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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比的背后，其实是“劳动比”，即劳动的人与不劳动仅消耗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要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就要增加社会劳动的总量。

延迟退休年龄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国家发展中的失误，只能由每个国民承担。所以，从延迟退休中获得更多的劳动，推迟兑现养老金债务，也是每个国民必须接受的现实。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深，延迟退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表示，即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作为这一宏观国策的具体执行部门，2021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人社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发不出钱了吗？

人社部社保管理中心编制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黑龙江省累计结余已穿底，欠账232亿元。除了黑龙江，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还有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

那么，养老金的危机迫在眉睫了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个情况的原因，需要从头说起。

中国的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以现收现付为主兼具基金积累制的统账结合模式，即工资的8%放到个人账户上，企业缴纳的20%用于社会统筹，现收现付，支付给退休人员。但是，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是从1992年才开始实行的，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和之前已经有工龄的人都算作参保了，所以，当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包括企业缴纳的和个人缴纳的）都用于支付当年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而且还不够，还需要国家财政贴补，所以个人账户中并没有如制度设计的那样真正存有资金，这样就形成了空账的问题。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发展，退休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相对变少，缴钱的人少了，领钱的人多了，现收现付制度就会维持不下去。所谓养老金耗尽，其实指的是现收现付制度无法维系。

据2019年4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未来30年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就将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不过，不用着急，在现收现付制度之外，国家还有一些应对方式，比如可以挖掘更多的人交社保；中央调剂制度，在地区间转移；国企股份划拨；财政补贴等。通过这些手段来发放养老金，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

2018年6月，国务院对外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决定从当年7月1日起，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发的钱够用吗？

国家财政的钱也好，国企股份也好，归根到底，是当时工作的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养老的实质，从来都是同时期的年轻人养老人。

那么，老人多了，年轻人少了，养老金就会在实质上出现不足。现在上海老人的养老金，一般多在3000-4000元之间，这个钱，说实话，两个老人加起来8000块，以现在的物价，要是不生病，平时买菜吃饭、水电煤气，是用不完了。一年结余下来，存下旅游的钱、看病的钱，都是可能的。然而，未来，随着年轻人减少，抚养比增加，社会上物品和劳务短缺的实情以物价上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点养老金可能就无法承担这个程度的生活条件了。

这一点，远比中国富裕的韩国、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参考。

现在韩国不少老人退休后，仍然继续工作。在韩国，有420万老人在工作，大多数人成为快递员、保安和清洁工。统计显示，韩国人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增加收入，让老年生活更有质量。韩国国民养老金调研机构2017年表示，50岁以上韩国国民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方式”平均每月需要至少145万韩元。然而，缴纳社会保险20年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每月只能拿到88万韩元养老金。韩国养老金难以满足退休老人“最低生活标准”，为了弥补，老人就需要去工作。

不过，很多人会觉得：不要紧，我还有房子。

资产并不能养老

过去三十年资产的上涨，货币的贬值，让中国人相信，攒钱一定要去买房子，才能把钱保值增值，关键时刻再换为现金，治病、养老，所谓“儿女靠不住，唯有房子好，房产恒久远，一套可养老”。

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新时代的养老观，现在看来似乎是确凿无疑的真理，但实际上却是刻舟求剑，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应对将来的变化。现在的资产，很可能支撑不了80后在2050年代的晚年生活。

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在将来再次转换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的时候，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然后，在年老的时候，把现金取出来，或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但有了现金，还需用现金去购买当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比如衣食住行、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都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生产的。

所以，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会影响资产、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比，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

以房租与护工的工资为例，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居住需求的下降，房租会下降，房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年轻人、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不断上涨。老人年轻时准备的，现在看起来很值钱，租金很高的资产，比如房租收入或房产等等，在飞速上涨的劳动力成本面前，换不了多少年轻人的劳动，其有效购买力都会大打折扣。

现在，一个80平方的房子的房租，足以支付一个护工一个月的工资，将来，随着房租下降，工资上升，大概率可能就无法支付一个护工的工资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当下的青年人、中年人为未来储蓄的劳动就会遭到一个很大的损耗。

所以，资产不能养老，只有当期的劳动，才能真正养老。这就会涉及到一个概念：抚养比。

延迟退休的实质是改变抚养比

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达到20%则进入超老龄化。中国将在2022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届时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4%以上。在这个过程中，抚养比会逐渐加大，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左右，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这意味着，1.3个交养老保险的人要供养1个老人的退休金。

在金融意义上，老人无法退休，不得不去工作，其实可以看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养老金债务违约。其实，这里的本质问题不是数目字上的钱，国家可以印钱，可以通过从通胀中收取“铸币税”从而赚到钱。对国家而言，印钱和发钱是对劳动的分配，给老人发钱，这意味着把年轻人创造的财富更多地给了老人。年轻人本来就少，现在给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就会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

所以，抚养比的背后，其实是“劳动比”，即劳动的人与不劳动仅消耗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要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就要增加社会劳动的总量。

