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拍的留守儿童在帮爷爷奶奶收割水稻）

芥末堆 9蛋 1月31日   

2012年2月，时年9岁的范云（化名）放学回家，路上遇到一对背着编织袋的陌生男女。范云猜想他们可能是卖东西的商贩，便停下脚步，好奇地观察起来。之后，女子从兜里摸出一颗糖递给了他。

后来，范云吃着糖，跟在两人后面，往家的方向走去……直到最后，范云才知道，自己猜测的商贩是自己外出打工、一年未见的父母。在此之前，他们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

这是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的故事。该片讲述了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大量人员外出打工，村子严重空心化，众多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几乎缺失状况下的成长故事。

该片导演蒋能杰也出自这个村子，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村里的留守儿童生活状况，从2009年开始，他用镜头开始记录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为了改善当地无书可读的情况，他还创办了公益书屋，如今已建起四家。

六年一部纪录片，呼吁关注留守儿童

                                                   （跟拍的留守儿童和奶奶）

湖南省新宁县光安村地处湘桂交界，群山环绕、闭塞贫穷，村里有间泥房，里面有两排课桌、一块黑板，那是村里的小学。为了能多挣点钱，很多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村里只有留守儿童，以及他们的爷爷奶奶。

“我读大学时，全村1700多人，900多人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多达80%。”蒋能杰说，这一比例至今仍未改变。

大学毕业后，蒋能杰“逃离”了村子，开始北漂。2004年，随着撤点并校工作的推进，那间泥房（村小）被拆了，孩子们只能去镇中心小学读书。由于孩子年纪太小，上下学需要大人接送或陪读，有些孩子没有陪读条件，只能早上五六点走路上学，甚至留级、辍学。

为了不让更多学生辍学，村领导私自招收22名低年级学生，一边在民房上课，一边申请重建村小。然而，申请过程的艰难远超他们的想象，问题迟迟没能解决。

2009年，蒋能杰辞去北京的工作，到临时村小当代课老师。同时，他还把这22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拍成了纪录片，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

镜头中的校舍非常简陋，孩子们基础薄弱，有些孩子甚至不知道首都在哪里，很少有人想着读书深造，他们的人生规划可能就是长大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外出打工。

2014年影片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放映数百场。之后，该片获得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观众票选一等奖、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因为社会的关注，村小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新学校建了起来，还拥有了校车。但是，蒋能杰觉得自己很无力，“因为虽然解决了物质条件，但核心问题始终没有被触及，大人们依然需要外出打工，孩子们还是在留守，我好像能看见他们的未来。”

创建公益书屋，让孩子们有书可读

                                             （棉花沙书屋借阅人员登记卡）

思索再三，蒋能杰决定以书为切口，为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他说，和城市相比，家乡没有图书、玩具，更没有少年宫、博物馆，孩子们置身“文化荒漠”，无处可去，大多靠游戏机、手机电视打发时间，或者跟着大人打牌。

“完全没有读书的氛围，爱看书的孩子反而会被嘲笑不机灵，读书读傻了。”蒋能杰说，在他们那里，没有阅读条件也是一个问题，学校图书馆也许藏书很多，但外借很少，没有真正利用起来，想看书只能省下生活费，去校外买。他便想，能不能用公益书屋解决这一问题。

随后，蒋能杰在新宁县的四个镇陆续创办公益图书屋，取名棉花沙图书屋。书屋的图书、运营费来自各界捐赠，管理员由当地退休教师全职担任，财务明细每月公布。

据了解，棉花沙图书屋借书不收任何押金。蒋能杰解释，不收押金是因为村里的孩子大多家庭贫困，哪怕五元十元，对他们来说也一种门槛，“这是属于他们的书屋，我不想设任何门槛。”另一方面，也想让孩子们感到被信任。

不久前，一家书屋的管理员发现之前常来借书的一个小女孩不来了，他怕她出了什么事，便按借书卡上的信息找了过去。之后，女孩说，自己不小心把借的书弄丢了，没有钱赔，所以不敢再去借书了。从此，书屋添了一条新规：只要不是恶意丢书，都不用赔偿。

如今，数年过去，棉花沙图书屋的借阅量连年增长，从之前的每天二三十本，到现在的七十几本。除阅读外，书屋还定期举办读书会、电影放映会，还有免费的书法班、摄影班。“只要活动有意义、对孩子有帮助，都可以在书屋举办。”

蒋能杰说，创办书屋成本较低，每家预算在几万元。“难点主要在运营管理，需要人工将图书筛选分类，还要选择有爱心、有责任心的管理员，对他们进行基本培训。”基于书屋对人的高度依赖，短时间内不会大规模复制推广。

“未来，我想将书屋做成小而美的青少年平台，然后一间间推广出去。让家乡十几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一家书屋，让孩子感受到教育与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