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教学是当前教育改革一大热点，可由于教育管理体制问题，现实中的跨学科教育实践凤毛麟角。但在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汪丁丁做起了跨学科教育实验。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认为，跨学科教育是中西高等教育唯一可以走的路。它能适应知识爆炸的年代，培养学生成为新的人类——他们以问题为导向，把各个学科的知识模块串联起来，通过批判性思考寻找合用知识。这样的孩子，即便人工智能也无法取代他们。

在高考恢复40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汪丁丁接受媒体收集，他说，“我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如果能做成，生死以之”。

汪丁丁

原来汪丁丁正在辽宁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以下简称“东财”）养护一片试验田——跨学科教育。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教育实验项目的属性的话，那就是生长在体制内的体制外教育。它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和中国转型期社会中应运而生，在汪丁丁看来，它和应试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无论是在教学方法上还是评价体系上。

汪丁丁是数学专业出身，现受聘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常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为经济，但他自己却是个“通才”，有着一套非常庞杂的知识体系。

汪丁丁的学术著作丰厚，由他撰写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甚至被认为是传世之作，需要慢慢解读。浙大经济学教授叶航曾说：“丁丁在学术上的前瞻性，别人比不了。你要10年后才能意识到他写的那些文章的价值”。万圣书园的经营者刘苏里评价：“汪丁丁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知识人”。

这样一位学术型知识分子，在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操作起了办学这件事。他的好友、北大教授周其仁得知后就劝他：“办学你就不要碰了，你一介书生，会碰到大问题”。应了这句话，汪丁丁在浙大的办学就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在东财开始了第二次尝试，创办了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而这场教育实验在摇摇晃晃中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在体制内办学，真是翻江倒海”，汪丁丁说。

可是他还是尝试去做这件事情，他说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己内心能够安生，让自己活得踏实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相信，哪怕跨学科实验只做了一年，在一百年之后，一定会有教育史家回来找这个案例。

“因为在理论上可以判定，这是中西高等教育唯一可以走的路。它能适应知识爆炸的年代，培养新的人类，人工智能也无法取代他们”。

在知识爆炸的社会，以教科书为导向的教育已过时          

或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工作以后，我们在大学学的知识都用不上。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汪丁丁引述了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1994年发表的“知识社会”学说。德鲁克认为，从1995年开始，没有一个大学生在毕业时敢肯定他学的知识不全部作废。事实上，现在的大学生在毕业那一天，他们在大学学习的知识75%以上已经是陈旧的知识。

根据汪丁丁的判断，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进入了知识社会。知识在以不可预期的速度更新，而应试教育仍然关注的是具体琐碎的知识。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应对？汪丁丁找到的出路是，让学生在学习时以问题为导向，把求解问题中涉及到的各个学科的知识模块串联起来，让学生们通过批判性思考寻找合用的知识。这就是他的跨学科教育实验。

跨学科教育实验主要培养“行为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里的“行为”一词和“问题”息息相关。汪丁丁一再强调，跨学科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教科书为导向，甚至跨学科实验班学生的任何一门课都没有标准化教材。这是跨学科教育与应试教育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汪丁丁用宋明理学的招牌“理一分殊”解释了跨学科的道理。天下只有一理，也就是根本性的问题，各种分殊的道理就是专门的学科知识。理一分殊就像月映万川，月亮投影在不同的江河里，呈现出的月影不一样，但还是同一个月亮。

课堂上的“理一分殊”

跨学科学习的“问题”来自哪里？梁漱溟在一次演讲里说自己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这句话也被写在跨学科中心的招生简章里。简单来说，跨学科中心的“问题”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具体的情境。

汪丁丁指着一幅心智地图（Mind Map）向外滩君示范了“行为金融学导论”的跨学科教学方法。地图左上角有一位家庭主妇，她手里有一万元的资金，她想要理财，但是她不懂金融学。于是，行为金融学导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位家庭主妇向实验班学生求助，这些学生应该怎样帮她解决理财的问题？

