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一直在路上的东瓜）

芥末堆 东瓜 2017 年 1 月 28 日记

2016年，我完成了百余篇报道的撰写，平均下来每周都要新认识两到三个项目，或者对一到两个项目进行一次阶段性复盘。在每次交谈中，我会问很多与项目本身相关的问题，但最后几个问题总会是交流的形式，说说我的困惑。而最后几个问题，我总逃不开以下这四个关键词，他们分别是：更寻求商业化还是情怀；社会创新；评价体系的制定；创业经历。

问完这四个问题后，他们的答案总能构成这篇收集稿中的一个或两个亮点，这是我的个人习惯，可能也是我的困惑。那么，问了这么多遍，我获得了什么？在2017年初始，我希望与你分享。

商业化与情怀

我曾经仓促地说出过这样的话：如果未来我要创业，我一定不做教育，挣钱就正大光明挣，做良心事就一本心思入手。因为那时，在我看来，教育它太特殊了，它是公共事业，它确实不该变成可以被分红的盈利性企业。

但在看过那么多小而美，不自觉让我发出惊叹“哇，这个真好，然而，也只能在这里出现啊。”的项目后，我深深觉得，可复制，商业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不然最终的“小而美”都不利于资源均衡，也慢慢会成为精英教育。

关于这一题，我至今记得两个人的答案。

Makeblock创始人王建军：“我现在还记得，当初在写商业计划书时我画了三个圈，一个比一个大一点，里面分别写着创客、教育市场和大众消费市场。”

从makeblock的大逻辑方向来看，教育市场或许更像他们的跳板，通过教学场景和教育市场将硬件产品打入消费者市场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这与情怀并不冲突，毕竟王建军本人一直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创客，创客产品在大众消费级市场依旧还很小众的，他却在努力的将自己喜欢的事推向大众。从途径上来看，他还是一名聪明的创客，他不只沉迷于科研，他也深谙创业之道，讲故事的方法，和达成目的的逻辑和途径。

但商业化，可复制还是情怀，其实并不妨碍产品的好坏。到2016年，makeblock完成的销售额已超过1.2个亿，进入全球2万所学校，140个国家。避开那些风言风语，我更多地能听见，能看见进入学校的蓝色套件，创客老师们使用着他们教机器人，甚至能看见市面上的抄袭版金属套件，越来越多听到“创客硬件市场能有一家国产品牌想和乐高拼，是好事”的言论。这是makeblcok成立近5年交出的答卷，或许还不够完美，但在硬件市场的大浪淘沙中，他们是被筛出来的那一批。

（正在分享的娜娜老师）

和学飞行器专业的王建军不同，詹娜完全有资格以教育人的身份自居。詹娜的大学是在美国念的，主修的就是小学教育和早期教育，还曾在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科学老师，研究的方向就是跨学科教学，做STEAM方面的教研老师相当对口，起码，她已经比东瓜探访的部分以科技专业为背景，以STEM名头自居的商业企业要专业得多了。

在认识她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看着她以朋友名义帮助其他STEM公司进行课程马拉松式（连续上课 近10小时、效果明确又有趣的磨课形式）师资培训；看着她创业时研发幼儿方面的跨学科课程，在一间由公寓改装的大教室里研课，那时的她在课堂上充满热情和感染力；再看着她加入青橙创客教育，这家以清华系为背景的正统创客教育企业，一面研发课程，一面在清华大学创客教育实验室研究创客教育理论……

这样的娜娜老师，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在为创客教育和STEAM教育默默燃烧生命的人，直到那天有从业者把我撰写的青橙创客获得1000万融资的消息放入她整合的行业群，娜娜老师终于把积累内心的纠结表达了出来。

