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黄灯

我们要允许孩子们试错和出错，允许他们迷失和走岔路，允许他们按照生命的节奏和内心的召唤，去缓慢成长。

年龄越大，就越认可父母的人生。越是见识到不同的人群，就越意识到他们的难得。越是和概念、理论打交道，就越意识到父母落地的人生姿态，是多么的活色生香而又充满生命活力。

父母是普通人，一辈子生活在湖南汨罗北部的一个村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

妈妈19岁嫁给爸爸。外婆生育了6个孩子，还领养了一个，有五个儿子，妈妈是唯一的女儿。在那个年代，虽然说不上能享受到多少宠爱，但至少没有遭受过任何对女性的轻慢，妈妈甚至还念到了初中毕业，字写得比我好很多，能自由阅读任何文学作品。只是她一辈子太忙了，从来没有任何闲情逸致，从来没有轻松地坐下来好好品过一杯茶，好好地风花雪月，浪漫过一次。

我对妈妈骨子里文青倾向的唯一感知，就是在70年代末期，我们四姊妹年龄很小的时候，她那种强烈地要摆脱几个孩子，坚决要骑单车去隔壁村看电影的样子。想想，妈妈那时候尚不到三十啊，也正是年轻的时候。

妈妈26岁就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她一辈子最亮眼的价值观，来自这句话，“一生中最值得的事情，就是赶在计划生育前，生了你们四个”。她如此地热爱孩子，热爱小生命，尽管在生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好孩子们到底有什么用。但她无数次地庆幸，让我确信这是她人生的最大胜利。这种发自内心的确认，让我从小就充满了存在感。

尽管已是家中第三个女儿，尽管连村里的老人都看不下去，开始同情妈妈的苦命，但我知道自己不是拖油瓶，知道自己给家庭带来的是快乐而不是痛苦。尽管四姐弟年龄接近，争吵不断、挨打不少，但打过以后，还是觉得活着有意思，眼泪还没擦干，就开始香喷喷地吃饭。我从小就怕死，有一点点不舒服，就主动叫妈妈带我去乡村卫生院，是啊，我是父母赶在计生政策之前生下来的，就算是第三个女儿，能顺利来到人间，又有什么理由不庆幸呢？所以，我自小就感激父母，结婚早，要是他们多玩几年，拖到24岁以后结婚，就没有我了。

我妈妈干过的事，我大致算了一下。

在养育子女方面，妈妈除了养大我们四个（只有我从两岁开始，一直到11岁，寄养在外婆家），在婶婶26岁那年意外去世后，她毫无怨言地担起两个家庭的担子，同时养育了两个年幼的侄子，其中一个三岁，一个七个月。这种关系，一直断断续续坚持到兄弟俩初中毕业外出打工。现在，我的两个堂弟对妈妈非常好，比我们对她还好。

另外，我的大舅、满舅，我的小姑、我的远方表叔，都分别将自己的孩子或长或短地放在我家里寄养过，最长的有五六年。家里的情况是，我被寄养在外婆家，而别的孩子寄养在我们家。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寄养在我家，因为爸爸是老师，在他们看来，可能对孩子有更多的辅导，也可以通过他的关系，拜托更多的老师关注孩子，甚至让他们顺利升上中学。

这些现在看来无比麻烦的事，妈妈几乎没有过任何抱怨，亲戚既然提出了要求，而且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她感觉责无旁贷。因为妈妈结婚早，养大我们四个后，她在45岁那年当了外婆，随着下一代的出生，她又跟随子女，养育了五个孙辈。

因为家庭人口多，做饭的工作量很大。她一辈子的心思和时间，主要是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这直接导致了妈妈极好地厨艺。让我意外的是，妈妈居然喜欢做饭，她说做饭从来不让她愁。如果说，偶尔做一顿，能让人感觉到乐趣，但像她这样，连续五十年，持续不断地为家人做，我就感觉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我家朋友多，爸爸年轻的时候，喜欢带同事来家里玩，他的学生也喜欢来家里玩，我的同学、弟弟的同学、两个姐姐的同学都喜欢来家里玩，妈妈是所有客人最喜欢的人。当然，妈妈确实好客，也喜欢来我家的客人，喜欢的方式，就是做饭给他们吃。妈妈做饭速度极快，两个小时，可以做好二十个人的饭菜。她总是说，做饭没什么难的，现在有高压锅、电饭锅，有煤气炉，有微波炉，不比早年的时候，还要生柴火，烟熏火燎的，只要算好时间，现在做饭比起以前，不知道要轻松多少。