接着，跨学科教研组的老师们开始给学生讲解如何求解这个问题。伴随着求解家庭主妇理财问题的过程，实验班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何为金融？求解家庭主妇理财问题的过程会涉及许多知识模块，至少二十五门课程，比如金融学、心理学和数学。实验班学生在修完“导论”之后的两年里，将深入学习这些课程，并且在每一课程中重温上述的金融学基本问题以及他们在“导论”里已充分熟悉的家庭主妇理财问题的心智地图。

以问题为导向，是汪丁丁指导的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基本原则。

“行为金融学导论”课程心智地图

如何扩大知识版图？从脑子里找知识是错误的

经历过应试教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期末考试前临时抱佛脚“死记硬背”，但考完试后，学的知识就立马忘了。根据脑科学的解释，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背诵的方式学习到的知识只能在大脑中形成短期记忆，但是当我们的学习与身体融为合一时，我们通常能获得长期记忆。比如，当我们学游泳、骑自行车时，这些技能一旦学会，我们就不会把它遗忘。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人类有场景记忆的能力。

汪丁丁写了多篇短文来澄清跨学科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本质差异，在这些短文里，他特别强调跨学科教育的主旨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edom）。这一核心观念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但是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已丢失两千多年。“实践智慧”的含义是，在具体情境之内运用合适的知识求解重要问题的能力。

这一定义有两项要素，缺一不可。首先是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感受能力，汪丁丁称之为“重要性感受”。没有这样的感受能力，在具体情境之内的人只能求解不重要的或琐碎的问题。其次是运用合适的知识，所谓“合适的”，就不必是最新的或最高端的。因此，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能力，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判断力”——判断何种知识最适合解决何种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教育界可以被称为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它意味着学生可以在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境之内寻找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

汪丁丁介绍，批判性思考在跨学科教育实践中表现为，每一组学生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解决方案又各有利弊。在一轮又一轮的思辨中，学生的知识版图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像应试教育的毕业生那样从脑子里去找知识”，后者是完全错误的方法。

汪丁丁说，批判性思考能够让一个学生带着永远无解（不可能有教科书式的解答）的问题活下去，并且唯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样的思维模式也是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它使围绕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展开争辩的各方在科学领域里持续探索，于是导致了科学的持续发展。他这样定义一个学科的死亡：如果没有内在冲突，这一学科就死了。因为没有内在冲突就意味着没有学术争论和批判性思考，那么，这一领域的学术生命就消失。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学术无法进入世界前沿的原因。

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营造学术争辩的氛围，汪丁丁把最初学校为他提供的他称之为“官僚化的”办公室改造成了自己喜欢的“学术起居室”，这一称呼，来源于希腊文“广场”，意指民众公开辩论的地方。实验班的第一批博士生开始参与跨学科教学工作时，他更进一步将学术起居室改造为“跨学科实验教室”。

“学术起居室”的陈设

在实验教室里，桌椅被重新摆放。这里没有固定的讲台，老师和围坐在各课桌的学生一起讨论。相反，传统的阶梯教室有“官僚化”的味道，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威”以及与“听众”的单向度的知识传播过程。汪丁丁说，课桌散布于教室四处，各小组的学生围坐在课桌旁交流，这才是最适合批判性思考的讨论方式。在这里，学生们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逐渐形成批判性思考的思维习惯。所以，在理想状态中，根据汪丁丁对未来教育的想象，教师逐渐成为蒙台梭利想象中的“教具”而学生逐渐成为蒙台梭利想象中的“探索者”。

用相与之情，改变评价体系

走进“学术起居室”，视线的正前方是一块木匾，上面写着，“相与之情厚，向上之心强”。这是汪丁丁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班学生确立的座右铭，源自梁漱溟之言：一心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文稿里，用这两句话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含义是，一个人拥有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同时，人与人之间有相互关照的情感。

“学术起居室”的木匾

 汪丁丁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道德重建问题，他觉得实验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师生之间和学生们相互之间的情感沟通。中国的公立学堂从五四运动后开始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私塾，这种新式教育导致教学过程缺乏情感交流。老师下课就离开校园，学生下课就不再与老师接触；学生们之间也不再有基于姓氏和族田私塾的亲缘关系，何来“相与之情”？

