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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容错率’很低”

“这10年来，学生的生命活力呈断崖式下降。”

“孩子们的精神成长太缺少陪伴者和引领者了。”

“中产家庭因为怕阶层滑落而‘鸡娃’，殊不知，在阶层流动中，如果每个人都不安其位，则会造成普遍的不幸。”

这些观察和思考，是前不久我采访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时了解到的。

唐小兵教授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作为一名“青年知识人”，唐小兵既思考“公平”“正义”“阶层固化”等抽象命题，也密切关注教育，不仅因为其父亲的角色，更因为他在教学中发现了上述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

历史是投向未来的一束光，而研究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找到问题的答案。

*方便阅读，本文以第一人称呈现。

“我们这一代的‘容错率’很低”

我曾经和一些在高校做老师的朋友交流，明显感觉到这10年来，我们学生的生命活力有断崖式的下降。很多人都很沉默，心事重重，没有了青春时期该有的意气风发的神态和冲劲。

我认为，这是应试教育中过早、过度竞争所导致的普遍的生命自我消耗。

前年我参加了一场本校的保研资格面试，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本来很熟悉的学生，有些竟然不敢抬起头来跟老师说话，有同学竟然在英语测试环节紧张到一句英文都说不出口。

于是我主动申请做了一年级“拔尖班”的班主任，就是想深度参与到00后一代的学习和生活中去，看看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究竟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让学生更从容地自我长成。

在一次我组织系里两个年轻教授和同学们的座谈中，一个同学提到“我们这一代的‘容错率’是很低的，不能犯错，一招错便全盘皆输。因此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对绩点、成绩和未来充满焦虑，甚至恐惧。”

对此我很震惊，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系统本身出现了问题，过分夸大了某些选择导致的后果，贩卖了太多诸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焦虑。

另一方面，也说明很多人没有学会拥抱失败，不知道失败和挫折也是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部分。

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的成长，而是说人的评价尺度是跟过去的自我做比较，不是无谓地跟同龄人去对比。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们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同学，友谊之于生命的价值一点也不亚于个人的学业或职业成就。

史学家许倬云出生时便身体有缺陷，之后的人生中又不断地生病，遭受意外和变故，但最终依然成为一代史学宗师。他的生命史展现了人生的多种可能，对人生单向度的捆缚和焦虑往往就压抑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很显然，我们的学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精神成长方面是相对缺少陪伴者和引领者的，更多的是以功利性目标为导向的单一教育模式，道德教育大多流于空泛，刷题之外无生活，跟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的链接都被过度的应试教育给斩断了，个体生命的心灵发育就会严重受到阻碍。

为什么不试试用真实的典范人格来打动人心呢？

为此，我请来了我的老师许纪霖教授，为同学们讲解“怎样成为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生”；带他们去王元化学馆，请华师大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讲解王元化先生一生的坎坷与学术追求和对自由人格的坚守。

王元化先生曾在《九十年代反思录》讲到：《圣经》上说“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

“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这就是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和未来的知识人，你是一个燃灯者，你要把光和暖带给别人，还要做人世间的盐，有尊严而不自恋地融入这个世界，为了文明传统的赓续而自强不息，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和文明自觉来面对这个时代。

这样才有守先待后吾道不孤的绵延感与存续感。

精确到分钟的学习计划正在摧毁创造力

几年前，清华大学官方微博曾经晒出一组学霸“精确到分”的每日学习计划，我的学生们也有很多人把学习计划安排的满满当当，美其名曰“高效”，对此，我不能完全认同。

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来阅读、写作、发呆、散步、闲谈，我也从无所事事的“闲暇”中得到了滋养。

梁文道先生有次到我校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时说“青春就是应该被浪费的”，这自然是幽默的话，但其中也隐含了对当下一些青年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计算化生活的反省。

整个社会高度理性化、机械化，每一分钟似乎都不应该浪费，都要充分利用起来，这真的对于个人的生命成长和创造力的培养是有益的吗？

像史家傅斯年讲的那样，一天只有21个小时，必须给自己留3个小时来沉思，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记录了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在八年抗战期间如此粗陋的办学条件下，师生不仅面临物质生存压力，还经常有生命之虞，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却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学者、作家和科学家。

对此，何先生这样总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我认为在大学时代甚至更早时，人们应该去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如何抵抗时代的虚无感？如何活出时代的矛盾而成就自我的生命？