青橙创客教研总监詹娜：现在这身份着实有些尴尬，教育者们嫌你太重名利了，商人们嫌你太活雷锋了，学者们嫌你没有体系化的理论，一线老师们嫌你学术味道太重了。

教学的场景不止只有学校，还有家庭和社会。区别于公立校，还有广袤的教育培训行业，这些同样在兢兢业业做事的从业者们中，也有很多丝毫不逊色于传统学校的老师，但所在的平台介于商业化与情怀之间的他们，又被多少人真的理解和关怀过呢？

社会创新企业崛起

今年，我听过最准的预言来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创新中心主任马志娟。今年8月，在2016iSTART城市创想教育论坛上，她分享了诸多教育创新的模式。

马志娟：  中国的下一个教育创新的模式会发生在农村，而不会在城里最好的学校。我们很难在教育质量、教育成本和教育机会这三者当中取得一个优化的结果……这类创新就是很好的解决了成本机会和质量的问题。

这场分享中，马志娟举的例子来自于一个服务于非洲贫困地区的桥梁学校项目，她认为有集中的研发中心，直接向政府输出服务的方式能做好教育质量，教育成本和机会的平衡。但这样的例子顺移到我们国家，我觉得并不指向于TO B类机构，而做对标的应该是社会创新类企业。因为在目前的形势来看，校企合作的风和实质的执行明显存在脱节，学校或者政府对于采购企业教育服务的做法仍存在显著地域性差异，但这一点在公益性明显的社会创新类企业来说形势却明朗很多。

（童行书院）

何谓社会创新企业？普通的商业创新往往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创造私人财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私人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公共福祉？尤其是针对公共事业——教育来说。我们立即想到的答案可能是公益的募捐。但这解决的问题相当有限，捐出来的钱只是资本，必须要有一种放大机制，将这些有限的资本尽可能放大，成为巨大的公共财富。这种资源集合器和财富放大器是以公共财富而不是私人财富为指向的、这种与商业创新内核相同但指向不同的创新，就叫做“社会创新”。

从商业模式上来说，这种企业模式最核心的不同是——企业目的是公益性的，但运转有商业价值，注册一般是民非组织，能实现盈收，且盈收中的大部分又能直接向公益供血，保证自给自足的同时又能进行更有效的公益。这样的团队往往短小精悍，有着最好上手的工具资料，和灵活的落地模式。

2016年的后半年，芥末堆报道过不少的社会创新型企业如郝景芳的童行书院、歌路营、食育推动计划、音画梦想、蜂窝儿童互联网实验室等等，这一领域的创业项目也正在崛起，有不少芥末堆关注的创业者也开始选择这一条道路前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温柔地改变中国教育。

基于此，我也特别同意马主任的观点，下一批教育创新模式会发生在农村，而不是难以复制的最好资源的学校中。

素质教育评价标准真的要建立吗？

作为课程，一定要有课程目标，有课程目标就会有课程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得到反馈，了解课程目标是否达成，课程是否有效，才能再基于评价进行课程的迭代升级。这在教育工作者来看，是很理所当然的逻辑，但是在2015年STEM教育风起，到2016年素质教育整体风起后，这一套逻辑却让素质教育从业者犯了难。

一向强调个性化，非应试的素质教育，如何建立评价标准呢？

这一问题，我问过每一个收集过的素质教育从业者，包括STEAM教育，美术，音乐等品类。得出以下四种主流的检验方式：

1. 基于比赛性质，或以制作成果，作品，结果展示演讲，名次，比赛过程中的每阶段评分等方式做评价。

2. 每堂课程结束后填写反馈表，包括学生互评，老师评价，小组评价，由各方评价来判定学生在课堂的成长和知识的把握度。

3. 不评价，用心感知学生变化，成长、对学习的态度改变是能被感觉到的。

4. 基于脑电波等科学技术的测量，给学生戴智能头盔等测试学生的好奇心，自信力等各维度。（趋势）

又由于市场型机构不比公立校，家长直接对其掏钱，所以不少直接to c类机构除却要钻研评价方式外，还需要做好服务，从术语上来说就是“家长的情感反馈”，从市场的反应来说，这在某些时刻比孩子的评价体系更重要。而情感反馈又可以通过，公开课，陪听，比赛，展览，将孩子作品出版等形式解决。

