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Unsplash

在社会分工愈发精细化的今天，在翻译机器不断迭代进步的当下，学习英语是否依旧重要？或者用政协委员许进的话讲就是干脆“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关于这一议题，互联网上弥散着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譬如有人把全民学习英文看作资源的浪费。

但与此同时，在近期我们发布的一期针对近500名家长的问卷调查中，以及与参与问卷的数位家长进行过深度的交流后，我们感受到了观点的分层。

问卷显示，近97%的家长肯定了英文学习的重要性。

图表问题为“您认为孩子学英文还重要吗”的问题结果。

但有意思的是，即使有家长明确告诉我们“支持取消英文的主科地位”，但原因并不是她们内心否定英文学习或者轻视孩子英文能力的培养。

恰好相反，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甚至不到两岁就开始接触英文启蒙，同时英文学习支出占据教育支出的大部头。

图表为“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呼声高，您对此的态度如何”的问题结果。

在他们的观念里，大多数学校的英文教育方式是应试的、落后的、无效的，无论是否取消英文主科地位，他们表现得不关心，也不在意。因为他们不把期望寄托于课堂，或者说他们在学校之外，以更新颖、多元的方式让孩子“自然习得”英文。

我们可以看到，当部分人对“英语无用论”的观点深信不疑时，当立场形成沟壑时，四面高墙被筑起，由此被包裹的“世界参差”也在慢慢形塑与坚化。

（以下采访均为化名）

“迭代”

机械式的朗诵、枯燥的记忆、重复性的训练，是大多数80后和90后关于英语学习的共同记忆。而关于英语学习的动机，在我们这一代家长自身的共同经验里，往往出自于考试和升学这条看不到的隐形鞭子。

只是当步入社会后，发现苦学多年的英语“根本用不上了”，人们难免会陷入“英文无用论”的框架里，但有错的真的在于英语本身吗？

“大学毕业考过四六级，但到工作场合完全不能用，学了十几年还学成这样，简直是浪费时间，取消（指取消英语主科地位）也罢”。这是柯敏关于传统英语教育的反省和诘问。

柯敏在外企工作，毕业后，她经历过听说读写全部重学的痛苦经验。她质疑和惋惜的是整个传统英语教育方式的低效率和失败。

如今，柯敏是一名母亲，儿子俊俊在上海浦东区的一所第三梯队的公办学校读三年级。俊俊4岁开始接触英文，这在上海这并不是一个“抢跑”的年纪，如今俊俊10岁，英语能力与英语母语孩子相当，“已经不是学英文了，而是在用英语学其它课程”。

横亘在母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让柯敏意识到“学校里教的方式完全是不对的”。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同为母亲的詹娜。詹娜生活在成都高新区，孩子卓卓在一所民办小学读二年级。“只靠在学校学英语，是完全不够的。就像中文一样，它同样需要生活里的大量阅读与运用”。

不少研究表明，从脑部发育来看，3-6岁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机。卓卓5岁接触英文，但詹娜觉得这个时间“有点晚了”，因为她当时明显感受到卓卓对英语的抵触。

坚持原版阅读，看英文电影，“沙发客”，把孩子送到国外参加夏令营...詹娜采用了多种形式，希望浸润式的语言环境能够让卓卓“后来居上”。三年过去，卓卓英文进步显著，剑桥达到A2水平。

詹娜早年有过美国留学经历，英语是她作为一个中国人得以在异国学习生活八年的基础与“底座”，因此对于这门语言，她与之有着更深的链接与体悟，“英语是一种媒介，让你认识到更大的世界”。

同为母亲的万芳博士毕业，生活在深圳，在深圳鸡血的家长圈里，她的教育理念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儿子辰辰在一所普通的公办学校上一年级，每天放学后，当其他孩子游弋于补习班或者线上课时，辰辰在户外“疯玩”。万芳不焦虑辰辰的未来，“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谁，想学什么，喜欢什么，即使最后上职高我也接受。”

和很多家长持不同的角度，万芳赞同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用英文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决定他是否有资格上大学，本身就是牵强和充满偏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万芳会松懈孩子的英文能力培养。辰辰一岁八个月的时候，万芳就给孩子请了上门外教。那时金发碧眼的老师一个星期来家里两次，带着辰辰一起学习玩耍。一年在英文上的支出超过6万。

原本想让辰辰三岁开始学英文，但是万芳后来意识到“自然习得”与“早接触”的益处。“让英文发音尽快进入到孩子脑子里，让他从小知道有一个不同语言体系的存在，他之后对英语就不会产生本能的排斥。”

如今即使在公办学校读书，缺乏了语言环境，但辰辰“起跑”得早，方法适宜，他如今的英文水平接近英文母语小孩。“他的英文阅读量也很大，他看的很多书都很好玩，有一种打开书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双减”下的英文

偏见正在一点点被解除。

英文学习不应该是枯燥的、浪费时间的；也不全然是应试的和充满题海战术式的。曾经影响一代人的李阳式“疯狂英语”和新概念的机械记忆，是这一代受过教育或者有过留学经历的父母所不能容忍和接纳的。

