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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有轻松的童年，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现在的父母却带着孩子辗转于各个培训班，竭力敦促孩子成功？

为什么这么多看似理智的父母都在孩子身上过度投入？ 

为什么鸡娃父母在中国和美国愈演愈烈，北欧个别国家却能在快乐教育中岁月静好？ 

当我们谈到教育时，“鸡娃”是一个绕不开的词。教育改变命运，太多的父母和孩子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到这场竞争中，有人乐享其中，有人挣扎于焦虑之中，有人批判这是浪费社会资源的军备竞赛。 

在法布里奇奥教授的眼里，鸡娃不是家长的错，而是经济不平等的结果。 

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科，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教授在他的书《Love, Money & Parenting(爱、金钱和孩子：全球养娃经济学)》里，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答案：并不是父母都集体头脑发热了，相反，今天的父母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对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做出了反应，选择了鸡娃。

鸡娃，你不是一个人

经济学家告诉你的第一个现象是：鸡娃，你并不是一个人。 

早在1969年，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出版的经典育儿指南《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就指出儿童抚养方式正显示出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特点，这不仅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子的交友与恋爱。 

“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书中主人公Lenard这样绝望地哀嚎：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 

但如今父母对于控制孩子的痴迷程度，仍然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例，1975年的父母平均每周花2个小时（母亲76分钟、父亲43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17分钟（母亲10分钟、父亲7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到了2012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母亲204分钟、父亲184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一个半小时多（母亲65分钟、父亲31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总体来看，美国父母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是原来的3.5倍，从每周小于2.5小时增加到每周8小时以上。

育儿时间只是一个方面的数据，美国的父母们同样追逐名校，对教育的投入，一点都不比中国父母少。如此教育体制下，美国的培训机构跟中国并没有区别，为了抢跑在起跑线，获得名校的敲门砖，美国孩子也是需要不断地做题做题再做题。

只是，美国除了刷题，还需要各项技能拔尖，尤其体育特长是上名校的捷径，20%的美国家庭，在孩子的体育支出上每年花费8.4万以上。15万体育大学生，放在能进入排名前二十的私立学校那2000万学生的总数中，录取率连1%都不到。

经济越不平等，你越需要鸡娃

法布里奇奥教授认为，鸡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经济不平等的加剧除了促使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改变了父母的行为。特别是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成功的基础，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在一个父母与孩子利益攸关的世界里，父母会更关心孩子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因而会有动力进行更多的投资，推动他们的孩子采取成功导向的行为。

二战至今的和平时期，全球经济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不可否认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越来越突出。

在美国，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尤其明显，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自1980年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同时，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增长很快。从1980年到2014年，这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0%增加到21%，增加了一倍多。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38倍。

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欧洲相对较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增长，尽管其收入增速仍然低于富人的收入增速。

书中另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和父母称赞勤奋的规律是惊人的。在高不平等国家，许多父母会强调勤奋是孩子需要学习的重要价值观，而在低不平等国家，父母则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65%的美国人认为勤奋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在北欧国家这一比例可以低至11%—17%。低于30%的德国父母们赞赏勤奋的价值观，这与我们认为德国人努力勤勉的刻板印象不符，但是和德国很低的不平等水平是相一致的。在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父母对于培养勤奋的孩子的热情不如美国父母。

一个国家越不平等，中下阶层越需要通过努力去改变命运，父母越认为孩子应该学习勤奋的美德。 

不平等的加剧虽然对每个人都有影响，但对中产父母影响更大。社会顶层的父母，不平等的加剧并不会改变他们在育儿上的投入。同样，社会底层的父母因为缺乏育儿必要的金钱、时间、能力，也没有动力好好"鸡娃"。

但对于中产阶层的家长，是选择努力鸡娃还是放任自流，结果的差异可能会很大，努力鸡娃才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的位置，甚至跨越阶层向上一步，而孩子在教育上的失败，则有可能意味着掉入底层。而且现在这个社会，不读书的人选择少，而且和高学历的人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承担不起放任教育的后果，所以宁愿强势要求孩子好好学习。

教育回报越大，鸡娃越有动力

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家长们更加鸡娃，有一个前提条件：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要足够高。 

如果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比其他人挣得更多，父母完全有了鸡娃的动力——努力鸡娃、上名校、拿高学历、找好工作，才能避免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炮灰。如果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可以面临几乎相同的选择和机会，父母则完全没有鸡娃的必要。所以，只有在经济不平等和教育回报足够高同时存在的国家，父母才会更喜欢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更倾向于鸡娃。 

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在育儿上的时间投入与大学教育溢价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趋势（大学教育溢价即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之比）。大学教育提供的收入溢价逐年攀升，而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在接受到教育的回报率之后，也会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的关注。在英国，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获得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多30%，比高中毕业生多出136%。

而高学历的父母，还会随着社会教育回报率的增加，继续提高育儿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之间的育儿时间差距越来越大。2003至2006年，完成大学教育（本科学历）的母亲平均每周照料孩子的时间比仅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多4个小时。

这是一个极其清晰的逻辑循环：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中产及以下阶级希望维持、改善生活，高回报的教育投资提供了这一途径，于是父母走向了鸡娃的选择。

教育在加大社会不平等吗？

法布里奇奥在书里阐述了鸡娃、经济不平等、教育回报之间的关系，但他没有敞开讲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是否在加大社会的不平等？ 

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教育通常是被作为提升公平和稳定社会的途径，让普通阶层能够有机会跨越阶层。如果教育是有效的突破不平等的途径，就需要强调名校、维持名校的地位，让名校的毕业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但事实情况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直接扩大了收入分布的最低点和最高点的家庭可用资源的差距，这样导致高投入的教育方式对富人来说变得相对便宜，而对其他人来说则变得难以负担。在教育公平的体制下，富人们必然有更多的时间、金钱、资源投入到教育，于是在同一上升通道中，他们也必然有更大的胜出机会，结果显而易见的会是经济的不平等在加剧。

于是，经济不平等和教育投入，几乎成为了一个逃不出的循环。

曾经有个高考状元的话戳破了这一真相：

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农村的学生越来越难考上好大学。

经济学家用“贫困陷阱”来描述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或社会无法摆脱的持续贫困的原因与结果。比如，一个国家可能需要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发展，但如果人们太贫穷了，以至于他们必须消费掉大部分收入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那么，储蓄和投资将会很低，贫困会一直持续下去。

同样，教育投入可以让一些家庭从繁荣走向繁荣，另一些家庭从贫困走向贫困。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更多，并且采用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的教养方式。与之相反，在已处于弱势的家庭中，父母面对着越来越紧迫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让他们无法采取同样的成就导向的做法。

教育投入的差距增加了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所要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障碍，长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但如果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教育高投入的情况反过来，会怎样？

从书中，我们明显地看到经济不平等和教育投入高回报的国家，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经济高增长国家。在北欧的荷兰、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低，教育的竞争程度低，不强调名校，大学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选择和工资水平没有很大的差异，进一步缩减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形成了另一种循环。 

但是，这样的体系极其依赖于高度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得益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政府可以对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使得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免费而有保障，贫富差距不明显，人们不用焦虑未来的生活。经济发达、自然资源丰富，是这个体系的基础，目前，也只有小国寡民的北欧国家可以实现。

一个社会体系的形成，必然是基于其基础和发展阶段。经济平等与教育制度的相互作用，也在塑造着社会体系的不断迭代，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黑与白。

我们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对经济不平等和教育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亦或批判，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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