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A班》

2024GET年度教育科技大会将在11月11日启幕。自2014年创办以来，GET像一扇窗，透过这扇窗看见十年间人来人往，行业变迁。万千变化中，总有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将邀请七位教育跨界者，在前往GET的途中，展开七场对话，“二茶”特别版《教育的七场对话》，每月两场，用见所未见的关怀和自由的心灵，去应对快速变化的时代。请允许我们坦率地聊聊这个世界。

“二茶”是芥末堆的一则小栏目，它可以有多重意思。一则指二窨茶，茶叶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发酵和蒸热；再来寓意二人品饮对谈，漫天卷地的聊聊二手故事，如人饮茶，甘苦自知。

左希：9月份发生了很多事。上海徐汇中学“一个孩子倒下去，全班没人敢扶”；山西怀仁中学生晚11点后上厕所被罚传阅1000份检讨；河北邯郸高中女生为能留高马尾欢呼；广西桂林老师坐校门口挨个翻学生书包，将“违禁”零食搜出来扔一地。十年前，沈腾有个小品，叫《扶不扶》，里面有句台词：这人倒了不扶，人心不就倒了吗？很多人不禁要问：教育怎么了？

刘楠鑫：“毕业后”覆盖了2000多所学校。2023年，我自己跑了50多所学校，今年少一些，大概30所。我所认识的、做得比较久的公益人、教育人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里面。大多数人是带着热忱和理想走进这个行业的，但越走越发现，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和沉重。你会发现自己虽然在尽力去改变一些东西，但越努力，反而越容易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内耗。

左希：可不可以说，现在做公益比以前难了？

刘楠鑫：直接的反应是，大家的经济状况普遍紧张了。有些捐赠人私下发信息给我，说这几年收入变少了，暂时就不捐了。也有的人从前是捐钱，现在改用跑步计步去做公益。

很多人都面临着各种现实困境。负面情绪无处释放，手机成了情感的出口。也有些人说一方面批评教育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妥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稀薄，整个社会氛围也在发生变化。我和一些年轻的伙伴相处时，也会更小心翼翼，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和分歧。

左希：我们回到问题的本源，教育这件事。你一直在和乡村老师、孩子打交道。在你看来，乡村孩子的力量从哪里来？

刘楠鑫：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外婆不是那种完美的长辈，她天天都在骂我，似乎一天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骂我。有一次，她骂我妈，我气得不行，话到嘴边就要顶回去。结果，话刚说了一半，我自己扇了自己一巴掌，把剩下的话吞了回去。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外婆为什么这样？她其实是在宣泄生活的不满。她的生活很辛苦，每天的情绪压力都很大，骂我，可能就是她找到的唯一的情绪出口。而且她不可能去骂邻居，得罪了邻居，以后没人帮忙干活；想骂我爸妈，还得跑到镇上打电话，多麻烦啊。所以，只能骂我。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很多。我不爱和人争吵，也不会为小事耿耿于怀。乡村的孩子常常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学会了忍耐和观察，也因此“开悟”得早。很多人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应对生活的艰难。

一座村庄就是一所学校。孩子们通过观察、反思，学会了应对生活的智慧。有时候，乡村孩子的生命力和韧性反而比城市里的孩子更强。他们早早就意识到，生活的本质并不总是美好，甚至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但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反而让他们在面对未来时，有了一种无法被轻易击倒的力量。生命虽是悲剧，但过程却绚烂且独特，不可替代。

左希：我知道你经历了和那些留守儿童相似的童年。从村庄走出来的孩子，是不是更早就明白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根本不存在？

刘楠鑫：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几乎都是如此。小学那会儿，基本是“散养”模式。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我们作为学生，只要按时去学校报个到，其他时间几乎是想干嘛就干嘛。就某种角度而言，乡村的孩子比城里孩子更自由一些。

真正的差距是从中学开始的。以前大家都是一个村里的，顶多就是谁家比谁家多一两万块钱，那个差距不大，基本忽略不计。可一进县里的中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县城和周边乡镇的孩子混在一起，家庭条件、兴趣爱好，甚至是穿的衣服，吃的饭，处处都能感受到差距。这种落差感太明显了。

这个时候，有的小孩就开始自卑了。他们在思考很多问题时，往往陷入悲观。我的一个玩伴在小学时是村上第一名，最后，他并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因为进入中学后，巨大的落差感让他的信心崩塌了，根本没办法专注到学习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越往后，他们越怀疑自己，甚至开始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读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要么上学，要么打工。谈不上理想，也没有规划。

