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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围城”:一边扩招,一边分流

作者:李璐瑶 发布时间:

研究生“围城”:一边扩招,一边分流

作者:李璐瑶 发布时间:

摘要:“过程考核,合理分流”的意义,核心是育人,而不是“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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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研究生也是道围城

近年来,国内研究生相关话题呈现“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不断上涨的考研人数,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457万,再创历史新高;一边是高校陆续发布的硕博清退通知。

在这些清退名单背后,还存在着大量的延毕问题。

作为博士前期的硕士阶段,是学术研究进阶的过渡期,对硕士的要求不宜过高。世界范围内,硕士研究生的分流率都不高;我国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分流率很低,硕士延毕也很少见,但延毕率也从2003年的约4%,上升到了2018年的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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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更常见的是博士延毕,甚至已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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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2012年突破60%,2018年已达到64%。也就是说,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对此,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认为:“目前博士生无法按期毕业的人数比例高达65%,有的读博8年也毕不了业。延期博士生群体日益扩大,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他指出,问题在于:开头松—中间松—毕业严。

2020年,研究生招生110.66万人,其中,博士生11.60万人,硕士生99.05万人;在学研究生313.96万人,其中,博士生46.65万人,在学硕士生267.30万人;毕业研究生72.86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6.62万人,毕业硕士生66.25万人。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完全进入了普及化时代,硕博群体也不断扩大。如此庞大的人群,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做研究。硕士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标配,但很多人读研读博核心目的是就业,而不是研究。

2019年,我国博士研究生预计毕业人数为172824人,实际毕业人数62578人,延毕率63.8%。

延毕存在着很多种情况,有不少确实是“懒”字当头,也有不少是非“研”不可,为读研而读研。在应试教育和社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大批本不适合读研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开展研究所需的足够专业知识,或是缺少学术热情和动力,无法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科学的研究。

“热爱,但并不适合做科研”成为越来越多研究生所面临的问题。

近些年,硕博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一些极端事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读研虽好,但也是一道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部分人想出去。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

“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这句话喊了很多年,却遭遇了“动真格很难”。

在很多学校和科研院所都有中期考核,但落实分流实际很难。中科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院士坦言,有时在考核后,个别学生确实被认为不适合读博士,所里会希望学生改为硕士,但如果学生不愿意,也不会勉强。“基本都没改成,最后一般也都毕业了,我们还是要顾及学生的心理状态。”

而研究生分流在国际上是成熟机制。

持重视研究生分流意见的专家学者很多,著名学者、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认为:研究生都试着朝博士方向,但如果发现不行(自己发现其实不感兴趣、或者老师发现其实学生不合适,等等),以硕士作为分流,不用做研究、不用发论文,只要课程及格就毕业并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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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校长认为对医生按兴趣、能力、资源进行分流,并不是否认医生的研究能力,医生能够做好治病救人的工作就是好医生。

这样的情况建立在:即便不能做研究,但仍然大有可为,人尽其才,做好医生造福社会。

研究生分流制度确应追求人才的合理配置,但不得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长和教师都认为学生如果未能完成学业,则是失败的教育,对于学生教育的前期投入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教师往往抱着“不能毁了一个学生的未来”的心态,给予学生“适当的宽松”。这由当下研究生分流的不可逆制度决定,一旦分流就代表着中止学业,即便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能够获得硕士学位,在通常的舆论环境中也是一种失败。

作为学生自身来说,在社会舆论和前期投入过多。用人单位的歧视,放弃博士学位难以获得有同样价值量的相应合理补偿的压力下,即便出现了读研后极不适应的情况,也强迫自己硬着头皮读下去。毕竟“看似只差论文就可以毕业了”,实际上在培养过程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不仅仅是没有写出论文这么简单。

很多人是在一条既定的优等生的道路上,一路顺其自然地读了硕博。让自己选择更为积极的道路,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信念。

但学习成绩和学术研究能力是正向相关但不完全绑定的两件事。能够获得硕博资格,但学术研究是否是最适合自己的路,也是另一回事。

对于学生来说,读研、读博只是成才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

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严把质量才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学术面前只有客观,没有情感和面子。

国外高校研究生分流有何借鉴?

观察国外高校成功的研究生分流制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较为宽松,另一方面是补偿学位机制人性化。成熟的过程考核也保障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以耶鲁大学为例。

2020年,耶鲁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共收到10584份博士研究生入学申请,审核并发放1176份录取通知书,2020年博士研究生入学申请通过率仅有11.1%,生源分流率高达88.9% 。过程考核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耶鲁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对博士研究生的居住要求、道德培训、课程考核、资格考试和教学训练进行多方面的考核。

从入学后到获得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学生至少要面对6次分流退出考核,导致分流退出率也较高。在入学严、过程严的情况下保障了博士培养的质量。

分流退出的博士生中存在部分学生主动退出的现象。2016-2020年,每年均有超过60名博士研究生主动退出学习计划,主动退出率约为15%。

学生会因为兴趣等原因主动放弃攻读博士学位,也可能转学到其他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尽管他们被统计在分流退出率中,但也有可能在其他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

耶鲁大学的分流退出制度规定学生可自愿退学,也为主动退学的学生提供重返校园的机会。根据被分流退出学生修读情况授予不同程度的补偿硕士学位,在培养过程中依据学生不同的学术表现授予相应的学位,构建多样化的分流路径,保障学生权益,维护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

国外高校博士研究生的分流率可以达到30%左右,即100名博士生中有大约30人拿不到最终的学位。我国博士生的分流率不足5%。但究其本质还是国外博士生往往更看重的是学术经历、所学知识、学术能力的培养,而国内博士生更看重学位的获得,舆论环境对博士也较为苛刻。

这给我们的借鉴是:科学过程考核,将毕业压力前移;合理分流,妥善安置,给予学生二次、三次考核的机会。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此前在两会期间曾介绍“南京大学433博士培养模式”:“明确中间过程严格要求。每一次资格考试必须有15%的人不能通过,不要等到毕业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博士论文不是简单会背书考试,它是创造知识的过程。”

误区:分流=淘汰

目前,很多人对研究生分流存在的误区是:分流=淘汰。

在这样的观念下,多方原因导致3年博士读8年的情况出现了。学术悲剧是残酷的,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学业,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或者说有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能够成长得更为开心,收获也更多,但没有选择。对学生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对社会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但问题是在没读研读博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读研读博,甚至真正投身学术是否合适。

这才是“过程考核,合理分流”的意义,核心是育人,而不是“淘汰”。

对于被分流的学生来说,是及时止损、把握节奏,选择更为自己负责的路。

由于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求博士在毕业前要发表 2 篇及以上核心期刊论文,博士的日子确实很难熬。为了保证博士教育质量,严抓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评阅、答辩、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于是博士生基本学习年限只能由3年调整为4年。

2003年起,北京大学开始博士生培养改革,将硕士起点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由3年调整为4年。3年时间对于培养学术研究者来说太短,已经成为共识。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实行4年制,多所高校实行3-4年弹性学制,显然,也正在向博士4年制过渡。

延长学制固然是出于科学培养博士生的规律和需要,但并不治本。

并非每个学霸都适合学术科研的道路。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想清楚什么最适合自己,自己想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在线”(ID:eoleoleol),作者李璐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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