我一想到妈妈一辈子做过的饭菜，可以用火车皮来拖，光这一点，就让我汗颜。当然，伴随妈妈做饭事业的，是她做的各种坛子菜、腌菜、米粉、豆腐、红薯皮和糍粑。

妈妈也懂得很多手艺。在1987年以前，她除了种田作地，承担所有农活以外，她的主要职业是做缝纫。她是我们整个乡镇最有名的裁缝，是少有的还会做大衣襟的传统师傅，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出自妈妈之手。

在1987年以后，她还开过杂货店。在开杂货店的同时，她学会了做早点，也就是蒸包子、馒头，掌握基本技术后，她发挥自己会做坛子菜的优势，做出了南北特色结合很好的油饺子和油炸包。这些美食干净、好吃，又经饿，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乡村中学孩子们的共同记忆。在经商的同时，她还承包过田地种大荆西瓜，西瓜成熟，又联系熟人去长沙街头售卖。想想，农、工、商、小手工业，各个主要的行当，妈妈都干过。她1949年出生，去年还在说，要不是年龄太大，都准备去考个驾照。我就是听了她这句话，才下定决心坚持考试，拿到驾照的。

是的，妈妈半生给我的印象就是忙、累，但她活得虎虎生威，平凡又充实，仿佛不用追问人生的意义，就自带庄重的价值。

我再讲下我爸爸，尽管在很多地方，我都提过他。爸爸是一个乡村中学老师，他1968年师范肄业后，按照当时的政策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公办老师。他一辈子总说自己入错了行，应该去干建筑或者天文。他对天文非常感兴趣，中考的时候，原本上了南京气象学校，因为爷爷不放心，几把眼泪硬是将儿子留在了身边，进了岳阳师范学校。但多年来，他的天文情结始终没有消失，一直到六十岁，还在打听他那一届考入南京气象学校的人，后来的去向。

爸爸还喜欢建筑这个行业，方圆两百公里的桥，每一座在修建的时候，他都会去看好几次。1995~1999年间，我在岳阳一个工厂上班，那个时段正好在修洞庭湖大桥，爸爸每过一阵，就会从家乡来到岳阳，让我陪他去看大桥的进展。我们镇上的房子，像样一点的楼房，几乎都来自他的设计，尽管每次忙上几天，只能得到几包香烟，他还是极为开心。

当然，尽管爸爸宣称入错了行，但他其实非常适合当老师。他是中学的数学骨干教师，在初中时，他教过我数学，他教学的特点，就是用最少的时间，教学生理解到数学的精髓，强调概念的清晰，绝不搞题海战术。他最反感只会让孩子们傻做题的行为。他对基层的师资状况一直非常担心，认为乡下没有太多的合格老师。

爸爸和妈妈一样喜欢孩子，他喜欢孩子的方式，就是在任教的过程中，绝不耽误任何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他曾经当过一届高中的班主任，班上29个学生，最后23个都脱离了农门，通过高考、复读、当兵等路径，获得了新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家庭的走向。爸爸在此期间，就是尽一切可能满足他们学费、书本、生活费的需求。

在他朴实的认知中，教育是世间性价比最高的事情。90年代，他总是和镇上那些发了财的朋友讲这个道理，反复叮嘱他们在赚钱的时候，要注重对孩子的教育。那个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而那些做生意的朋友，却都身家几十上百万，我当时不能理解这种行为，总认为他瞎操心。事实证明，爸爸的远见完全正确，那些没有教育好子女的家庭，财富很快败光，在儿子吸毒的噩梦下，家庭再次陷入困境。可以说，我对教育的直观理解，完全来自爸爸教育理念的熏染。

爸爸不是那种传统的好老师，说话耿直、不媚权贵，一辈子没有得过一张奖状，没有获得过任何官方的荣誉，哪怕在学校的卫生检查中，门上贴的标签，也只能是一张“较清洁”。他仿佛从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本心做事。他喜欢读书，在乡下的中学，一直坚持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坚持看了不少数学方面的理论书，他甚至还喜欢文学作品，喜欢读《镜花缘》《红楼梦》。他和妈妈一辈子都在一种极为忙乱的环境中生活，家里人口多，压力极大，常年处于负债状态，但父母从未流露出悲观情绪，总是兴致勃勃地承担该来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太多个人的空间和生活，一辈子处于燃烧和付出状态，为孩子、父母、亲人、学生做着他们该做的事情。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从小没有被要求为改变命运而读书，也从未动过出人头地的念头，因为父母忙于生计、疏于管理，反而多出了一份生命的自由和快乐。

