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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顶思研究报告，目前就职于千余所国际化学校的在校教师人数约10万人。硕博、海归、高薪、英语流利、多才多艺，国际学校的老师们一度被贴上“人类高质量男女”的闪亮标签。然而，我们访谈发现，深居校园的老师们却“中枪”都市职场几乎所有痛点：996、007，逃离北上广，大龄单身……如今身处“双减”风暴、“民促法”影响的风口浪尖，这个教师群体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真实……

文 | 多多，编 | Chris_guo

从北京到广州，我在国际学校寻找“安全感”

“选择国际学校那天，就已注定不可能像体制内老师那样，一所学校一干一辈子。”

11月初的广州傍晚，英语老师刘颖一身毛衣配牛仔裙，肩披粉红围巾，35岁的她身材瘦小，少女感十足。寻着一路现炒现熬炒芝麻糊的浓香，刘颖挤进小吃街正宗“老广”糖水店落坐，这是她结束“北漂”来广州任教的三个月里，唯一熟悉的一条街。穿过这片夜归途中的人间烟火，再步行数百米，便是她租住的精装单身公寓。

“同样是每月1000元房租，北京、广州，我的生活如同穿越地狱天堂。”刘颖说，她十年前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漂十年，先后任教顺义、朝阳、昌平三所国际学校。每天深夜从学校步行回城中村群租房的一公里路程，像一场孤独的人生旅行。

刘颖回忆起11月北京的寒夜，轮胎直径超过她身高的巨型卡车满载建筑垃圾排成长龙呼啸而过。那一刻，发缝、衣领、嘴角、耳朵眼吸满扬尘沙土。她恨不得一个箭步飞到家，再深深喘口气。

那段时间，在刘颖楼上住的是同校一对教师夫妻带着4岁女儿。男老师34岁，教化学，211博士。妻子在小学部教语文。一辆电动自行车，后面坐妻子，前面带女儿，一家人早出晚归。这对从山东农村考进北京的学霸夫妻优秀且热情善良。

周末，夫妻俩总叫刘颖来家里涮火锅、包饺子。“要不要离开北京”永远是三位老师辩论不休的话题。在这对夫妻家庭里，女儿面临幼升小，夫妻俩纠结：回老家进体制内学校？去能解决户口、房价相对低的其他一二线城市？继续留在北京，户口落天津？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困扰。

“我俩在这个学校，女儿能一直享受半价学费，等女儿升初中再考虑要不要走吧”。男老师的想法依旧寄希望于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

国际学校教师都是劳动合同聘用制，他们虽然拿着高于行业的薪水，但是与拥有“铁饭碗”的体制内教师相比，少了很多安全感。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教师编制，在一线城市租房、买房、供房、养娃压力巨大。

而他们频繁换工作、换城市的过程，也是在寻找生活和内心的安全感。

“那个惊魂的夜晚让我彻底决定逃离北京！”一次，刘颖批改完试卷和作业已是深夜11点，回去的途中经过一片拆迁房屋，废墟深处跑出两条大狗，喘着粗气一路尾随。她加快脚步，大狗却追得更紧，她拐过胡同气喘吁吁向宿舍大门奔跑，慌乱中她找不到门禁卡和钥匙，只能拼命拍打铁门呼救。此时，一辆出租车闪烁远光灯驶来，才免于一劫。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个瞬间！”刘颖回到宿舍，端详着镜子里一脸冷汗，惊魂未定的面容，没房没车没男友，996，007加班没尽头，睁眼学校，闭眼城中村。“我被两只狗追赶着逃离北漂”！她自我调侃道。

现在身居广州的她，只想在这个城市重新安顿下来，继续教学工作。

校园动荡，我和孩子面临失业失学

“双减、民促法，中年危机，同时爆发。我的命运被裹挟着不知去向哪里？”37岁的数学教师王静说，“双减”和“民促法”的推进注定了教培机构及小型创新学校举步维艰，但没想到来得如此突然。

