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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未成年人的快乐常常源自电子屏幕。而其中，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时长，又超过了非留守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留守儿童更难从手机上瘾中全身而退。

2021年9月，武汉大学265名师生分别奔赴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开展“一老一小”实地调研。调研选取3省、9县（市、区）、29个乡镇和街道，对其辖区内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展线上问卷调查，从中选取64个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庄开展线下入户调查。

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问题，是调研组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调研和观察，他们试图回答：为什么留守儿童更容易手机成瘾？为了管理学生的手机使用，学校、家长和政府能怎么做？

文|余似楼

学校：手机争夺战

想要进入黄颡口中学，首先要过一道安检，经过校门口的金属探测仪。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滴一声，机器发出响声，学生的手机被没收之后，才被准许进入校园。为此，学生们也想出了自己的对策，把手机放在鞋底里带进学校，或者找人从墙外递手机。

这所位于湖北省阳新县的中学，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手机争夺战”每天都在上演。

阳新县是一个务工大县，阳新县新一代家长大多数为打工阶层，常年在一线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工作，收入不高、就业也不稳定。孩子留在家中，主要由祖辈照顾。在调研中，统计结果发现，阳新县中小学生留守儿童比例达到50%。

在某种程度上，黄颡口中学的“手机争夺战”，也是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使用问题的缩影。

在手机管理上，这所寄宿制学校承担了主要的责任。校规的禁手机令可谓严格，“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任何场所、任何时间携带或使用手机。”

这样严格的管理出现在疫情之后。2020年下半年，教育部发出了“五项管理”的通知，分别指向中小学生的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问题。其中，明确了“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的规定。在调研中，许多老师都提到，有了这个规定，管理手才有了“武器”。在此之前，老师如果没收了学生的手机，常常会有家长找上门来。想要管理手机，学校也是有心无力。

平日里，班主任会突击检查班里有没有学生在用手机。晚上，有些学生会把手机藏在宿舍，就寝后玩游戏。为此，学校了设置夜间就寝的巡查，检查持续到夜里11点以后。疫情之后的10个月，学校甚至聘请了五位退伍军人，专门管理手机问题。

这样严格的管理并非黄颡口中学一家。在调研的9个城市中，几乎大部分学校都采取了严格的手机管理政策。县校园手机管理的基本原则是“限制进学校，不能进课堂”。学生存在需要携带手机进入校园的特殊情况，必须由家长签字说明。并且不允许教师用手机布置作业。在阳新县的一所重点高中，手机管理甚至还有另一条举措：“对班主任进行考核，发现一台手机对班级扣一分，这和班主任津贴挂钩。”

可是，即便是这样严格的管理，依然不见成效。

课题组在阳新县发放了17818份问卷，其中有9.09%的家长反映，孩子每天玩手机超过4个小时，2-4小时的占比也达到17.21%，这意味着，至少有超过20%的孩子已经沉迷手机。家长们对此也有共识：有18.59%的家长认为孩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手机沉迷问题”，46.8%的家长认为“出现了手机沉迷，但不严重”。

图|留守乡村的孩子

而孩子们用手机在做什么呢？

在黄颡口镇，接近半数的孩子用手机主要是玩游戏。“抱着手机，眼圈发黑，却十分精神。”他们扎堆在一起玩游戏，玩到凌晨二、三点，第二天起床后继续玩。很多孩子在玩游戏之后，会变得非常暴躁，无法集中注意力。每个调研城市的老师都能举出一两个因游戏引来的“祸”。哪怕是在重点中学，一个学生在疫情期间上网课，结果沉迷手机游戏几个月，回校后，他不再能适应严格的学校管理，便主动退学了。

短视频一出现，就迅速抢占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在阳新县的调研中，69.2%的学生会用手机看短视频，相比之下，玩网络游戏只排到了第二位，占比35.77%。短视频则让孩子们更早暴露于这个社会之中。在《童年的消逝》中，尼尔·波兹曼这样区分童年与成人世界的界限：“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知道，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

学生们会模仿短视频里的人物、语言，甚至写到作文里。在河南省光山县，一位老师提到，很多女生会随机加入各种网络群聊，但匿名的社交平台存在很多风险。一位初二年级的女生，从小生长在一个冲突颇多的离异家庭，通过网恋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很快就辍学了。在调研中，也有一位母亲提到，她曾无意间发现女儿手机中有与陌生男子的聊天记录，其中夹杂着裸露的私密照片。

