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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 宁宁 3月19日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账，都知道总体上负担为什么没减下来，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负担是谁加上去的，我想，每个家长心里清楚，每个老师心里清楚。”

3月1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答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问中再次提及减负话题，并称教育部将从学校教学、考试评价、校外机构等五方面落实减负。

具体措施和力度，与几周前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一致。“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各类与招生挂钩的考试、竞赛，课后作业过重等成为重点整治的现象。涉及校内、校外教育，掺杂学校、老师、家长、培训机构等多方角色。 

然而，无论是禁止竞赛，减少课后作业，还是严禁校外机构超前教，每一项措施对应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孩子身上激起的都是不同的涟漪。影响程度的深浅既与孩子本身成绩、所在学校水平、升学竞争处境有关，又取决于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期望。

被填满的周末与升学的压力

每周日上午，家住北五环的李蕊都会带着三年级的女儿到二环内一所培训机构上语文课。女儿从小喜欢阅读，两年前李蕊被这所机构发散、活泼的语文课程体系吸引，觉得会对女儿的阅读有更进一步拓展，就报了班，一直上到现在。 

这是迄今为止，李蕊为女儿报的唯一一个课外辅导班。她自嘲总是被同事们笑话道，“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每当同事们议论给孩子报了哪些辅导班时，李蕊其实会明显在一瞬间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过去之后又想，孩子已经很累了。” 

李蕊的女儿加入了学校的手风琴乐团，每周六要到北京市少年宫练一天琴。除去周日上午的语文课，下午再做做学校里老师留的作业，剩下的玩耍时间已经很少了。以前李蕊觉得孩子一周至少得有一天是在大自然里玩，现在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半天时间。 

此外，这学期刚开学时，老师留的家庭作业有两个半小时，家长意见大，向老师反映，最后老师作出了调整。一般情况下，女儿三点半放学后到李蕊单位做一个半小时作业，然后一起回家。吃完晚饭后，练会儿琴，看书，10点半睡觉。“以前看书时间会多一些，还可以到楼下跑一跑和其他小朋友玩会，现在也没有那个时间了。” 

李蕊难以想象那些上三四个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每天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她见过身边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语数外三科各被家长报了两个课外辅导班。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后，机构老师准时去接。还有的家长把孩子校内的课程全部（请假）停掉，在校外上辅导班。

李蕊能理解这些家长的着急心态，毕竟小升初的几条路径摆在那，如果要上名校，确定的途径就是漂亮的成绩、漂亮的简历。李蕊女儿所在的小学是海淀区一所普通校，女儿校内成绩优异，她也没有说一定得让孩子上哪个初中，顺其自然。她对女儿的期望是，“心理上比较健康，视野上开阔”，“能够在平常中感知到幸福就够了。”这种松弛的心态投射到女儿的教育上就显得淡定了很多。 

刘雅芳的女儿现在读五年级。过去一学期她感慨最多的就是孩子明显变忙了。三四年级时每天晚上女儿回家能练半个小时的琴，但现在几乎没时间练了。放学后，女儿的精力几乎都花在老师布置的作业上。刘雅芳说，以语文作业为例，老师不再留简单的重复抄写类作业，而是让孩子预习，阅读与作者、文章背景相关联的材料。反复熟读课文，自己归纳总结易错和混淆的字词。“老师想培养的是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但这得一个过程。这学期就明显特别费时间。”

对于不留家庭作业以给学生减负的提法，刘雅芳不尽然认可，注重能力培养的作业在她看来还是必要的。她希望的是作业上学校能在校内抓紧点时间，孩子回家能轻松点。

与李蕊女儿几乎一样，刘雅芳的女儿周末时间同样一大半花在学习上。周六上午练琴，下午上钢琴课。周日上午到培训机构上语文课，下午预习下周校内的功课。刘雅芳还没准备给女儿报数学、英语类的辅导班，位于东城区的她感知到的小升初竞争压力很小，按照学区派位，女儿能就读一所不错的初中。 

看似轻微的压力与无处不在的竞争

关于中小学生作业负担情况，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及，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小学生作业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而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都在80%以上。 

超标数据对应到个体家长身上，却是另一番迥异的感受。王婧的孩子在北京三十五中初一项目班就读。平时课后作业基本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做完，即便是考试前夕也是如此。学校课程丰富多样，除必修课外，还有多种素质类选修课。“学校很宽松，课内没什么负担。”王婧说。

当初选择这所学校时，王婧看重的正是学校的这种宽松的氛围，以及其倡导的素质教育改革。但逐渐地，这种氛围隐隐又让她感到有些不安。 

初一上学期，学校老师说孩子只要跟着校内的进度学就能跟上，不用报课外辅导班。第一学期王婧没给孩子报任何辅导班。但有时候她会因为不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感到担心，小学时，老师每天会发短信提醒家长留了哪些作业，怎么督促孩子。初中以后王婧再没收到老师的类似短信。 