我其实很能与他们共鸣。就像我正在做的公益组织，无往不在条条框框之中。很多前辈会不断提醒我，要符合政策、安全稳妥，不能冒险创新。有时候感觉，就像家长拖着你进理发店，明明想留个帅气的发型，结果出来还是个标准平头。

乡村的孩子在长大过程中，一定是比同龄人更早知道世界的残酷，但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左希：一边是城市家庭的密集型教养，另一边是乡村孩子的“放养式”成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最终还是会在某个节点相遇。这种碰撞揭示了世界的本质，所谓“负能量”只是我们对现实的一种标签。一些教育者似乎总是试图通过学习的名义来控制和规训，这是不是也反映了社会对秩序和服从的高度需求？这种过度管理，会不会反而加深了人成长过程中的残酷性？

刘楠鑫：这么一说，我还挺幸运的。进入中学后，为了不被校园霸凌，开始有意识地接近那些所谓的“江湖大哥”，希望自己能变得强大些。班主任知道了，周日坐了一天的长途车，到我父母打工的地方，在他们简陋的住所里吃了顿便饭，苦口婆心地劝阻我，不要再混了。老师没有骂我，而是大老远跑来感化我。从此我便不再胡混了。

后来到了高中，我和学校里的学霸谈了一场“校园恋爱”。出于爱情的激励，我的成绩攀升成年级第一。老师没来拆散我们，反而是在我感情受挫后，请我喝饮料，陪着我散步，给我做情绪疏导。

上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些很酷的老师。当时，我对新闻专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创业。老师知道了，也是支持的。他和我说，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荒废时间就可以。我俩约好，我不在课堂只能获得及格分，但考试不能挂科。

我很感激我的老师们。他们在我的各个阶段，给予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他们从来不会告诉我该做什么，只是让我明白每个选择背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选择的权力在我手里，结果我也得自己承担。这让我明白，真正的成长不是规避选择，而是学会承担。

左希：校园暴力从你上学那会儿到现在有改变吗？

刘楠鑫：我们那个年代，新生进校第一天晚上，通常都会被“扛把子”来一场下马威。向老师打报告告状并不现实。在小县城里，老师自己都是“弱势群体”，甚至在生活中也可能被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滋扰。学生更多时候只能靠自己，最常见的应对方法就是拉帮结派，以暴制暴。

现在情况好一些了。一方面是整体社会治安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坏人们的思维也在进化，打架斗殴不仅危险，未来发展空间也不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县乡一级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如今在同一所学校里的孩子，家庭状况差距没那么大了，没了那种巨大的“贫富对比”，矛盾自然少了些。

左希：教育是什么样子，未来就是什么样子。除了学生，你接触最多的还是校长和老师。既要是教育者，又要是管理者，很多老师求稳为主，很少去谈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了。

刘楠鑫：我接触的比较多是乡村学校的校长和主任。他们是教育系统里规则的执行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是同一个地区，资源相同，不同的校长能让一所学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确实，有些校长更关注政策、条例和领导的喜好，他们的目标是做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给上面看。但是，也有一些校长令人尊敬，他们不仅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还懂得灵活变通。比如，有些校长会为了应付检查做好表面功夫，但他们不会为了所谓的形象工程影响正常教学。他们总能给老师和学生留下一些自由空间，哪怕很小的空间，也会长出新的东西。

左希：当缺乏智识上、文化上、个人上、社会上的包容，新的可能性的权利无法得到满足，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缺乏自信，而一旦自信缺乏，就很难有所作为。很多时候，价值观比价值更重要。有这样的例子吗？

刘楠鑫：我认识一位河南商丘的校长，经历很独特。他原本经营着一家寺庙，后来不让他做了，他就申请去做村小。他的学校很小，50多个学生，随时等着被撤并。他没有放弃，而是到处筹款，建起了音乐教室、阅读馆和广播室，带孩子走出门去研学，送老师们去大城市培训，他带领师生开垦出学校旁边的几亩地做菜园，养了10头猪、20多只羊。孩子们提着小桶去采集草料喂养动物；在二十四节气里朗诵古诗词；走进乡野寻找自然写作课的灵感。每一个去到他学校的人，都会感叹这个小地方的变化有多大。

