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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均衡与拔尖人才培养

作者:孟庆伟 发布时间:

教育均衡与拔尖人才培养

作者:孟庆伟 发布时间:

摘要:需要改革中小学的办学体制,让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性、丰富性和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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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来源: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纷纷实施或深化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掀起了一场波涛汹涌的改革浪潮。

在全民教育焦虑的现实下,如何破解教育内卷,改革从外围转向了内核: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长教师常态化、制度化地流动起来,提高优质教育供给能力,实现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认为,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多校划片、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政策施行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还能因材施教,更好地培养创新人才?就此,《等深线》记者与多位教育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高校教授进行了对话。

“没有差距就没有择校”

按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政策,为促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将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在杨东平看来,目前全国多地大范围实施校长教师流动制度,这是由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的。

杨东平告诉记者,义务教育是一种保障性的公共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即保障每一个儿童有接受公平义务教育的机会,保障“起点公平”,从而促进社会平等。也正因此,义务教育具有免试、免费、就近入学的特点,也是非竞争性、非选拔性、非淘汰性的,以平等、均衡为主要标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告诉记者,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其特性决定了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同样条件的教育,有同样受教育的机会。

但显然,现实并不尽如人意。近日,教育部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636号建议“关于改善炒作学区房,保障教育资源共享的建议”时表示,“学区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校际间办学质量存在差异的问题。

以学区房热为代表的择校热,还只是“差距”的一个缩影。校外培训热、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带来的教育焦虑。

“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杨东平认为,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多校划片、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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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专家看来,干部教师交流轮岗,不只是干部教师在区域内合理配置流动的问题,还有利于人才培养。杨东平称,教育公平实际上也是对潜在天才的一种保护,给他们更多的教育机会,会涌现更多的人才。

“教育均衡发展,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当中,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均衡发展,保障了更多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其实是做大了分母,避免弱势家庭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杨东平告诉记者。

北京一位知名中学的校长也向《等深线》记者称,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让入读普通校、薄弱校的学生,能有机会在片区或教育集团内享受到优质的资源和教师。

那么,学校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财源、生源、师源是重要影响因素。

杨东平向记者表示,在义务教育阶段,财源、生源、师源的公平应该体现在:财源,即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生源,就是就近入学,学校不得按照学生的成绩和家庭背景来选择学生;师源,就是优秀的校长、教师不能成为少数学校的资源,而应当为学区内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服务。

但财源、生源、师源等多个维度的差异,最终造成了校际差距。首先,不同级别的学校,所能获取的财政经费差异较大。

“我们现在只是在学生按人头的生均教育拨款上做到了均衡,但是学校的建设经费还有一个大头,就是专项经费,这方面的差距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也很少公开。也正因此,有的重点学校可以开十几门外语,可以建游泳馆、艺术馆、博物馆等,而其他的学校根本无法企及。”杨东平表示。

储朝晖也向记者表示,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应该在财政经费上均等配置,要安全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解决多少学位来拨付经费,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校,因为各种原因,通过项目的方式和其他渠道获得了比其他学校更多的经费支持。

“作为学校,应该在享受同等财政资源等情况下把学校办好,而不是在资源不均等的情况下追求超过其他学校,否则会形成特权。由于每个学校的积淀和历史有差异,政府应该一碗水端平。应该让优质资源变成普惠资源,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储朝晖说。

储朝晖还认为,当下最关键的,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消除等级。而学校的等级,是教育行政机构决定的,不同的学校属于不同的等级,这自然就会造成差距,而且这个差距的张力近些年还在拉大。

“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一种等级化的义务教育学校,学校的类型五花八门,重点学校也有部属的、省属的、市直、区重点等不同的标签和行政等级,干部管理也各不相同,分成三六九等,所以要从根本上破除重点学校制度,就是要实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打破这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都按照属地化的标准统一管理。”杨东平说。

储朝晖还表示,在教师聘用方面,地区或学校也不能有特权。多年来,北京一直存在从郊区向城区调老师,从外省往北京调老师的情况,实际上,这就是在不断垒高高端教育资源,同时又使得低端越来越薄弱。这个政策应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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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直接的影响是生源和师源上的千差万别。一位学校教师称,普通校、薄弱校在生源上其实没什么选择空间。最终,好学校、好老师和好学生,成为了家长择校的重要考量所在,择校热也随之而来。

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正是解决师源层面公平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记者,今年,他到北京远郊区县的几个中学调研,部分校长向他反映,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出现大幅下滑,数学、物理教师做证明题的水平要好过做应用题。

“这反映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水平,部分教师如果在自己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没有学好的话,会导致今后教学的薄弱。所以,如果这样的师资进行轮岗,那么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孙东东认为,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一代人的成长又往往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所以,师资是根本。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教育体制机制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让教师这个职业的流动性不够。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打破了这种固化,并已在多地取得实效。比如2005年开始探索的沈阳市、北京市密云区,都在全域范围内实施了教师流动的改革,近些年的山东、浙江等省,都陆续开展了相关改革。