她所在的小型国际化创新学校面临停办，她和儿子同时面临失业失学。

9月刚开学，当王静和孩子们沉浸于新学期的各种小欢喜，校方却突然宣布：由于教委发布学校责令停办的通知，办学资质无法继续使用。加之学校所在地面临拆迁，学校投资方计划将全校师生“转让”给另一所国际学校。

“这关系到300多孩子上学，七八十位老师的饭碗！”“师生不是商品怎么能打包转让？”面对家长的愤怒与质疑，作为老师的王静也无言以对，对她何尝不是双重打击？！

她任教的所谓创新学校在北京家长圈颇具名气。7年前，她离开海淀某知名国际学校，带着儿子加入这里。学校离家不到五公里，和大型学校工资相当，但只教20多个孩子，工作家庭兼顾，性价比不错。

但是从今年9月到11月，王静感觉比两年还漫长难熬，学校依旧生死未卜，看着班里孩子一个个转走，老师们也在另谋出路。这段日子她经常帮临时请假的老师代课。她深知，同事去了其他学校面试或试课。在王静看来，国际学校普遍缺老师，想换个学校不算太难。但她和孩子打算留守到最后，毕竟这里有她内心的舒适区。

和王静同毕业于北师大的90后学妹陈晨步入职场四年，却经历了从公立学校、国际学校到教培机构，再到如今失业在家这四种状态。“钱少活多，钱多活多，钱多又时间自由，换成你，你怎么选？”四年里，陈晨的收入从公立学校每月6000元，国际学校每月1.5万元，一路飙升到教培机构年入30多万元。

但是，好日子不长。今年以来，陈晨亲历了“双减”政策对教培机构的打击：停课、放假、裁员。她说，单身老师靠积蓄能扛个一年半载，有孩子有房贷车贷的老师根本扛不住。她眼看着同事为房租房贷和奶粉钱去跑开“滴滴”，录直播课，或联系老家体制内学校，心中五味杂陈。

而对于她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来说，还有生活的底气。在家待上一阵子，可以再换份职业。

脱单渺茫，我只配孤独终老？

国际学校的老师群体，应了一句“外在光鲜，内在真实”。在个人问题上亦如此。

“北京上海各有超80万大龄剩女”的话题一度登上热搜。上海人民公园、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也因此成为自带流量的网红地标。国际学校行业与互联网大厂相似，也是大龄单身聚集地。我们调研发现，30+、35+尚未脱单的老师不在少数。

出于好奇，上海某国际学校90后女老师林茹去年曾经“打卡”人民公园相亲角，却经历了这样的尴尬：身高低于160，减分；没房没车，减分；没上海户口，减分；年薪低于30万或者工作不稳定，减分；超过30岁，就是“硬伤”了。

林茹自嘲：“上海婚恋择偶的评价体系里，我只配孤独终老！”

国际学校之所以成为大龄单身聚集地，究其原因，教师普遍学历高，硕士、博士毕业、留学归国，二十七八岁才刚步入职场。工作两三年，站稳脚就已“奔三”。加之校园环境相对偏远封闭，教学任务繁重，接触外界的机会少，社交圈子也小。

事实上，在很多国际学校里，小学、初中学段男女教师比例也失调，女多男少，导致“校内脱单”“业内脱单”也十分渺茫。

去年，林茹和同校任教的两位单身好友一起辞职，转行到工作环境相对开放、社交机会多的留学机构。站在新公司大厦窗前远眺东方明珠和黄浦江夜景，林茹不禁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来，从东北小县城“文科状元”到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硕连读，托福首考117，如今“沪漂”大龄剩女的标签非自己莫属。

如今，三人在上海某地铁终点站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周末一起跑步，练瑜珈或短途旅行。三人一起列出未来10年的“梦想清单”：脱单之前一起去50个地方旅行；一起存钱找机会合伙创业。如果四五十岁还没脱单，就一起找个安逸的小城或海边，开间小店或办个英语班。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目前，她们还是决定努力工作，诗和远方或许要在未来去实现。

任何痛苦都不及师生沦为“甲乙方”

