为更为多元化、个性化的观点。鼓励脑洞大开、接受奇思妙想、允许天马行空、问题本身比答案更重要——这些都是郑菲希望带给孩子们的思维品质。

教学相长，郑菲也从学生身上收获了很多惊喜，她坦言“孩子们首先给了我思维潜力的惊喜，督促我跳出自己固有的思考模式与框架。其次，他们从孩子的视角观看世界的简单、纯粹与快乐，也令我非常享受每一节课。”

03一名国际教育者的精进：克服挑战，快速适应教学节奏

决定投身基础教育行业之后，郑菲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取了中学教师资格证。教育理论与综合素养看似枯燥，却能为新老师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心理认知。而学科知识则能帮助老师熟悉所教学科在义务阶段的课程大纲、教材内容、教学难度与考核类型。

不过，正如一开始提到的，郑菲在转型做一名基础教育领域老师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挑战。不仅是在小学课堂，在初中教学阶段，她也曾非常困惑。

郑菲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地带领九年级学生讨论女性主义时的场景，侃侃而谈之后才发现学生们听得索然无味。尽管她曾多次参与性别研究，但是她沮丧地发现学术思维并不能适应中学生的学习需求，必须尽快调整教学方向。

于是，郑菲开始大量听课，与学科组老师积极协同备课，与其他学科老师深入沟通，了解各学科的学习内容及孩子在课堂上所能掌握的教学难度，重新设计差异化的教学目标。

专业发展也不局限于校内，郑菲建议老师们多多参加IB官方工作坊、讲座、培训和国际教育圈内的活动，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国际教育领域的前辈，除了拓展眼界之外，更能通过交流学习，分享同一课程或单元的教学方法和教案来汲取所需的实操案例为己所用。

一线老师由于每天都沉浸在琐碎而繁忙的教学日常与沟通，难得还有精力推进阅读和反思。基础教育工作者的日常节奏与郑菲在高校的经验大相径庭。因此，郑菲为自己设定了短期和长期的不同阶段性目标，区分教学成长与职业发展规划的进度。确保阶段性目标清晰明确，从而寻求不同支持督促自我成长。

其次，即便离开学术圈，她始终认为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是自我赋能不可或缺的两方面，无论多忙，她都会“逼迫”自己抽出时间去读教育理论，从而反思教学实践的不足。

04国际教育老师的核心素养

关于越来越多博士投身基础教育的现象，郑菲认为多是基于个人兴趣与职业方向的选择，但也有学术领域竞争压力、高校晋升途径和经济回报率等外在因素考量。

她强调这种人才吸引也是国际教育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优秀的团队可以走得更远。博士学霸进入校园后，不仅能给孩子传授知识，还能带来个人经历、学术能力和国际视野上的启迪，而这些影响是无法评估的。

但她也强调，学历永远只是敲门砖，真正评估工作能力的仍是人际沟通、专业能力、工作经验与效率这些基本职场指标。她建议，博士们在加入基础教育领域前，应先确定自己是否真正热爱这一行业，然后在工作实践中摆正心态，积极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提及国际教师的核心素养，郑菲认为教师不应该只是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更应该是一个引导者和支持者。老师、学生、学校、家长都是整个学习者社区的成员。一名优秀的国际教育老师要有改变和挑战自我的勇气，由灌输型、传授型教师向共同学习者的角色转变。

此外，教师自身的思维能力和品质也极为重要。如果教师无法为孩子提供可以激发想象力空间的课堂设计，培养孩子的创意性思维就无从谈起；如果教师不具备提问技巧，那么孩子只能囿于对与错的知识性问题。因此，一名教师的思维能力和品质也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

05浅谈国际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郑菲认为国际教育在国内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不断收紧，国际教育的生存空间受到外部评估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家长的压力，“唯分论”和“学好数理化”的固化思维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剧了家长在教育选择上的动摇。

此外，部分从公立转入国际教育体系的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脱离被动学习的习惯，这也让家长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国际教育理念提出了质疑，也不断激化了“鱼与熊掌兼得”的冲突与两难。比如MYP项目就是本土化最艰难的案例之一。

对于国际教育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郑菲期待教育部门与决策者在不断规范办学环境的同时，坚持全人教育的理念，求同存异，给予国际教育行业更多的空间与支持。

至于学生是否应该选择国际教育，她说没有所谓的优劣，只有适合与否。如果孩子能够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受益并获得自信而全面的发展，国际教育未必是刚需。但有些孩子无法适应应试教育的压力与模式，他可以在多元化的教育市场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体系与发展方向。

她还表示，出国留学并非唯一的成功之路，也不适合所有的学生，但是留学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获得独特的经历。尤其是在当下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抬头的大环境里，我们更需要有国家理解、能欣赏差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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