阿伦特在《爱与圣奥古斯丁》中说“一种没有死亡的生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当下无所畏惧地预期未来也是不可能的。”

尽早开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能够让人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和自足的价值系统，日后也不太容易被潮流裹挟，被时代的情绪绑架，更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人文立场而向权力或资本投降。

一个真正独立的知识人应该是横站的，既不屈服于权力的压迫，也不顺从于市场和资本的利益诱惑。

如何给生活留白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我也希望在晴朗的好天气里，能够带着同学们去黄浦江边散步，随意漫谈，可惜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学生没有时间，他们被密密麻麻的deadline（截止日期）所窒息了。

我同时也呼吁社会多营造出一些公共空间，提供一些触手可及的文化资源给到学生，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过度理性地规划会压制个体的独特性，完全的放任自流也会导致虚度光阴，关键在于引导。

“在阶层流动中，如果每个人都不安其位，就会普遍的不幸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曾提到过，在欧美每个阶层的人大都有各自的职业尊严、价值系统和文化传承，只有在中国，即便成为了中产也依然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焦虑于“中产的下流化”。于是通过教育的军备竞赛来完成阶层的跃迁和守卫。

在这个过程中，看似社会经历剧烈的阶层流动，实则每个人都不安其位，就造成了普遍的“内卷”和普遍的不幸福。

台湾大学的周志文教授曾经邀请我给他的《躲藏起来的孩子》做序，书中他提到自己曾经焦虑于小女儿的发育迟缓和成绩不佳，但最终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性。

举车子为例，有的车子开的慢，因为要负重，有的开的快，设计为跑车，但不能用来负重，各有特色，我们世界多元，就体现在这里。

相反，我们的家长不顾孩子特性，想把一切都牢牢抓在手里，背后反映的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价值观。

你当然可以努力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社会身份，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即便我的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作为普通人的尊严也值得被好好保护。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多元主义的社会，拥有多元主义的教育，包容不同才情、个性和目标的人，让他们都有各自成长的空间。

对此，留学恰恰是一种获得多元化经验的尝试。

“留学，就是到外部世界打开自我的体验”

前不久，我们学校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提到自己并不是很赞同孩子在当下出国留学，一方面因为新冠疫情，另一方面觉得当下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留学生似乎不太友善，而且，日后留下工作的机会减少，即使留下可能也只是“二等公民”等等。

对此，我并不赞同。我始终认为，只要有机会，留学是非常必要的，那意味着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汲取更为多元的知识与文化，来形成一个更为丰盛的自我。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留学浪潮从未停止，可谓向西方寻求真理是百年多来若隐若现的一种潮流。

无论是甲午海战失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派，还是民国时期胡适等人代表的欧美留学者，亦或新中国成立以来向前苏联派遣的留学生，都是为民族国家的未来或个人的前程在走向西方和日本。

从国家层面而言，对于一个非常早熟的儒家文明支配下的政治共同体文化而言，外部世界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对个人而言，到外部世界才会有打开自我的生命体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过访问学者，旁听了Ann Blair教授开设的一门有关“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直至当下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本科生课程。

除了正式修课的十来位大学生和像我这样旁听者外，每次还有三位拄着拐杖结伴而来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有一节阅读文化课，讨论早期欧洲书籍装帧、设计与版本问题，老师给每个旁听者发放一本古老的书（一般都是一两百年前出版的，我拿到的是《哈扎尔辞典》），让每个人面向其他人介绍所持书的“物质层面”的特点。

这种形神兼备图文并茂的方式，很贴近书籍史、阅读史的旨趣，不仅在接触和追溯一个抽象的“文化史“，同时实质性地触摸和感受“书籍作为物质存在”的变迁史。

在讲授过程中，来自不同印刷文化传统和阅读谱系的同学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问题，形成了多元的“历史理解”和“价值观念”的碰撞。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类似这样的体验能够让人对于所归属的文化和社会形成反省，和更深刻的理解。我始终认为，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在一个全球彼此依存度大大提升的当代世界，单靠内循环只会走向日暮途穷的那一天。

世界终将是共同依存的，而留学生正是中西方文化学术和思想交流的桥梁。

如今，因为疫情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抗关系，导致整个社会也开始剧烈变化，让普通家长和学生，包括我自己也产生了一种不安和焦虑。