“国际学校的孩子都来自富豪家庭，有钱人想早早送孩子出国。”这是外界对国际学校最多的误解。

在我们的访谈中，多位国际学校教师表示，北京上海的国际学校大部分孩子来自收入相对较高的工薪家庭，这些家庭愿意将收入大部分投入孩子教育。也有很多北漂中产家庭迫于没有北京户口又无法送孩子回老家参加中高考，只能选择入学政策相对宽松的国际学校。

“当学校同时也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教育同时也是生意，当学生和家长成了甲方，教师作为专业精神与教育情怀的坚守者，太多眼泪只能默默流在心底。”一位清华毕业，从教10多年的国际学校教师坦言，学生被老师批评时扬言“请跟我的律师谈”只是网上段子，现实比这更加戏剧化。

35岁的米老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年她从英国留学回来，放弃了到杭州上海任教的机会，也没参与家族企业经营，回到家乡紧邻杭州的县级市任教于当地最大的私立学校国际部。早晨6点多出门，晚上9点多结束晚自习，学生就寝，她才下班回家。每天超过15小时的工作，幸福感不高，她坦言这五年，一直靠教书育人的情怀支撑着。

米老师说，小城市读国际学校的孩子和北京上海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大多经历了中考落榜，无缘高中，凭借家庭条件优渥被送来读国际学校。校方从经济利益考虑，要极力维护生源的稳定。而考试前“放水”泄题，给试卷改分，做出漂亮成绩单给家长看，米老师对这些“潜规则”早已司空见惯。

但令她最痛苦扎心的却是校方、老师被迫无底线的妥协。

一次月考，米老师发现几个学生互抄答案。几人答题卡雷同，错的选项都一模一样。她决定依据校规作废几人的考试成绩。其中一个抄答案的女生非常霸气地说道：“你有什么证据？调监控录像吧，老师没证据，却要作废我们的成绩，污蔑我们！”此事惊动了校教导处，几个学生被带走接受批评教育，但最终没有依据校规处罚。

“冲突面前，教师永远是妥协的一方。”米老师说，等过两年孩子大一点，她带着孩子一起去杭州或上海，到真正将教育情怀放在首位的学校去。

而张静老师曾想帮一个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孩子提高成绩，约谈家长时，对方的话让她彻底震惊——“我和孩子他爸从小学习都不好，现在不是混得不错嘛，给我家公司打工的，随便一个都是硕士、博士。”这位家长甚至还“威胁”过张静：“你不要太多事，当心我找校董投诉你！”

刘颖回忆在北京某学校当班主任时，曾发现一个男生偷偷带香烟，还分给其他同学。刘颖第一时间联系家长。但没有想到的是，对方云淡风轻地说：“这事我知道，男孩到了青春期，觉得会抽烟很酷，这是孩子之间的交流方式，老师不要过多插手。”

刘颖搬出校规以及吸烟危害健康的道理，但这位妈妈“警告”刘颖：“一家有一家的活法，你不要道德绑架！”

令刘颖最为痛心的是，学校虽然明令禁止住宿学生带手机，但实际管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孩子通宵打游戏看球赛，其中一个孩子入学一年多，沉迷网游双眼接近失明，只能长期休学治疗……

结  语

“我们身处一个温暖且自带光芒的职业，特别容易被孩子们点点滴滴的小幸福所治愈。”在我们的深入访谈中，多位老师坦言，她们的内心也装着许多感动的镜头。

刘颖离开北京时“断舍离”掉90%的家当。唯有一个纸箱她花数百元寄到了广州。里面装满了她从教十年来学生从世界各地寄来的礼物：法国香水、日本玩偶、温歌华冬奥会徽章，还有一厚摞明信片……打开“百宝箱”，职业生涯中所有的不开心瞬间消散。

王静一次遭家长投诉，流着泪跑回办公室正要趴在桌上大哭，却发现桌上出现一顶插满鲜花的草帽。这是孩子们为她手工制作的。擦干眼泪，戴上鲜花草帽，她和孩子们一起排练情景剧。“那一刻，我是闪闪发光的女主。”

无论现在还是过往，这些老师们的真实生存状态都成为了教育新政下行业巨变的缩影。

（注：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顶思”（ID：idingsi），作者多多。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