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认为，美国以通识教育为主，而中国更多的是工具教育。在两种不同的教育系统内尝试过后，他仍然在矛盾究竟是通识教育好，还是工具教育好。在特定的环境与特定语境下如何选择教育的方式，这不仅仅是高西庆一个人的困惑。

不过，他也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差异非常大，无论哪种教育系统，因材施教都是教育者应该追求的目标。

工具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矛盾

我一直有一个矛盾，也是很多年思考的问题。很多人讲中国到底搞通识教育还是原来的方式，我归结为工具教育。通识教育和工具教育之间，我没有觉得有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工具教育把人当成螺丝钉，通识教育把人当成人。

今天社会全球70亿人，中国社会十几亿人，像列宁说的那样，社会发展成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是一百多代人以后的事。今天社会真的有巨大矛盾，一方面社会这边需要整体社会运转，运转过程当中，需要各种各样的螺丝钉、各种各样的工具。我觉得自己个人也是这个大机器里的螺丝钉之一而已。在这个角度上去想，教育的基础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通识教育的方式就是博雅教育。到底用什么方式教育，在特定环境和特定语境里进行教育？

两个礼拜前去杜克大学开校董会，基于之前两个礼拜，学术委员会将近80个委员投票，打了好几年，很多教授坚决反对，不能往中国投了，说了种种理由，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法律，58票对17票，高票通过了杜克大学在昆山大学的课程表。一些教授谈通过的原因说，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昆山政府可以把这个事情搞的很好，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改变美国教育的机会。

我听了非常吃惊，美国教育体系和中国教育体系不大一样，他们以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为主的系统，好像比较受人尊崇。

看一流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包括杜克大学这样的学校，看他们学校整体的课程安排、设置。今天为止，在座很多人都是研究领域，知道它的路径依赖非常严重，好几百年了。所以它的课程设置，每当新的课程出来，老课程去掉的时候，都要经过很多斗争。可是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搞一个全新大学，这个全新大学整个设置全部教授自己弄，搞了七年。最后光这个课程设计了两三年，设计出一些东西，很多人看了以后兴奋到极点，终于我们想了这么年要实现的事情，在美国实现不了，拿到中国实现。

我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国外学习，好像美国教育更好一些。其实很多纠结，很多没有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我刚才所讲的这种平衡，一方面作为一个人的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跟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的整个体系不一样，中国人现在眼界比那个年代大很多倍。好像我们闭关锁国，不可能，在座各位每天上网看到的对象，到春节中国至少六百万人出去旅游，事实上去年的数字是2亿人出去旅游。到香港、台湾这些地方。1974年我刚刚进入大学，拿那个年代来看待，中国现在眼界比那个时候宽广无数倍。

必须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是不等的

一个社会要运转，这么复杂的社会，看北京折叠北京人分成很多份，各种不同的层次，这是事实。要承认这个差别。一个社会不光在社会本身的分工纵向上横向上有很多区别，我们承认每个人能力是不平等，虽然人格上每个人是平等的。这一点必须清楚知道。

不管脑力、体力、记忆力、音乐、绘画等等特殊才能这些，完全不一样。我们自己做教育的人知道这一点。教育自己的孩子发现，原来以为以自己能力可以把孩子教育好，后来孩子往哪个方向一转身，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必须承认这一点。

孔老夫子说“有教无类”，同时要因材施教，子路和言回不一样，不能用一样方式对待他们，每个人干什么事不一样，我们现在由于在一个巨大体制里面，没有办法去精细地把所有事情具体到每个个人，估计现在越来近靠向。互联网时代大家看得到，大数据使得每个人每天手机打开接到的信息，好像都是跟我有关的，我很恐惧地想到，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把我每天所做的事情全琢磨透了，这个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一定有巨大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现在已经有将近两百万人不上学，上的是home school。本来法规规定家长不许孩子不上学，中国有义务教育。这两百万人家长向政府申请，我孩子不用上学，在家上学。家长给教育系统一个东西说明用什么方式教他们的孩子。这样home school出来的孩子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而且最好的学校里，斯坦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学校里每年收的学生，有一部分是home school出来的，很有意思。

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面的东西，横向、纵向都有非常多的层面。李岚清副总理曾经管中国的教育，跟他曾聊过几次。我们出去考察，他一直鼓吹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技校。因为他自己是汽车工业出来，我自己也是工厂出来的，每个大工厂都有厂办大学，本来是技校，文化革命的时候变成工人大学。

工人大学虽然只有两年学制，其实主要在做工人。有一些老师傅在里面教，工厂特定的环境可以最好教学。他们自己也很满意，升级升得快，一级到八级工，比别人升的快。

在德国、奥地利、北欧很多地方，有大量的技工学校。这种技工学校出来的人，一点没有觉得自己在文化层次、道德水准上比别人差。都过得很好、很舒服，鼓吹这个东西，跟主流文化有关。如果我们努力做这个事情，我们的技校越来越多，比升格成大学好很多倍，层次分开各得其所。中国社会很快到了边缘，阿姨一个月挣五六千，大学生毕业一个月找两三千的工资很高兴了。

一方面是社会发展，一方面是全社会需求问题，作为教育者，关键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分开来看。我们要用大数据的方式分开，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地方。教育领域的一个系统叫蒙台梭利教育法。一百多年前，意大利老太太发明的这个系统。今天这个方法越来越多。各个年级放到一块，大孩子带小孩子。今天中学、大学越来越多往这个方向走。

杜克大学新的一套课程设置就是这个，20个不同专业，设计了一些特定的筐，这里面什么专业都不是，特定的课比如法律与艺术，五个礼拜上完，愿意上就上。这样的课程受欢迎程度比别的更多。因为大量孩子到了大学，尤其中国孩子，中国教育制度跟美国、欧洲不一样，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并不鼓励他将来努力干什么最好、最有用处，都是一个模子出来。这些孩子虽然上的很好，但是到大学不知道干什么。

我教了很多年课，现在教法律、金融的学生。现在学生很多天天纠结。我每次上完课拿一两个小时跟学生交流，本来是答疑的，结果80%的疑问不是课堂的事，而是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不知道这辈子该干什么。这一点对于教育者来说应该是有启示的东西。

重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今天教育系统中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比较少。教一个孩子，先教他提问题，碰到什么事得问一下怎么回事。不能教他说，别问我是什么，记住就行。

这两个方式大家可以看到，记住就行的这种，对付考试比较好，但不断地出现高分低能的情况。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到国外上大学就开始有玻璃天花板。我做校董这么多年，在美国很多大学教过课，高分低能问题是基本问题，因为他没有受过批判性思维训练，让他提问题提不出来。

可是美国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就被老师教育要自己提问题，谁能提出问题就好。现在我在清华大学教课，鼓励大家提问题。但是没有人提问题，尤其是男孩子，女孩比较积极。三个学期以来，我实行一个新制度，基本不考试，绝大多数分在课堂上打，每个人提一个问题，画一分，每个人照片底下画正负，回答问题比较好画两分。所有人课堂上就特别积极发言、提问题。

在社会上遇到应付不了的事情时，首先要想到的是这里有什么问题，而不是等着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个十分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