如何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这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不确定性才是一种常态。无论是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民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回头看，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因时代急剧动荡带来的内心不安的，恰恰是人文主义的传统与文化。

齐邦媛在《巨流河》里写到，抗战时期，她从东北一路逃亡到南京、湖北、重庆，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庆幸自己还活着。在每天轰炸不断的情况下，她仍然潜下心来学习莎士比亚、研究但丁的《神曲》。在武汉大学，上课通常只有她一个人去，很多人讥讽她，但她始终相信文化的力量，笃信学术本身内在的价值。

台湾有一位著名诗人叫痖弦，他在回忆录的序言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到了我这个年龄，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诗人杨牧也曾有过相似的的句子，大意是：“在维也纳郊外的墓园里，躺着一个完成了的海顿。”

所谓“人生完成度”就是人生的梦想与实际人生展开过程的匹配度。随着成长，人们会有很多理想和愿望，也会有天分、能力和外部条件的差异，是随波逐流被时代裹挟，还是不断调整内心的秩序，有坚定的信念。这涉及到人对生命和自我的理解。

这些都与内在的价值系统有关，也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

谁也没有办法预料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上升的还是下滑的，我们不能因为处在下滑的阶段就怨天尤人，唉声叹气。

丰子恺说，要“不困于心，不乱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怎么获得这份淡定和从容？

我想也许多阅读一些过来人的著作，了解历史中的先人如何面对不同的时代状况和生命境遇，如何坚韧而又智慧地“完成自我”，这是更有意义的办法。

“和孩子一起进行有抵抗感的严肃阅读”

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严肃阅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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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严肃阅读是指阅读选取的文本是严肃而真诚的，不是恶搞的，也不是戏说的，更不是在一种商业利益的精致计算下对手中心灵的拿捏，而是寻找一众有抵抗感的阅读。

抵抗感意味着内容对读者会构成一种历史经验或人文理解上的挑战，如果我们坚持了下来，养成一众严肃的阅读品味和趣味，就不太容易被过度流行、其实也是精准商业化的读物“诱拐”或“算计”。

真正好的作品能够培养独立思考的心智，而不是将一些先入为主的价值和观点通过迎合读者的认知习惯的方式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地灌输。

之所以强调它，是因为我发现近些年来，整个社会有一种对严肃阅读的排斥和疏离，认为但凡严肃的东西会给读者带来负担，好像有很正当的理由来拒绝一切严肃的东西，短视频、音频节目和快餐阅读成为主导，抖音、快手等风靡一时。我并不否定人可以有休闲和消遣时光，但这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个压倒性和支配性的存在。

如果没有在学生时代奠定好的阅读趣味，工作以后就很有可能完全不读书，或者只读成功学和心灵鸡汤，而这些书籍是很难支撑起对一些严肃命题的思考，大学生甚至高中生应该读一些人类历史的经典著作，例如欧洲思想的经典《理想国》《利维坦》《论自由》以及像《论语》之类的中国古代经典。

每天哪怕有半小时甚至十分钟读一些相对严肃的作品，日积月累都会获益良多，总之突破阅读的舒适圈，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要求，要有一种勇敢的行动。

我在哈佛访学的日子里，每周都会带儿子去图书馆呆上半天，屋外是凛冽的冬天，室内是温暖的相互陪伴的阅读氛围，每次从图书馆回来，再借十来本书，一起吃点美味的披萨，那真是美好的回忆。

我也因此给《文汇报笔会》写了一篇散文《“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

回国之后，他也无奈被繁重的课业压迫，阅读空间也被积压，但那时形成的好品味会一直伴随着他，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读一读王鼎均和齐邦媛的作品，翻一翻宇文所安。

就像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反复讲的那样，读书不要那么功利，就像游山玩水一样，读书的快乐内在于读书的过程之中。

家长在陪伴孩子进行严肃阅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以身作则，一个自己沉迷于刷手机抖音和网络小说的家长，很难期待自己的孩子对这些有抵抗感，另一方面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像植物在自然中生长一样，给足阅读的空气、土壤、水分等，让孩子慢慢发现读书的乐趣，这是一个自得其乐的过程，一定要学会等待，等待孩子找到和发现他自己。

我在《与民国相遇》这本书的后记写过这样一段话：

对于复杂性的认识、理解与接纳，或许是一个民族通过阅读历史走向心智成熟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那些当下萦绕在心的诸多焦虑与不安，或许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迎刃而解。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作者万能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