“如果学校之间没有差距,那么也就不存在择校的问题。”杨东平告诉记者,把每一所都办成重点学校,有难度,但是让一个学区里没有一所差学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处于义务教育普及阶段,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提供保障性的教育,至少要消灭显而易见的差校。”杨东平说。

而借着“双减”契机,各地将交流轮岗作为落实“双减”任务的重要举措。不过在杨东平看来,现在改革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举措,让中小学生在身体健康等方面有所提高,这是使儿童免于恐惧、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

避免基础教育“扁平化”

在孙东东看来,干部教师轮岗制度对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是非常好的,但从大学的角度看,在政策施行过程中,要避免基础教育“扁平化”。

孙东东连续30多年参与了北京大学招生工作,此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部分省份招生组组长。

“基础教育扁平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没有顶尖人才、创新人才,没有领军人物,进而降低今后我国在全球国家科研、综合实力方面的水平。我们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一直缺少教育领军人物。”孙东东说。

而对这个问题,孙东东深有体会。多年前,在一次央视节目中,孙东东担任特邀主持人,曾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有过一次印象深刻的对话。

“李政道当时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错,也因此,国外大学比较青睐中国学生。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差距的。差距在哪儿,李政道说:‘我们的科学家提不出问题来。’”孙东东向《等深线》记者回忆,在节目后回学校的路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对他说:“李先生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觉得,李政道这句话,实际上刺痛了中国所有教学、科研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孙东东认为,我国教育的硬件设施,在国际上已经处于不错的水平,可是我们没有大师。“国之重器,不过是工匠,是操作层面的,而基础研究层面的大师,我们是缺乏的。”

也正因此,在孙东东看来,如何培养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就需要从小学、中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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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教育是有规律的,就是要因材施教、分流培养。我们现在强调有特长、有创造力、有潜质的人才,用现在的教育方法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如果教育均衡发展解决不好,就容易导致基础教育扁平化,拔尖人才没有了。虽然拔尖人才是少数,但是引领世界发展的恰恰是少数人。”孙东东认为,基础教育必须要分层培养。

孙东东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长达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每年通过自主招生、保送、校长实名推荐、学科竞赛等方式被招收进大学的学生,入学以后的综合能力、今后的发展等一般好于通过高考考入大学的。”

“特别是通过学科竞赛被招收进大学的,比如奥赛金牌获得者、北大教师韦东奕‘韦神’等,成绩更为突出。如果这些招生途径取消,那么,我们的人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将减弱。”孙东东坦言。

“基础教育(包括高中阶段)一旦扁平化,大学也一定跟着扁平化。学生能考上北大、清华,绝大多数是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结果。无论基础教育怎么变,名校总会矬子里拔出将军来。但如果基础教育扁平化,受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非顶尖大学。”孙东东说。

孙东东认为,教育均衡,应该是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找到对应的学校,接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

拔尖人才如何培养?

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如何在拉普通校、薄弱校一把的同时,不把“尖子校”拉下来,因材施教培养人才,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但共同富裕,绝对不是杀富济贫,教育也一样。”孙东东表示。

前述某中学校长也告诉记者,干部教师交流轮岗,不是“削峰”,而是“填谷”。

储朝晖认为,交流轮岗过程中,可能会给个别学校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从整个义务教育均衡来说,作用是正向的。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应该有重点校、重点班,一直是争议较大的话题。

在8月31日北京市“双减”工作第三场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强调,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实验班。

在杨东平看来,义务教育均衡,就是不允许一小批学校占尽优势,要最终取消重点学校。在他看来,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造成了教育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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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公,让优质教育资源一定程度出现集中,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考入名校的学生家庭背景出现相似和固化。

孙东东告诉记者,现在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家庭背景就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情况,中学教师、工程师、大学教授、研究员、一般干部家庭等子女较多。

在孙东东看来,未来在教师轮岗试行过程中,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突出又不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区域,比如海淀区,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为突出。

当教育均衡发展后,如何实施因材施教?杨东平认为,这肯定有挑战,但过去用掐尖招生集中到重点学校,即垄断高中学生的这种教学模式是不合适的,今后也会被限制。

“对后进生有帮助,对学优生有支持,这是一个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总认为,培优就是上重点学校、上培训班,这个模式现在肯定是被否定的。”杨东平认为。

目前,在“双减”要求下,教育培训机构已走向新的方向。课后服务、官方补课的到来,让学校再次成为教育的主阵地。

从人才培养规律看,杨东平认为,因材施教,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差别化教育,并不等于从小就要“鸡娃”,在这方面,我国此前已有经验可循。

“以少年班为例,实际上从人才培养的结果看,已经说明这种思路的不成功。我国自1984(1978)年开始举办少年班以来,大概总共有2500~3000名左右毕业生。但目前,只有20%的人还在科技领域,比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只有2%的人取得大学教授等学术成就,这样的培养成果和我们预想的差距较大。”杨东平说。