高中毕业，只考上了一所专科大学，因为闺蜜和自己成绩差不太多，她上了北大，我总感觉自己再努力一下，至少也能上个湖大，于是想复读一年。父母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村里有一个姑娘，复读几年没考上，最后精神失常，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瞬间成了家里的累赘，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现实。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永远不会疯掉，但既然有这个担心，我就放弃了复读的念头，欢欢喜喜去了那所专科学校。进了大学，压力极小，主要时间还是玩耍，课余打牌、滑冰、吃烧烤，当然还有谈恋爱。现在看来，我不能说这种今天无法想象的懒散，没有给我带来遗憾，但此后几乎难以偷闲的时光，让我对此从未后悔。很多时候，我甚至暗中庆幸，我的青春年代，曾拥有机会浪费大把时间，在困惑和迷茫中，可以坚守自己的兴趣，并且通过浪费和试错，确信了生命的激情源于何处，内心得以找到向往和喜欢的状态，而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被塞得密不透风，被各种各样外界的标准，驱赶着被动长大。

失去的机会可以再找回，没有赚到的钱，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补救，但逝去的青春，却永远不会重现，年轻的时光，不应仅有鸡血般的竞争，而应该拥有它原本的余裕和从容，懵懂和青涩。

2020年4月8日，湖北武汉，武昌火车站，停靠站台的K81次列车。摄影/张志韬

1995年大学毕业进入工厂，1998年被下岗，于是决定考研。在朋友广告公司一间四平方米的小房间备考7个月，神奇地考进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武汉大学。这种戏剧化的结果，仿佛命运一直站在暗处，随时准备补偿我高考的遗憾。相比从学校到学校的同龄人，我不过在社会多兜了一个圈。随后接着念博士，毕业时，便进了广东F学院任教。

没想到工作后，相比创作对我的吸引力，我更喜欢教书。和学生的交往，成为我最开心的事情。尽管现在学术界经常强调平台的重要，强调学校的档次，强调学术氛围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但我觉得仅仅只是多读了六年书，我所拥有的工作，比起大学毕业后工厂的生活，已经好了很多，一份大学的教职，早已让我心满意足。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和父母如出一辙。我安心对待学生，就如妈妈安心对待她身边的孩子，就如父亲安心对待他课堂里的少年，这是一种来自家庭熏染习得的平常之心。

平凡的生活，没有成功学理念中想象的不堪，所谓中产阶级担心的阶层坠落，其实充满了偏狭的优越感和无谓的焦虑。想起妈妈，一辈子都在做事，但只要做一件事，就有一件事的样子。她种菜，就能看到满园的豆角、茄子、丝瓜和辣椒；她养鸡养鸭，就能看到鸡鸭成群结对，活蹦乱跳、人马喧腾的热闹；她做饭，就能让家人闻到满屋的菜香、感受到食物的美味；她养育孩子，就能让孩子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地长大，并自然地融入社会绝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她像全天下平凡的家庭主妇一样，所有的时光充满汗水和劳累，但每一分钟都能丈量到生存的质感。

她的生命如此落地，精神如此简单、清洁，她从没有玩过一个概念，没干过一件投机取巧的事。我越是年龄大，越对平凡而认真活着的人深怀敬意。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托起这个社会的基石，尽管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的价值。

当然，不能否认，父母之所以能够如此坦然地走到今天，除了无病无灾、勤劳能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劳动能够获得回报，能够凭借劳动的付出，养大四个孩子，并让他们获得公平的教育，享受到计划经济年代的升学红利。而我之所以能够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恣意虚度不少时光，轻率走过很多弯路，是因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宗教”还没有如此根深蒂固，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依然拥有不少缝隙，从生活的泥地里钻出。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恢复劳动的尊严，让劳动者通过踏实的付出，即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到生命的快乐。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竭力破除教育极端功利化后，孩子们的生命被迫卷入残酷竞争的炮灰命运。我们要允许孩子们试错和出错，允许他们迷失和走岔路，允许他们按照生命的节奏和内心的召唤去缓慢成长。

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而艰难，需要所有人付出，但一旦达成，平凡而有尊严的生活，就会成为现实。 

（作者系学者，非虚构作家。代表作 《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黄灯，编辑肖冉。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