之前俞敏洪捐了八万套课桌椅给农村学校，其中有一个校长亲自开车去新东方拉课桌，那人正是这位校长。尽管学校很小，但他对教育的管理和经营不逊于一位企业家。

左希：“毕业后公益图书馆”项目得到了100余个地方政府单位、400余家知名企业、1000余位明星艺人和45万余名志愿者的支持，为28个省份的50余万名乡村儿童建立了图书室。阅读对乡村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刘楠鑫：这个问题我也常问自己。我遇到过一个孩子，她的父亲很早过世了，母亲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十二三岁的年纪，连续失去至亲，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两天不吃一顿饭。

后来，我们发现她爱读书，并乐于用文字表达自己。我们就在她家搭了一间小书房，放了几百本书。她用了一年时间，读完了这些书。她还写诗，写了将近1000首，诗里充满想象力。

我们的志愿者最近在帮助她整理诗集，计划出版。和志愿者交流，她可以讲四个小时不重复。她说她的梦想是当一只快乐的小猫。

阅读或许无法帮到每一个孩子，但它能为一些孩子在逆境中提供支撑。因为这个孩子，我们认识到文字、诗歌和表达美如此重要。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是抵抗残酷世界的微火。于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诗歌项目，带着小朋友去写诗，帮助他们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

左希：因为一个个案催生出一个项目。赫尔曼•黑塞说，那些不适应这个世界的人，其实际上正在接近自我。面对规训和压制，人们需要一些微小的行为作为反抗。

刘楠鑫：我们有一个“守护花蕾计划”，是由志愿者提出来的。这位志愿者曾被伤害过，她不是想着去报复，而是想到还有一些跟她有相似遭遇的人，她希望能够帮助那些乡村的女童，也是拯救儿时的自己。

左希：阅读或许可以成为教育改革的一股潜在力量。尽管获取书籍的途径越来越便利，人们可以通过电子书轻松阅读，但大多数书籍仍围绕城市生活展开，描绘真实乡土生活的作品却不多。孩子们接触这些文字的机会非常有限。很多孩子直言不喜欢阅读和写作，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更多是应付背诵和考试，而成绩却并不理想。

刘楠鑫：确实，阅读逐渐功利化。虽然书籍数量增多并不代表知识的增加，阅读变得轻松的同时，深度阅读却在减少。我有时在需要答案时才翻书，就像补充弹药，往往忽视了那些“无用之大用”的知识。

我们尽力选择合适的书籍，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常常遇到错位的问题。比如，在某个全国著名的贫困县，一些企业希望通过“毕业后”联系当地捐赠书籍，结果对接人员竟然直接问我们能给多少红包。在一些网红学校捐款时，一提到只捐10万元，他们就露出嫌弃的表情，认为金额太少。需要搬运书籍和桌椅时，他们还会联系到我们，请工人来搬，而老师们则不愿意参与这些事务。“廉价”的公益让人们误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公益不能沦为作秀，真正的公益是利他。一方面是帮助他人，另一方面也是引导未来一代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框架内，我们需要坚守自由意志。一旦用体系化的思维去解决当下问题，就不会被局限在一时一地。那些有使命感的人，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放弃他们坚持的价值。

左希：现实情况是，一些公益项目往往陷入形式化的“虚胖”状态，未能真正触及核心问题。个别公益项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成为新的控制工具，因此如何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楠鑫：很小的时候，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倡导什么就迎合什么。校纪校规设定了奖励机制也设定了惩罚，迎合能受表扬，反抗就被淘汰。教育应该更多地培养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而非一味追求秩序的维护。

我曾经获得过一项荣誉，“广东好人”。披着绶带、拿着证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非黑即白，不是好学生就是坏学生，没有好的成绩就没有好的人生。我曾经当过坏学生，也做过好学生，好不容易长大了，好不容易被定义成“好人”。然而，真实的世界是复杂的、多元的。就像栽花，根系在单一土壤中无法吸取养分，只有在复合土壤里才能把根系养好。如果将像小苗一样的孩子放入密闭的营养液中，他们很可能会枯萎。

左希：教育改革终究要成为推动社会公正的力量。有种说法，穷孩子没有春天，农家孩子跳“农门”越来越难，有人统计，只有8%的中国农村儿童能够读完高中并参加高考。甚至有人断言，县域教育体系正在瓦解。是这样吗？

刘楠鑫：这个问题已然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但我常常告诉年轻一代，无论多么生不逢时，总有英雄能够横空出世。年轻人就该踌躇满志，无论变革、衰退、动乱，都要保持面对挑战的激情。不妨将人生视作一场闯关游戏，有入局就必有出局，明天的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