“以往教育学界和社会舆论虽然有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讨论，但其并不构成一个绝对的问题，许多儿童出现的问题并不一定与留守特征构成强相关。”调研组认为，“但是在当前教育环境复杂化，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化之后，留守儿童的手机管理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

家庭：5+2=0

与学校的严格管理相比，家里就成了学生们玩手机的天堂。“手机管理的症结不在于学校，而是在于家庭。”老师们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学校，受限于严格的管理，学生们没办法玩手机，一回到家，他们就会成倍“弥补”玩手机的时间。久而久之，老师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5+2=0”。5天严格的学校内部手机管理，加上2天的家庭放任，手机管理的效果就等于零。末了，老师们还会补充一句，“家长打工的更管不了”。

“管不了”的多是留守儿童。在黄颡口中学，学生们使用的手机90%是家长提供的。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不得不独立生活，寄宿学校，父母就需要通过微信、支付宝给孩子转生活费，孩子才能去充值饭卡。平日里，学生也需要用手机来联系家长。因此，在客观条件上，直接增加了学生使用手机的机会。相比之下，城市里的孩子每天可以回家，手机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爷爷奶奶管不了。”老师们经常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务工的家长请老师去家访，解决孩子带手机的问题。在黄颡口镇，曾经有一个学生家长请老师帮忙没收孩子的手机，收了手机一年后还，收了还，来来回回进行了三年，直到孩子初中毕业。

在隔代教育的家庭，家长们尤其需要“有权威的老师在场”来度过这场手机危机。

在湖南省衡南县的曹河村，调研组也见证了一位爷爷与孩子在手机上的拉锯战。

因为儿子和儿媳都去城里打工了，56岁的老会计吴永德留在家里耕地，同时照顾三个孙子孙女。这一家的情况在衡南县十分普遍，作为人口流出大县，衡南县留守儿童的比例非常高，一些乡镇学校的家长会只有10%的学生父母能参加。

原本，做饭、接送上学、教写字都是他能力范围的事情。直到智能手机出现，他发现自己再也管不了孩子们了。吴永德知道孩子长时间玩手机不好的，但是，一旦他不给孩子手机，孩子们就会哭闹。一想到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也很可怜，实在不忍心管教。这样，手机又到了孩子们手中，直到没电了才不玩。后来，吴永德索性想了一个办法：每次只充20%的电量，这样孩子们就只能玩半小时了。

他乐观地想，只要去了学校，就有人管孩子用手机了。

图|湖南农村的儿童生活日常

很多隔代教育的老人都有类似的心态。在调研中，衡南县公办外国语小学中，近200个主要由爷爷与奶奶抚养的留守儿童，都难以在家中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业任务。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管小孩”，另一种是“管不了小孩”，或者出于溺爱的心理，或者是担心孩子和父母告状。

在调研中，一位50岁的家庭小作坊主也提到，自己非常后悔把孩子交给父母管教，“他们太溺爱孩子了，什么要求都满足“。有一次，儿子也用同样的方式威胁他——如果不给玩手机就跳楼。可是，他觉得儿子没胆量跳楼，不予回应，结果也没有发生什么。

在县城，一些对孩子教育有较高预期的家长也开始意识到隔代教育的不足，出现了“回流现象”。在街道上，半年时间内就新开了十多家家庭小作坊，大部分都是为了回家亲自管教小孩。但是这部分家长只占很少一部分，在当地大部分家庭，孩子依然是祖父辈在教育。

城乡差异

然而，亲代的抚养就一定会更严格吗？也并非如此。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中产家庭的父母会更严格管理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填充孩子的课余生活。他们通常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带孩子一起散步、运动、看动画片，培养习惯。

调研中，一位小学校长提到：他从小就注意控制女儿玩手机的时间，规定女儿每天玩手机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也不准刷抖音。小女儿比较听话，一般用手机看动漫、玩智力游戏，因此，在手机使用上冲突不多。

很多进城务工家庭的情况却并不如此。一名六年级学生在作文《我的春节》中写道：“电视当中的春晚没人看，大人们都在低头刷手机抢红包。而我最希望大人们赶紧去打牌，这样自己就可以玩手机了”。调研组发现，很多乡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往往对教育重视程度不高，教育也并不是家庭发展目标的核心。因此，“学习是凭孩子自觉的事情”，玩手机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引起重视。

在疫情中，被大众所熟知的新闻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儿童没有智能设备来上网课。这也被视为“接入沟”。而疫情过后，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数字鸿沟”才浮现出来，也就是“使用沟”。