打个比方，20年后，一对年轻夫妻，女方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要养，男方这边也是，相当于一对夫妻要给12个老人养老。放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能从事生产的年轻人少了，但需要养老的老人多了。显然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他们的父母也在工作，就相当于6个人养8个老人。如果祖辈当中的老人，也有一些工作，抚养比就会进一步下降。

这就是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的实践

延迟退休年龄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国家发展中的失误，只能由每个国民承担。所以，从延迟退休中获得更多的劳动，推迟兑现养老金债务，也是每个国民必须接受的现实。

一种方案是实行“选择性”退休制度，把退休年龄选择的自主权交给个人，有些人经济情况好，或者消费低，或者要帮忙带孩子，就可以早退休，少拿养老金；反之，可以选择晚退多拿养老金。

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延迟退休，可能到时候却想延迟退休，因为，养老金虽然还能发，但却不够，必须要工作，而工作难找。

日本知名家电零售商野岛宣布，员工即使年满原规定的65岁退休年限，如有意留任，只要该员工的健康状况与工作态度符合公司要求，就能以“一年一约”的方式进行续约，最长将持续聘任其至80岁。这并不是公司压榨员工，反而体现了日本企业对职工的善意，对社会的责任。

日本现行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通过废除退休制、延迟退休年龄或引进继续雇用制度，雇用有意愿的雇员直到65岁。日本政府有意在维持这一内容的基础上，将年龄上限提高至70岁。当然，在日本，老人继续工作，并不影响养老金的领取，工资可以作为养老的额外来源，提升生活质量。

目前，日本老年人就业的行业很多，尤其是服务行业，比如在保安、门卫、清洁工、厨师、饭馆服务员等职业中，老年人随处可见。显然，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找一份新工作的难度，适应新岗位的难度，会远远大于就在旧单位上班。这就是为什么，野岛公司将上限进一步提高到80岁，让老人在原公司工作而不是扔给市场让他们找新工作，是一种善意。

从经济效率中寻找解决的方案

1、放开生育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缓解老龄化问题的黄金机遇期，是在峰值之前的2032年。如今，黄金机遇期正在逐渐接近终点，所以，用刻不容缓来形容，并不夸张。但遗憾的是，在育龄人口减少、生育愿望不高、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当下，促进生育的政策仍不明朗。

一些地方鼓励生育二孩，但生三孩、四孩却会因为违反政策，要交社会抚养金。这意味着，政策体系鼓励生孩子，但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里，生在东北还是海南？难道，第三个孩子没有生在东北，就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2、促进生育意愿

提升生育率，并非放开生育政策那么简单。生育意愿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社会的相关政策、公共服务、女性职业发展方面，抑制了生育欲望。比如，居住面积与生育行为呈强相关性，房子越大，生育意愿越强。但实际上，二胎家庭，寻求改善居住条件买第二套房时，却会遭遇惩罚性的70%的首付与更高的利率。

3、释放年轻人的内耗

最近，日本把法定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之前日本成年的标准在全球都比较高，20岁，这次调整到18岁，主要原因就是为缓解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压力，必须把更多的劳动力从未成年的概念下解放出来。

中国年轻人的劳动与精力，也消耗在了内卷中，这个现象很严重。现在，初中、高中的最后一年不上新课，全部用来复习，仅仅是为了应试。不少人读完四年本科，也做不了本专业的工作，读书仅仅是为了文凭。甚至，学历通胀的现象，延伸到硕士、博士。硕士不能做本专业的工作，博士不能搞研究，都是一种浪费年轻人劳动力、创造力的内卷现象。如果解决掉这些内卷，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中国可以得到新增的劳动时间。

4、规模化服务：避免奶奶上班了，妈妈却全职了

在中国抚育孩子的公共服务的种类、数量、质量都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很多老人虽然名义上退休了，但实际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他们的家务劳动，提高了子女工作的效率，所以，实际上，他们仍然在为社会提供劳动。

其实，这种形式的劳动效率并不高。从社会分工意义上，把照顾孩子这一工作进行专业分工，效率其实更高。比如，一个班50个孩子，六点放学，父母可以接送，只需要两个老人进行照管。但如果3点半放学，却需要起码50个老人进行接送照顾。

但是，如果他们不能退休，无法照顾孙辈，政府又无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来高效地替代他们原本的家务劳动，那么，他们上班了，却又会多出一个全职妈妈。延迟退休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5、城市化与养老

城市的规模效应，能高效率、低成本地生产出养老所需的医疗、护理相关的产品与服务。而且，城市的经济规模大，特别是第三产业发达，才能提供更多的适合老人的工作。比如，有技能的老人可以继续当医生、律师，他们积累的技能、经验、人脉使他们越老越值钱，工作寿命能持续很长。即便没有技能，一个65岁的老人可以帮人带孩子，开出租车，做低强度的服务员，或者在写字楼做保洁，但在农村，除了种地，几乎没有其他岗位，而种地恰好是不适合老人体力状况的。所以，城市化让生活更美好，这也包括晚年生活。

总之，延迟退休之外，还有很多选择，应对老龄化的中国，可以做的还很多。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作者刘远举。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