（人大附中STEM系列课程，制作日化产品，此为学生自己制作的口红）

对此，在东瓜对人大附中的探访中，附中的生物老师针对学校的STEAM系列课程的评价体系所说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我们有评价体系，目前老师会在教学和探索的过程中进行观察记录，项目开始和结束都会记录变化，后期我们可能会引入量表，但是我们目前都还没有下定论。我觉得我们开设的STEAM或者其他项目制学习的课并不是要教孩子技术，也不是以结果为导向，我们要做的只是希望给他们埋下一个小种子，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遇到问题会解决，遇到新事物不陌生，学校的作用就是这样。

最触动我的

问及各位创业者最触动他们的是什么，当然答案是千差万别，那么，将这一命题写在文章的最后，算是东瓜给大家的一点鸡汤，和一些感触，东瓜希望在文章最后分享2016年最触动我的两件小事。

2016年中，我参加过一场研讨性质的会议，但在那场会议上，我没有听到任何干货，所有的企业或者个人都在以销售为导向谈论STEAM教育，试图从他们的目的出发，将STEAM歪曲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便于对外输出价值观，售卖产品及服务。这其中，不乏各专业的教授，博士，海外学者，实在让我感到十分失望，那一瞬间，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我写的所有关于STEM的文章、案例和探访都是白费的。而且，我也深知，这种推广方式其实是行业常态，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很绝望，想离开。

此刻，阿槑说话了，深耕K12领域比我早近3年的她开启了回忆模式。

我也有很多时候想放弃，特别是在我收集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产品都很垃圾，只是为了赚钱来做教育的时候，觉得这个行业好无聊。

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不懂的太多，不好的产品多也是行业的必经之路。

同时我又看到还是有很多好的产品，比如有一个公司，在芥末堆刚刚开始时就有了，我当时去收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一个小居民楼，他们闷了两年，公司名字换了，产品转型，但最终把东西做出来了，还是保持着初衷，做最开始想做的那件事，又觉得充满希望了。

阿槑说的那家公司，后来产品进入市场的报道是我写的，在收集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研磨内容的两年间数次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创始人自己接技术方面的私活，COO接咨询，分析方面的私活，硬给撑过来了。创始人此前从事游戏行业，他回忆起那些，直率地和我说：“做游戏时，时刻在挖掘人性黑暗面想怎么挣钱，但是现在做教育时刻在填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

（正在哭泣的张席）

第二件就是随郝景芳赴贵州楼纳家访时认识的六年级男孩张席的经历。

在访问中，郝景芳数次提出希望帮助他，从想要什么的开放式问句，到想要这个还是那个的选择性问句都问了个遍，张席沉默少言，回答的最多的话是“不知道”。在随后与老师的交谈中，我们也能感知到，这个孩子已在慢慢失去寻求帮助的能力，不擅长表达，心门紧闭。

然而，在他爸爸提及妈妈离家出走、带走了妹妹留下了自己和爸爸后，男孩子脸色转阴，痛哭了出来。在他哭泣时，他的爸爸、老师都在阻止他的情感表达，强势地告诫他男孩子要坚强，内心强大等观念。周围的人从自己的立场上，真是为他着想，希望他快点成长，但他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或许正在堵塞张席最后一点对世界表达情感，求助的通道。此刻的张席是多么无助啊！

我为张席的哭泣而心疼，为教育理念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而感到痛心。

这两件事让我知道，教育行业还有那么多良善的从业者们仍期望走到那个黎明，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还有那么多孩子正需要着帮助。我不知道我还能帮上多少忙，但我仍旧愿意当一个记录者，当一个链接的人，去感知，去扶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