“拔尖人才如何培养是另一个题目,但可以明确的是,拔尖人才培养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毫不冲突。”杨东平说。

杨东平认为,不用人大附中的模式,也不用少年班的模式,如何培养人才?在西方国家,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简单说,就是由教师来观察、甄别学生,意识到这些学生有潜质,进而针对性地给绩优生布置作业、学习材料等,进行定向“加料”。“这是在国外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也就是说,学校可以通过校内的因材施教来培优。杨东平说,西方国家还有一个概念,真正竞争性的、挑战性的学习,是从高中阶段才开始的,这时候才是一个选拔性的阶段。在小学和初中,可以相对悠闲些,把很多精力放在兴趣活动、体育活动等方面,而不是为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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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组织考试的,比如日本,在小学六年级以前是不考试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目标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非智力因素、综合素质等,这些能决定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杨东平说。

实际上,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双减”、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等工作,正是大力引导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向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目标转向,让教育回归育人本真。

“素质教育这个目标,在我国已经提出来很久,但是应试教育倾向依然没有完全扭转,目前应试教育的竞争甚至已经下放到幼儿园阶段,在幼儿园开展奥数教育。由于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所以国家推出‘双减’、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等举措,背后也有此原因。”杨东平说。

而教育均衡的一个目标,是要扭转“掐尖”招生。

记者注意到,1999年,教育部曾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指出,已经“普九”的地方,可以实施高初中分离。文件还提出,加强示范性高中的建设,扩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规模。

此后,全国范围内的调整相继实施。北京也是在那一年要求,申办示范性高中必须进行初中和高中分离,此后,北京市多所完全中学纷纷剥离了初中部,办成纯高中。

“这个做法保障了初中阶段的学校避免办成重点初中。”杨东平说,但这个政策,后来被全面颠覆了,公办高中逐渐恢复了初中的建制,这其中也包括北京,从人大附中开始。

据记者了解,随着生源竞争加剧,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北京不少示范高中纷纷恢复初中部,且一直持续至今。在时任高中校校长看来,6年的培养对学生品质养成、学习能力培养更具有系统性。

但这种高中校办初中的模式,却容易导致掐尖招生,从而走向教育失衡。

“按照《义务教育法》,初中阶段应实施一视同仁的教育,但我们没有做好,通过这一轮的改革,可能对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假民办、示范性高中等掐尖招生的做法,今后会被禁止。”杨东平说。

但前述某中学校长也坦言,经历过上一轮改革后,“如果再折腾回来(初高中分离),怕学校受不了”。

据了解,很多国家采取举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做法,来减少小升初的环节,这种模式有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实际上,我国自2014年起着力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小学、初中对口直升、强弱搭配和九年一贯制办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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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市实施的中招“校额到校”政策,即优质高中划定一定比例的名额分配给一般初中校,有力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

北京一位知名中学的管理层告诉《等深线》记者,实施校额到校后,该校初中直升高中的比例已经明显下降。“这让在小学阶段失去就读优质校机会的一些学生,在中学阶段能有机会补上。”

据了解,北京市从2016年开始实施该政策后,“校额到校”比例已超50%。2022年“校额到校”比例仍将超50%。

他山之石:给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

多年来,如何培养出创新人才,一直是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曾在2014年对中国教育现状发表过一个重要观点,其以统计学的术语表述了他对当前中国教育现状的观察:中国教育在知识能力培养上“均值”高,但人才水平“方差”小,缺少拔尖儿者。

杨东平也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人才差异性还是多样性,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杨东平认为,中国的教育要走向多样性、创新性,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是很难的。现在的政策,只是“清扫外围”,是一种应急的举措,目的是保护青少年的生存环境不至于继续恶化,还给他们一个宽松的儿童时代。

在杨东平看来,想要培养出创新人才,最重要的是进行中小学的办学体制改革,让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性、丰富性和选择性。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公办学校改革的一个方向。

“在美国这叫特许学校,即公办学校的公办性质不变,但是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由教育家组成管理团队。在中国这叫委托管理。”杨东平说。

据了解,美国的这种特许模式,由管理团队提出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目标,但需由教育局认可,双方签协议,教育局对办学成果进行验收,一般以5年为期限,合格则继续办学,不合格就收回学校。相比传统模式,学校的办学主体改变,并被赋予很大特权。在美国,这样的学校有几千所,在读的学生数量占美国全部学生数量的10%左右。

“这是一个去行政化的改革,是教育家办学。”杨东平评价称,传统的公办学校没有财政和竞争的压力,容易出现平庸化,而这种特许方式可以激活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

据了解,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全面推行这种改革。在瑞典和英国,这类学校称为自由学校,在我国台湾省,则称为实验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模式由教育家团队提出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学制,不受现有法规的限制,教育教学都有很大的自主性,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格局。

“中国只进行了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而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学校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主流的方向,比课程改革重要得多。”杨东平告诉记者。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等深线”(ID:depthpaper),作者孟庆伟,编辑:郝成,校对:颜京宁。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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