除了校园情感的没落，中国社会也弥漫着文化失落的气息。在汪丁丁的论述里，中国社会最近一百五十年以及未来百年内要经历三重转型期：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他认为文化转型或许是更早开始的，例如，从唐宋之际，文化就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不论如何，文化是为人生提供意义的，民国以来中国文化的急速转型，让现在的中国人很难有确定不移的生活意义，当然也就很难确立核心价值观。这一特征，与政治的和经济的转型联合作用，导致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现实焦虑。

由此看来，相与之情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它成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及毕业生评价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汪丁丁在2006年写给东北财经大学艾洪德校长的长信里解释说，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培养目标可用韦伯的语言概括为“培养有灵魂的专家”。这里，“有灵魂的”这一定语，是指以“相与之情”为基础的人文关怀。

汪丁丁在大连的住所，在东财校园里，紧邻东财主要的教学大楼和学生自习场所“之远楼”。他几乎每晚都和学生们约好时间，通常在日落时分，围着之远楼的大广场散步聊天。他们谈论的话题涉及范围很广，从学习中的烦恼事到天下事甚至还有个人生活问题。汪丁丁说，在中国的校园里推广这种“柏拉图学园”式的散步，就是要弥补应试教育体制里师生之间和同学们之间“相与之情”的缺失。

除此之外，老师之间的相与之情，也决定了跨学科教育能否顺利进行下去。跨学科教育采用联合授课的方式，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老师们围绕同一“知识版块”研发统一的教学流程。由于实验班招收的学生来自各院系，他们不可能拥有整齐划一的“先修知识”水平，因此老师们合作研发一门适合所有学生知识水平的课程非常重要。汪丁丁说，“行为金融学”实验班的导论课教室里曾经有11位教师参与授课。

“相与之情”和“向上之心”也是评价学生的两项维度。此外，汪丁丁又添加了第三维度：“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思考”。这三个维度组成了跨学科实验中心对学生“人品”与“学品”的评价体系。为了评价学生在这三方面的表现，汪丁丁精心设计了三类问题，并将其制作成问卷，在每一年结束时，他将问卷发放给每一位学生，由学生们在每一维度评选自己认为排在前七名的同学，然后通过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博达计票法”为学生统计分数，最终得到每一位学生的综合评价（三个维度得分加权求和）在全班学生当中的排序。

综合评价的成绩，累积三年后，成为实验班学生“保研”的核心依据。在确定实验班每一名学生的推免保研资格时，学习成绩排名的权重是50%、三维博达计票得分的权重是30%、核心教研组评价的权重是20%，据此得到全体学生的保研资格排序，位高者优先。这样，在实验班，保研的依据不再单纯是学习成绩。

借梁漱溟之言，汪丁丁认为人与人之间“以身相隔”，竞争意识主导人际关系，所谓“向上之心”也就蜕变为竞争之心。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以心相通”，竞争意识不能主导人际关系。因此，汪丁丁指出，在教育中，“相与之情”应是“向上之心”的前提。

在体制内重新办学，最有价值

跨学科实验中心至今已走到第十个年头。汪丁丁将这十年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五年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主要是与官僚体制斗争。用汪丁丁自己的话表述，那五年的斗争简直是“翻江倒海”。

东财的跨学科中心从2008年开始正式招收实验班学生，首先就遇到了“行政官僚化”问题。汪丁丁和校内五大相关学院的院长分别谈判沟通协调，很难达成共识。此外，实验班课程在教务处的电脑系统里注册学分时也遇到了很大的技术性困难。因为，跨学科课程常常是多门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例如，“行为金融学导论”这一门课程是12学分，但是在体制内，一门课最多只有4学分。经过冗长的谈判，导论课被允许注册为三个“4学分”课程。

