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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收购摩拜后，一篇题为《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文章迅速刷屏。文章借此事件说事，指出当胡玮炜套现15亿时，你“要么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刚刚成为一个总监，小腹上长出赘肉，每月因为房贷不敢辞职。要么在三四线城市里，过着平淡，却一眼可以看到未来的日子”，稍不留神就被同龄人抛弃，被这个时代淘汰。

残酷的对比，悬殊的差距，危机重重的前景，没有预期的未来……这篇文章集齐了所有元素，击中了无数年轻人的焦虑——落后的焦虑，被时代淘汰的焦虑，还未实现财务自由的焦虑，还未功成名就的焦虑。

不过这篇文章很快被怼了回去。韩寒发文指出，“已经不光光是在贩卖焦虑，而是在制造恐慌。没有赚到大钱就叫被同龄人抛弃了吗？很多人也都在努力干活认真生活，成功的定义绝不只是套现几亿十几亿。”也有网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一个段子对其进行“解构”：溥仪3岁登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哪吒7岁闹海，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王俊凯17岁身家过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扎克伯格34岁身家4000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怼回去的确是大快人心，好像各种贩卖焦虑的文章之所以成为爆款，是因为营销号别有用心地策划，只要杜绝了营销号，各种焦虑帖子就不存在了，整个社会上的焦虑也就不存在了。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营销号只是击中了这些焦虑，但焦虑并不是它们凭空创造出来的。只有从根本上洞悉焦虑的源头，对症下药，贩卖焦虑的生意才会冷却下来，否则“抛弃体”虽然被抛弃了，但很快会有新的焦虑帖诞生。

一万种焦虑在刷屏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之前，一系列类似的文章就呈现出刷屏之势，无论是张泉灵的《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还是一篇《从月薪3万到月薪5000：时代抛弃你，从不说再见》，它们共同指向的是，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伴随着种种新技术、新行业的崛起，是诸多传统行业的没落，每个人都有被取代的可能，落后很可能被直接淘汰出局。这些焦虑帖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也提醒着年轻人要不断学习，提升抵御风险和反脆弱的能力。这是变化时代里落伍的焦虑。

“抛弃”体走红之际，高校丑闻事件也正在不断发酵，许多文章在微信中刷屏，许多文章也在刷屏时“404”了。即便也有人跳出来说，警惕这是哪里的势力在炒作云云，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进来。这两起事件指向的不仅仅是导师和学生不平等的权力，还指向权力的暗箱操作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和践踏。

2018年农历新年前夕，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刷屏。两万多字的长文记述了自己岳父从患流感到最后死去的29天历程：ICU、插管、卖房、吸氧、献血、死亡、火化……小小的流感可以瞬间让一个殷实的北京中产之家陷入窘境，遑论其他地方的普通人？它触及到了人们对医疗保障不足的惶惶担忧。

2017年11月，网传北京市朝阳区管庄某幼儿园新天地分园有“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猥亵儿童事件，迅速引爆全网，“三种颜色”登上热搜。虽然猥亵的说法被定性为谣言，但人们仍心有余悸。它触及的是人们对校园安全的焦虑，是儿童保护制度阙如的焦虑。

当时，全北京正在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活动，许外来工人一夜之前没有了家，流落街头。当权力总是凌驾于权利之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也被划为“低端”并被肆意“驱逐”。

在社交媒体上，中产的教育问题一向是热点，隔一段时间就会诞生一篇爆款文章，比如2017年就有《对不起，爸妈给不了你800万学区房》《月薪3万也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中产教育鄙视链：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等爆款。中产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殚精极虑，他们唯恐孩子落后，如同他们唯恐自己的阶层下滑。

中产阶层以外，北上广本身就是另外一个焦虑的策源地。户口焦虑、房价焦虑、工作焦虑、婚姻焦虑、空气焦虑，北上广林林总总的焦虑养活了无数的营销号和仁波切。像2017一篇数千万级别的爆款文《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指出“没有五套房，你凭什么气定神闲？凭什么感受生活气息？凭什么像北京大爷一样逗鸟下棋，听戏喝茶”？北京只有少数人的梦想和多数人的工作，你只是假装在这里生活。一篇文章打包了无数北漂一族的户口焦虑、房子焦虑和工作焦虑……

中国的人口高度集中于某几个大城市当中，从而衍生出大城市居民的焦虑。 © 君临

总之，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永远有层出不穷的焦虑正迎面而来。

对平凡生活充满恐惧

贩卖焦虑的生意能够屡屡得逞，与个体有关。

比如这篇《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就流露出一种价值观，即以金钱的多寡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和人生价值，将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转化为人的价值，好像只有赚无数钱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值得过的。