英语，可以像任何一门语言一样，有自己的韵律和美学；有自己的蕴意和文化内涵。掌握它，相当于多拥有了一把了解世界的钥匙。

“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你如果不会英语，你看到的将都是二手货。”

“英语是一个工具，掌握它会让你目之所及的世界将是现在小世界的几倍大。何况，我们的孩子将来是要和西方人竞争。”

“尤其是疫情让全球化趋势减弱，我们的下一代不会英语将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将英语砍掉，相当于把孩子拿望远镜看世界的双手给砍断了。”

这些都是我听到的家长们的真实声音与“鸣响”，这些声音汇聚成了城墙和堡垒。哪怕政策如何改变，立场如何撕裂；哪怕中高考这条鞭子被抽离，哪怕再多的声音抨击“英语无用”或者“占用太多时间”，这些家长表现出气定神闲的态度是，“英语很重要，以前怎么学，现在就怎么学。”

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影响。“双减”的靴子落地后，詹娜“见证”了一波补习机构的倒闭，她担心“以后会不会没有地方学英语了？”

但担忧又很快散去。

在卓卓五岁半的时候，詹娜曾带着孩子去泰国参加夏令营，在清迈她认识了很多老师。咨询一圈后，她发现那边的价格惊人的便宜，“都是20美金一个小时，30美金已经算很高了。”

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了机构这条“壁垒”，也就意味着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费用反倒是更便宜了。

柯敏和万芳也有着不同的“解题方式”。

在市面上火热主流机构，柯敏从未给俊俊报过，“所以他们关不关门和我们没有什么关联”。受利于英语的流畅度，当部分同龄孩子还在为单词表里的字母烦恼时，俊俊如今在用英语学历史、人文、自然科学这些通识类知识。

“关键是学英语用来干嘛？”万芳说，“不管取不取消英语主科地位，我们还是这样学。我会继续让孩子阅读绘本，看英文动画片，后面疫情好了，还会继续出国旅行和游学。”

参差

沟壑本就存在。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高知父母，自然习得的语言环境；亦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有能力让孩子参加海外夏令营或者入读双语学校。

更多的父母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承受着工作和生活的重锤，甚至鲜少有时间陪伴孩子长大。

但如果真的取消英语主科地位，或者干脆让英语退出高考，沟壑就可以被填平吗？普通家庭的小孩就可以在大学选拔中，以更公平的方式胜出吗？

英语取消了，自然还有语文历史物理的考核，自然还是有体育类、音乐类的竞技，除了少数天赋异禀的孩子，这当中哪一项又真的离得了家庭的托举？

无论是专家还是意见领袖关于取消英语的话说得再漂亮，理由再充分，倘若他只是在公开场合口若悬河，私底下却花重金给孩子请私教，这才是最讽刺也最值得普通家长警醒的。

在欧洲国家，无论是议员、商人还是其它类型的中产家庭，他们的小孩上着昂贵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学习着至少一门外语，运动和乐器是标配，这何尝又不符合我国的现在国情与现状？

如果那些原本出生就贫寒的小孩真的就此“躺平”，不学几项过硬技能，将来长大后又拿什么与那些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竞争？何况，相比更“烧钱”和更高要求的艺术类培养，英语学习是相对容易与低门槛的。

当然，我也能完全想象并理解那些“无所谓英语学习”的声音发自何处？那些声音的发出者以及他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一辈子也用不上英语，但是该反思的难道不是世界圈层的参差与坚固吗？

是的，英语可以不是赚钱的工具，亦不是学英语就一定要学以致用，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当别人的孩子在职场上与西方孩子自信地交谈或者沟通合作时，我的孩子因为听不懂或者开不了口，那种无形的沟壑和高墙，带给他的局促与自卑。

是的，工作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我们很多人清楚地知道会英语的人，在当下社会拥有着更多的职业选择权，甚至不少外企公司，将会英语纳入筛选用人的指标。

那么，有什么办法呢？沟壑如果无法填平，那也不要放任它，让它越陷越深。

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曾经在体制内接受英语教育的毕业生（以及我本科专业也是英语），我也诚然感受到了传统英语教育本身的应试性与局限性，但它也绝非一无是处。

起步晚、缺乏浸润式语言环境，并不代表永远就学不好了，它可能意味着“后天你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自我学习。”

这是我当年学习英文的经历，同样，它也将是如今那些缺乏资源和父母托举的普通小孩的英语学习经历。过程难一点，慢一点，如果“会英语”让人生拥有了哪怕是一点点主动权与可能性，这又有何妨呢？

事实上，也不是每个一线城市的父母各个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或者请得起昂贵的私教。母亲柯敏用自己总结的经验告诉我们，“营造环境的重要性”。

在俊俊两岁多的时候，她就给他放《海底小纵队》，开始是中文版，等他熟悉剧情后，就换成英文版。在耳濡目染中，孩子逐渐学会将发音和意思串联起来，这就是零成本的英语启蒙。

放眼望去，高墙由资源、资金、时间堆砌而成，但是父母的格局、态度以及自我反思和总结的方法论，其实也是高墙下坚实的底座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阅读第一”（ID：Readfirst），作者暖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