图|孩子与猫

为了上网课，很多家长都为孩子配备了手机，但是在很多留守儿童家庭，手机不是用来上课，而是用来打游戏的。在调研中，芭蕉初中、黄颡口中学等多所县城中学的管理者都提到，网课的效果并不好，“一上网课成绩普遍下降，又要回头补”。

效果不好并非都是技术本身带来的，更多取决于学生用手机用做什么事。在城市里，课外培训班占用大量课余时间；在农村，调研组听到的更多是，手机占用大量课余时间。一个六年级的女学生说，“班上同学都有自己的手机，就她没有。”有的孩子带着自己的专有手机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成为新的流行文化。

对很多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经济负担并不是家庭抚育过程中的最大的困难，精力负担才是。所谓的精力负担，指的是家长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方面投入的精力过大，以至于负担过重。

很多双职工家庭，父母忙于打工，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看护”孩子。而留在乡村的家庭，一般也是家庭发展能力较弱、尚未有能力进城的群体，这决定了他们在教育投入上的无力。网络和手机管理困难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精力负担。

公共游戏方式的消失

在我们的想象中，乡村儿童的游戏方式往往是丰富多样的：在田间地头奔跑，和小伙伴们打闹。总之，是更靠近自然的。

实际上，调研组发现九个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大部分留守儿童在放假期间，都是在呆家里，不外出运动，看电视、看手机、看ipad。

在湖北省沙洋县的王田村，一个村民小组共33户，其中幼儿园小孩7个，小学生有4个，初中生2个。而其中有一半孩子，都跟着父母进城居住、读书。留下来的农村青少年很少，他们也没有同伴和朋友一起玩。村里也没有公园、游乐场、博物馆、艺术馆，平日里，这些留在村里的孩子无处可去。

图|田野间的孩子们

在城市，由于青少年的公共生活匮乏，家长只能将其送到培训班。而在农村，由于青少年的公共生活匮乏，他们很快钻进了屏幕里的世界。

“现在孩子在手机上面什么话都敢说，一见面就都不说话了。”一位老师抱怨。在调研中，经常会有成年人提到——孩子们全靠从手机中获取信息，甚至扭曲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

但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的悖论：除了网络化、娱乐化和游戏化，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似乎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究竟是因为网络游戏让他们远离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还是现实生活的匮乏把他们推向了网游？

调研组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夏柱智长期关注儿童电子游戏的问题。他认为：传统儿童游戏的三要素，熟悉的同伴、场地，还有玩具，在手机游戏中都能找到一一对应的方式。《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在虚拟世界，为儿童提供了“队友、地图、装备”，因此，手机游戏也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学生们在虚拟的社交中释放负面情绪，组建队友、通关升级，获得即时满足，也得到一个群体的认同。

图|调研中（夏柱智拍摄）

这些，恰恰是他们在现实社交中难以获得的。在“内卷”的压力下，不仅仅是城里的孩子，村里很多孩子也被送到县城去培训。即使不参与培训，他们也找不到伙伴一起玩了，毕竟同伴被送去了培训班。被填满的周末，孩子们不再有探索的机会，也转向了玩手机和更容易获得的即时满足。除此之外，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家长不再敢放手让孩子自由活动，自己无法看管孩子的时候，会倾向于把孩子“锁在”家里，那孩子就只剩下玩手机一种娱乐活动了。

在“防沉迷”政策后，久违的，留守儿童的游戏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早在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互联网游戏平台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通过实名认证和刷脸等技术手段，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使用时间。

对很多学生来说，限制的技术短时间难以被破解，他们被从虚拟世界“拽”了出来。

2021年的中秋节，黄颡口镇的路边，调研组看到了几个玩拍手游戏的小学生。这个原本中国乡村街头最常见的景象，变成了一件新鲜的事。

图|阳新县黄颡口镇在路边玩拍手游戏的小学生（邓碧玲拍摄）

在调研中，阳新县的一名初中生说，他日常玩手机时间从过去的每天0.5-3小时减到每周1-2小时，“每次玩都要刷脸，即使我们控制不了，官方（游戏平台）也会控制得了。”没有了手机游戏，一些学生重新回到现实的游戏中，和朋友打球，甚至玩起了传统的拍手游戏。

看起来，这几个孩子的注意力已经暂时远离了电子屏幕。但是长久的隐忧却并未消失。技术的手段堵上虚拟世界的黑洞，但在现实中，他们玩腻了拍手游戏，还可以去到哪里呢。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余似楼，编辑JUMP，调研支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视觉：王艺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