但问题是，这样的价值观颇为主流，金钱已成为不少国人唯一的价值尺度。好坏、美丑、有用与否、乃至于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多寡。韩国《韩经商业周刊》曾描述这种“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新周刊》出版了以“中国欲望榜”为题的网络调查报告，排在第一位的是“更多的钱”……就像托克维尔说的：“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据瑞信研究院《全球财富报告》“全球中产数量”，中国中产人数以1.09亿人居全球首位。 © Credit Suisse

当有钱成为最普遍的情感，当有钱成为成功的唯一指标，当有钱成为人们唯一的价值追求和幸福准则，人们自然对不够有钱的平凡生活充满恐惧。别人已经套现15亿了，你还在勤勤恳恳上班加班，太失败了吧；别人都已经在北京有3套房了，你还在租房子，你太失败了；别人有能力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暑期给孩子报了这么多兴趣班，你孩子上的却是普通学校，兴趣班这么少，太失败了吧……

可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绝大数人都是平凡人，他们终其一生完成的也就是平凡的生活；但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主导下，人们的幸福感被扭曲了。就像学者徐贲所说：“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

有时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中真有那么不堪，而是在错误价值观和成功观的绑架下，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在钝化。

转型时期的全民焦虑

如果只是个别人因为个别议题而焦虑，那么焦虑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如果焦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这就必须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找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著名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察问题的理念：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即在个人烦恼与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经验与社会趋势之间进行穿梭；它不是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看作简单的个人困扰，而是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米尔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个体从焦虑与淡漠的陷阱中挣脱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

曾几何时，《人民日报》也提倡过社会学想象力。2011年《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关注社会心态”的专题评论，在开篇文章中就一针见血指出：“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更是尖锐地指出：“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

很显然，焦虑不仅仅是营销号的炒作、个体价值观的偏差，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焦虑泛滥是因为社会上广泛存在着焦虑的土壤。于建嵘指出，“社会焦虑是当代中国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社会心理问题。当前，社会焦虑现象几乎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全民焦虑，主要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安全感之所以丧失，是因为正义的服务缺失了，人们无法获得稳定的制度预期。有经济学家曾指出：“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

2016年7月，《经济学人》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别报道，其中提到中国中产愤怒的原因包括环境污染、思想教育、腐败问题等。

除了带头讲理，正义的服务包括但不止于，比如让老百姓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安全的食品、在医院里看得起病；孩子的校车是安全的、校园跑道是无毒的、老师们的权力不会滥用；我们的家不会被随意侵入、财产不会被褫夺、到一座城市生活不会被突然赶走……正义的服务构成了一个好的社会的底盘，就像梁文道说的：“什么是好的社会？我想象中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是个清洁工、或者公交司机，但是他觉得他日子还不错，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可以很舒服地过日子，孩子能上学，病了可以看医生。”

正义的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单凭个人无法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和保障。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正义的服务要么是缺失了，各种保障并不健全，只能依靠个人救济；要么是公权力“不讲理”，服务的分配不公平。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但阶层之间的分野和割裂却也日益加剧，“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马太效应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有权有钱阶层拥有了大部分的优质资源。

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的成功观自然不断窄化、单一化和庸俗化：要么有足够的权，要么有足够的钱。如果二者都没有，很多人便会自觉身在底层，并产生强烈的“弱势心态”和“相对剥夺感”，深受焦虑不安情绪的折磨。因此，前文虽然批评对平凡的生活充满恐惧的观念不正确，但我们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们恐惧的或许不是平凡的生活，而是平凡的生活并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保障和安全感。教育资源不均衡，如果不买学区房不送补习班，如何让孩子不在起跑线落后于他人？大病保障如此乏力，如果不抓紧赚钱，如何提升家人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

当整个社会都被焦虑所裹挟时，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于建嵘指出，焦虑“动员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生活态度，容易滋生出偏见、分化、对立和冲突，带来社会融合的困境。社会焦虑会引发许多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并最终走向社会失控。

因此，面对层出不穷的焦虑帖，与其像打地鼠一样，看到一篇讨伐一篇，把焦虑都推到营销号身上，毋宁在自我检讨的同时，从社会结构层面进行检讨，清除产生焦虑的土壤。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要改变这样一个“空前困惑的状态”，最急迫解决的是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只有改革走在正确的路上，每个人有安全感，有稳定的制度预期，对未来有希望，全民焦虑才可能消失，各种贩卖焦虑的帖子才可能真正没有市场。

本文转自南都观察，作者曾于里。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