随后的困难是，导论课的期末考试形式和教务处的规定发生了冲突。由于跨学科中心的期末考试通常以独立解决跨学科问题为指导原则来设计考卷，并且只有一张考卷。而学校教务部门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要求每一门课的任课教师呈交通常两小时的期末考试“A卷”与“B卷”两套考卷，也就是说，导论课的期末考卷必须拆分为三门4学分课程各两套考卷（一共六套考卷）呈交给教务管理部门。

说到这里，汪丁丁也叹了一口气，他说教育实验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和现行官僚体制反复斗争，这总让他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中国，哪怕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

最让汪丁丁深恶痛绝的，是严重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在浙江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实验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也归于此。2003年，汪丁丁在浙大创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到了第三年，他就想在浙大经济学院开设教育实验班。于是，他向主持相关部门工作的朋友们提交了一份培养方案，旨在打通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严重隔离的“四年一贯制”。相关管理部门之间反复斟酌，最终不能采纳这一教育实验方案。这次尝试的失败，让汪丁丁意识到：越是名校，教育管理体制的僵硬格局也就越难以突破。

但是东财的跨学科教育实验中的困难都被逐个克服，这主要是得益于学校核心领导的支持。汪丁丁在浙大的教育构想失败后，东财的校长就联系上了他，邀请他来大连办学。之后，东财的历届校长也一直很支持他的教育实验。

汪丁丁教授将自己在美国学习时积累的文献捐赠给跨学科中心，并建立“微型图书馆”

“东财的跨学科实验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师资问题”。由于跨学科中心有一套完整的跨学科教育理念和方法，从外校或者其他院系招来的老师很难有高契合度，所以实验中心必须得自己培养老师。“现在的高校留本校老师任教几乎不可能”，汪丁丁说，但是得益于东财校领导的“庇护”，跨学科实验中心被允许每年留3-5名自己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走过前五年斗争后，跨学科中心进入了最近这四五年风平浪静的阶段。从教学模式、招生到师资培养各问题都逐步稳定确立下来。在平稳的局势中，汪丁丁也能预感到，这五年存在一个潜在的威胁，也就是“和平演变”——外部的体制吸引力会瓦解团队内部。

汪丁丁每年只有两到三个月待在东财，这就意味着，跨学科团队的老师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体制之内，维持他们的生活继续下去的必需品也由体制提供。考虑到团队内部会逐渐被体制消解，汪丁丁总是悲观地认为，跨学科中心注定是昙花一现的。

他用赫胥黎在《天演论》里的一句话做解释：人类辛辛苦苦把花园做起来了，但是只要这个花园没有人，过几年回来，就是蒿草丛生。

但办学的过程也让汪丁丁深受鼓舞。在最初那五年，由于体制斗争厉害，再加上他为找老师四处奔波，当时身体就出现了生理反应上的呕吐。汪丁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很不能坚持做事情的人”，所以在2008年第一批学生开始上课后，他就开始打退堂鼓。

他对学生说“很对不起你们，你们举手表决要解散这个班吗？”，有两位同学鼓励老师坚持下去，她们说即使失败了，也愿意待在教育实验班里，而不要回到原来的传统体制。而这两位同学最终成为跨学科实验中心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

在跌跌撞撞中，跨学科中心培养出三个博士生，他们也成为跨学科教育继续下去的薪火。

汪丁丁

B=外滩教育 W=汪丁丁

跨学科学生的优势将在未来体现

B：跨学科教育实验班对学生有什么要求？

W：对学生的自学能力要求很高。在实验中心上课，老师教20%，剩下的80%得学生自己学。比如，中心上课以问题为导向，这些问题通常要由学生在小组里讨论得出，所以学生要主动参与学习。

我们通过面试，招进来的学生都是非常聪明的“学霸”型学生。但是他也得有自我预期，如果他进了这个班，自学能力变差，他就会立刻变成最后一名。从所谓的“好生”变成“差生”，学生的内心也会受到煎熬。            

B：实验中心的面试评价原则是，合作求解问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激发同伴想象力的能力，根据你的观察，学生在哪方面表现得最弱？

