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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吴国盛:功利主义阻碍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作者:吴国盛 发布时间:

清华教授吴国盛:功利主义阻碍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作者:吴国盛 发布时间:

摘要: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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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对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我认为国人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三方面:

  1. 基础研究

  2. 应用研究

  3. 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

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但凡有一项存在短板,那么它的科技实力就是偏颇的。

二十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

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基础研究?

因为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

如此一来,美国的科技实力自然会日益增长。

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

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一些政治和文化诉求。

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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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

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

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像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

但如果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部分,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些追赶型的科技创新,也就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反正目标在那,不惜代价,举国之力,大概怎么都能取得一些成绩。

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上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在国家一开始的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

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所以,我认为我们与美国的科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唯有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才能真正缩小二者之间的科技差距。

当然,这个路途很可能道阻且长。

02三个因素掣肘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

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 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

  • 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需要教育界、科学家们,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阐释清楚。

教育方面 

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学文化的培养上,主要有3大症结:

1. 当下的教育,与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要求相悖

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郑也夫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

千里马必须在自由辽阔的境地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驴、骡子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简单劳动。

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不让他们成为千里马。

郑老师还有一个预言,他说:“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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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惊悚,但背后折射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

从小到大都是让他听话,循规蹈矩,读到博士了突然让他创新,他能创新什么,又怎么去创新?

2. 不能把学校当作“官场”来办

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应该和文化机构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文化机构当“官场”来办,比如校长一般都会有任期,但校长为什么要有任期的限制呢?

校长是一个特有的文化职业,一个好校长可以干一辈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续地贯彻在学校的经营建设之中。

如果把校长当作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像训练官员一样不断地让他调岗、轮岗,学校怎么可能办得好,办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进行流水线生产的工厂。

3. 教师的思想不够开放、明朗

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

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

现在高教领域向先进教育理念看齐,做得还是不错的。

但初等教育还是比较封闭,死角特别多,像最近暴露出来的体罚、儿童自杀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们初等教育的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科学家共同体方面 

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

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

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

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

社会层面 

社会上要对科学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在某种意义上渗透在教育和科学家共同体里。

我认为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

过去我们一谈创新,就强调要面向市场、面向科学前沿,而一个好的科学文化还要面向全民,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

03功利主义害了中国的创新

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

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

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

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

而这一点也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

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

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

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

而中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是求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申报本身就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

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另外,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

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

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

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

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

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吗?

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造假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

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04中国的创新需要全民的努力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样一个科学文化上的功利主义的难题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开所有问题的关键扣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民觉醒的呼吁和呼唤。

从大的方面来看,科技创新问题其实是文化转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保守转向开放,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但它还没有完成。

而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成败,如果整体上转不过去,科技也不可能单独的就转成了,这是没有过的事情。

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教育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场转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一,科学家必须要主动说话,有意识地出来讨论观点。

如果科学家都不说话,一些人闷声发大财,一些人愤世嫉俗,这样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有让科学家多发言才会形成比较平衡的态势,要鼓励科学家讲话。

第二,教育上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发展。

谈到科学文化时,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

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

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大,也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

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第三,无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充分理解现代竞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挟进来的,所以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很别扭。

但我们要理解这个别扭,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别扭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哪些东西虽然是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大转折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对世界大局、人类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确认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剧烈转型和变革之中。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科学文化的意义所在。

(本文作者:吴国盛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网教育”企鹅号,作者吴国盛。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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