直到初一上学期期末成绩出来，儿子数学考了70多分，语文考了80多分，王婧才觉得问题有点严重。这学期开始，她给孩子报了数学在线一对一，语文、物理线上班课，英语线下班课。 

“虽然课内负担轻，但是一到考试就很难了，尤其中考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竞争。”尽管王婧准备让孩子出国，不走中考这条路，但项目班最后出国交换时仍然有筛选，竞争还是存在。

报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即便是班里成绩好的学生也都在上辅导班。在王婧儿子报名的线上语文课和线下英语课上，他都碰到过同班同学。无处不在的竞争很难让家长不受影响。王婧说，只希望儿子成绩能处于中上，顺利读完项目班。

夏静也感到儿子校内学业压力不大。不过她的儿子的状态是，校内学有所余。课外她给儿子报了数学奥数、英语和钢琴。一年多前，给孩子报名奥数时，夏静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希望能对数学学习有帮助，结果儿子学得很开心，从最初的跟不上到考上尖子班，还想考到超常班。“我没有逼迫他说必须刷题，必须参加竞赛，想着对校内学习有促进就好。”夏静对走竞赛升学的路径并不热衷。 

面对不久将要到来的小升初，夏静显得有些淡定。她所在学区附近最好的是十一学校，除此之外的首师大附中分校、育英中学分校在她来看，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总校对分校的投入力度很大，不仅仅是交换师资，生源也有混合。质量均衡了，家长的心态就能放平和了。”

乡村学生的“自由”与县城里的辅导班

当城市孩子还在兴趣班与补习班之间平衡精力时，农村孩子则要么处于闲散的“自由”状态，要么择校到县城，做着繁重重复的课后作业。

胡卫东是山东鱼台县一名乡镇中学语文老师，学校最多时有近两千名学生，如今随着农村家庭慢慢迁移到县城，学生数量也在锐减，现在只有七八百人。胡卫东说，乡镇中学的学生基本没有补习的，要补习只能到县城。

除了没有补习的条件之外，胡卫东观察，从意愿上农村学生也不想去补。校内学习本身就已让他们产生部分厌学的情绪了。不过学校会补，每周六都继续正常上课，尤其初三学生。应试的压力由学校层面施加到学生身上。

据歌路营（教育公益组织）曾在一所农村寄宿学校所做的探访，晚自习上写完作业的学生就基本没事干，发呆，目中无神。稍微活跃的学生看老师不在会走动，与同学聊天。班级成绩两级分化，有学习动机的学生特别自觉，不学习的学生懒散，厌学情绪明显。

胡卫东自己的孩子在县城就读，学业负担在他看来已经过重了。学校老师总是让学生成套买教辅资料，每科都不止一本。胡卫东翻开发现，大多都是重复的练习，做完老师还不一定都讲。“鱼台县大的辅导机构不多。”胡卫东说，以前学校有些老师私下办辅导班，但去年暑假，济宁市教育局全面摸查、整治这一现象后，几乎没有老师再敢顶风开班。

“过早把孩子框起来，可能会限制他的想象力”

减负就像一面镜子，透过种种选择，映射出的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及教育期待。某种程度它也投射出家长自身的期待。 

丁琳见过两种类型的家长，一种是什么辅导班都不落下，施加给孩子过度的学业压力。另一类家长是高知父母，重点大学硕博，浸透整个教育体制，最后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

前一类家长在丁琳看来是将自身对社会环境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大家会觉得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有不安全感，觉得孩子得这样才能好。更多是家长内心的东西。”后一类家长的选择，丁琳认为与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和认知有很大关系，是将自己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将自己感受到的教育环境的限制，投射到孩子身上。

两种家长的选择丁琳都不完全认可。她的孩子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在这个阶段，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兴趣，学得晚点、少点都没关系。一旦产生抵触情绪就很麻烦。她一直信奉的是，人生是一场长跑，急剧变化的社会对孩子未来能力的要求与当初自己上学的阶段将迥然不同，“越早把孩子框进一个框架里，可能越会限制他的想象力。”保持对新鲜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和接受能力是丁琳所认为的未来所需的重要能力。

刚刚过去的寒假，丁琳曾带孩子试听过几天的校外数学培训课程，她发现课程的精力重在讲透题型。思量过后，她没有给孩子报。她认为这个年龄阶段的重点是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会听，能够吸收。 

很多人提醒她，到了三年级孩子的课业负担就会上去。“我的想法是，他能不能适应，更多是看他的能力和习惯，如果靠提前学过来适应，对他能力成长没什么帮助。” 

她对儿子的期望是将来上一个全日制本科就够了。“因为，影响人生的更多是靠人的情商和独立思考能力。”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