W：合作求解问题的能力弱，当然这个是一部分是客观原因，学生刚进来面试谁都不认识；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弱，这是最明显的，也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典型特征；激发同伴想象力这个就有点难了。 

B: 那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北大学生身上表现得怎么样？

W：现在的北大学生相比于90年代的北大学生就是差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1997年我刚到北大任教，一个班50人，至少有45 个人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到了去年我为北大的学生开设《行为经济学》课程，一个班最多的时候300人，最终通过考试的有170多人，这里没有一个学生是能独立思考的。反倒是旁听生，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好朋友周其仁，他也是北大的教授，他就说，你一年里可以在北大遇见上千个学生，能遇见一个优秀的，你就应该心满意足了。所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北大学生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有50%是有优秀头脑的学生。所以我说，真正优秀的人才已经被大学教育扼杀了。

B：跨学科中心培养的学生在找工作上有什么优势？

W：刚开始找工作其实不太容易，但是最近两年好一点了，逐渐有一个风向会转成有利于我们跨学科教育的。

我请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朋友给跨学科中心的大四学生上《商务分析与实践》的课程，他就跟我说跨学科教育在找工作的时候没办法给自己贴标签。虽然我们跨学科中心最终颁发的学位证书是行为金融学学士，但如果别人问，你是什么专业的？他们其实什么专业都学过，所以这个标签不容易贴。这就导致了求职非常困难。但是一旦进了一个公司，他们批判性思考和跨学科能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正是公司最需要找的人。

我们的主任崔文杰保存了历届学生的就业情况档案，根据他的反映，这些学生出去后的就业情况远远超过东财其他院系，基本上是在北大清华的群体里竞争。有一位学生毕业后，应聘国际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KKR集团，竞争非常激烈，初试的淘汰率为3000:1；经历七轮面试后，她和MIT的学生进入最终PK环节，但最后憾败于MIT的学生。

跨学科教育的本质是有机的，而非拼盘式的

B：跨学科教育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W：是师资上的问题。现在中心老师的组成是三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以及从外面招来的老师。但是招来的老师不能和中心的理念完全契合，所以需要慢慢同化。所以，最主要的师资还是得自己培养。

其实现在的高校留自己本校学生成为老师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跨学科中心得益于校领导的“庇护”，当时留下了一个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允许跨学科实验中心培养的博士生每年留3-5名。

2008年第一届学生30个人最终只留下了三个博士生，十分之九都走了。以往没有人愿意留校，学金融的学生都去财经界工作了。但是现在都争着留校，因为外面工作不好找。但是因为我们注重首先品格，然后学识，所以3-5的名额用不了，一般每一年留一到两个博士就可以了。

B：现在很多高校都有跨学科学院，你认为这些学院和东财跨学科实验有何异同点？

W：我在浙大创办了跨学科中心后，在2008年左右，教育部就开始鼓吹教育的跨学科，然后在高校成立学科交叉的学院，北大清华都有。但这些学校的跨学科学院都是在官僚化的体制中运作，学院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让学生到各院系进行跨学科听课。这是拼盘跨学科，不是有机的。

比如，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到统计学院上课，老师也不管他有没有学过先修课程，就当他是本院系的学生，于是这些体制内的学生就得自己学自己补很多课程，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备受煎熬。

东财的跨学科教育以问题为导向，连接各个学科，探究各模块知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任何知识模块内部的细节。因此，跨学科实验中心的学生从一年级招上来以后，就有一整套跨学科方法和跨学科课程来学习。

B：跨学科教育同美国兴起的创新学校有些相似，你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移植到了中国体制内大学吗？

W：跨学科教育方法在整体设计上确实借鉴了西方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宗旨也是希望培养中西融合的人才。但是，西方的这些创新教育不能直接移植到中国。因为，他们都生长在硅谷，而硅谷是反抗主流文化的地方，所以，它可以自然生长这样的创新。但是其他地方没有硅谷。

（本文转自外滩教育，作者张瑶，原标题《在知识爆炸的今日中国，术业有专攻的教育早已过时丨专访经济学家汪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