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现场）

芥末堆 宁宁 9月21日

一项多次被学者提及的全球跟踪研究显示，儿童早期发展投资是具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美元，将获得4.1-9.2美元的回报。在美国，这一回报在7-16美元之间。而学校教育阶段和成人继续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分别只有2：1和3：1。

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但在中国，仍然有20%的贫困地区儿童得不到早期教育。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遍在50%以下，不少贫困县仅为30%-40%。这些地方人口分散，距离乡镇中心较远，适龄幼儿很难到乡镇幼儿园就读。而此前国家开展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前两期主要在县城和乡镇建园，学前教育资源未能下沉到贫困农村。

如何让这20%的贫困儿童获得早期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9月19日-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贵州省教育厅共同举办的“奋斗2020，实现‘一村一园’——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对此展开讨论。

“我以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也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根本出路。”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开幕式中如是谈道。

儿童早期发展是反贫困的突破口

1941年，戴秉国出生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县的一个山区农民家庭，生活贫困，但当地崇尚文化教育，“虽然孩童时代的我很不情愿，但是我的父母硬是逼着我很早就进了私塾学堂。”戴秉国回忆，也正因这段早期求学经历，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正规学校，跳级只读了两年小学，先后上完初高中、大学，最终到外交学院学习，开始了外交生涯。

“我的个人人生经历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表明教育，特别是儿童早期教育是摆脱贫困，促进发展的根本途径呢？”戴秉国呼吁要重视儿童早期发展，将其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

脑科学研究从多方面佐证，贫困环境对儿童早期大脑发育有诸多不利影响。这种影响还会一直持续到儿童成年后。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梁宗保介绍，早期大脑优先发育运动和感知能力，后期是语言、社会情绪能力、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再到后来的科学知识、文化学习、社会认知。最高到决策、创新、伦理道德。而大脑的这一发育过程，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不断交融、交互的作用。它受到遗传、营养、经验等多种因素影响。

“大脑的高效发育离不开丰富的环境和积极反馈，这就是为什么讲我们要反贫困，帮助处境不利的儿童，要切断代际的传递。”梁宗保说，纽约科学院在2012年的研究文章中提到，早期陷入困境的儿童，暴露在贫困、营养缺乏及有压力的环境中，导致在儿童早期发育中，神经免疫、新陈代谢、内分泌、心血管等方面受到一定损伤。有的损伤到成年后会产生疾病，教育成就降低。当这些人为人父母以后，又会对自己孩子采用不恰当的养育方式，形成恶性循环。

学前教育的干预显得尤其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介绍，在大量的政策实践和探索中，各国也逐渐形成了同样的共识，把人力资本开发作为反贫困的手段，将儿童早期发展作为重要突破口。

美国最早启动的幼儿长期效果研究项目——佩里学前教育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到40岁时，接受学前教育的试验组比对照组高中毕业率高17个百分点，精神疾病更少，就业率和收入更高，犯罪率更低。项目在学前教育上每投入1美元，社会收益为12.9美元。

这一实验结果后来直接影响到对美国“开端计划”项目的拨款。像美国一样，许多国家通过直接干预为这些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机会，形成以中央政府投资举办为主、地方政府负责项目管理和部分经费筹措的办园模式。如英国的“确保开端计划”、澳大利亚的“学前教育普及计划”和古巴的“教育你的孩子计划”等。

最底层的20%贫困儿童仍缺乏学前教育机会

2016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从2010年728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2802亿元。学前教育资源在快速扩大，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建设也初见成效。

但区域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同样在学前教育凸显。另外没能入园的20%儿童多集中在贫困山区。李伟介绍，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入园率很低、前两期的《学前三年行动计划》主要在县城和乡镇建园。送孩子到城镇上幼儿园造成农村家庭经济负担重。以甘肃省华池县为例，公办幼儿园设在城镇，民办幼儿园因营利问题很少进村、家长只能带孩子到城镇入园。一年包括租房、生活费及幼儿园费用在内的成本大概在8000-10000元人民币。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遍在50%以下。不少贫困县入园率仅有30%-40%。

另外，他认为有些贫困地区政府对学前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学前教育的财政缺口较大。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城镇公办幼儿园，多数农村幼儿园自然生存，缺乏基础设施。农村地区幼师数量也严重不足，因待遇过低，人员流动性极大。

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青海省乐都县合作启动“山村幼儿园计划”，尝试破解偏远山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难题。

项目第一阶段是在81个村设立走教点，招募46名志愿者巡回开展教育活动，保证每个孩子每周至少两个半天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到2011年-2015年的第二阶段时，走教点增至178个，每个点至少固定一名志愿者，保证每周五天、每天不少于6小时的服务时间。“走教点”变成“早教点”，并于2012年统称为“山村幼儿园”

针对农村贫困地区交通条件、经济水平，“山村幼儿园”项目的开展主要是将农村小学闲置教室适当改造，作为幼儿园场地。从当地招聘大专、中职幼师专业毕业生，考试合格后聘为志愿者。山村幼儿园免费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家庭。 

李伟介绍，截止到2017年8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合作，在青海、贵州、湖南等9个省（区）17个县（市）设立山村幼儿园近1800所，在园幼儿大约4.5万人。

2010年起，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研究团队先后5次独立开展的评估均显示，乐都山村幼儿园儿童在语言、认知、记忆和社会性等方面大幅缩小了与城市在园儿童的差距，显著好于未入园的儿童。近期的追踪研究也表明，山村幼儿园可以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减少厌学情况。这些学生在小学阶段的语文和数学成绩比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学生平均高4分和7分。

50亿元帮助300万贫困儿童

青海乐都县山村幼儿园的模式能够推广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8年间，除乐都县外，山村幼儿园还在贵州、湖南、新疆等地开设。贵州松桃县、石阡县、新疆吉木乃县的三年毛入园率均超过了90%。“山村幼儿园是普及学前教育的一个可行的方式。”

距离2020年实现学前教育普及化的目标还有三年，戴秉国建议，要努力寻求破解之策，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快推进普及进程。他呼吁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尤其重视20%缺乏学前教育机会的贫困儿童，增加经费投入。同时他还希望全社会尊敬和善待山村幼师，号召更多青年幼师前往农村，为农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服务。

“据我们研究测算，每个山村幼儿园每年需要投入5万元人民币，如果在全国贫困地区的10万个行政村设立幼儿园，可覆盖大约300万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政府财政每年仅需投入50亿元。”李伟建议政府要将学前教育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的战略规划。

卢迈认为学前教育必须进村，小学可以集中到乡镇，但在学前阶段，山村幼儿园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在建设山村幼儿园时，他强调一定不要大拆大建，合理利用农村小学闲置的校舍和其他公用设施资源，建设村办幼儿园。师资招募上，可以就地招聘中等职业学校幼师专业的毕业生和其他专业的大专毕业生。只要考试合格都可以录用，入职后再加强职业培训，提高教学水平。

除提供机会、增加资源投入外，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虞永平还建议，政府还可以在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上有所作为。

“我们核心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消除幼儿园里小学化的现象，让幼儿园课程更加贴近实际，让幼儿园课程更加生动、活泼、有趣，这才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虞永平在江苏所做的项目显示，可以通过项目引导的方式影响薄弱幼儿园的课程，引领幼儿园课程改革，提升教师的专业性，从而提升教育质量。

他认为，幼儿园的教研需要转向，从过去关注集体教学向多元化活动转变，从过去只研究教学内容转向研究活动空间、材料、环境，从过去关注教的策略转向对幼儿的观察和支持。这需要逐级逐层建立教研制度。虞永平建议政府适当投入，为教研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