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午，哥伦比亚新学校模式的发起人及新学校基金会总监，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教育发展奖2017年获得者薇奇·科尔波特（Vicky Colbert）及一丹奖基金会项目总监胡德欣来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执行院长黄胜利、农村中心主任王丽伟、创新中心主任马志娟等，就农村教育NGO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在中国与拉美国家分别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取得怎样的效果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如何理解教育NGO在社会推动力的作用

杨东平院长详细介绍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到如今已十年有余。研究院是以“以独立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进教育变革”为愿景，以“成为最具公信力的民间教育智库”为目标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根据上海社科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智库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智库评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5-2016年连续两年名列“中国研究智库排名”第二名。在高校、基金会、地方政府争相成立“智库”的今天，这个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

杨东平院长在做介绍

和政府、官方研究机构不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工作方向就是面对公众，把我们主要的成果向社会公布。研究院内部有几个部门：

一是政策研究，对目前已有的教育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研究院每年都会出一本《中国教育蓝皮书》，分析年度教育变化；

二是农村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问题中，农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农村有6亿多人，长期都占了过半数的中国人口。所以研究院听到Vicky的新学校项目会非常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在探寻一直农村教育模式，可以在中国的农村得到较好地推广；

三是创新研究中心。这个部门的创立，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只做教育热点研究，思路就是和政府是一样的，但教育部只会关心他们在任的三年五年。然而，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个教育的长远发展，10年、20年之后，中国教育怎么办？我们教育创新部门做的就是面对未来的前瞻性研究。

参加WISE对研究院最重要的启发之一，就是其宗旨：以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而在中国，这两个概念是分离的，教育创新是高大上的，只为少数精英服务的；但我们需要看到教育的未来里精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教育创新必须要和教育公平结合起来，才能够为教育提供一个更好的明天。

第四个机构是教育咨询评估中心，主要是做教育评价。这和更多项目运作的成效是相关的。为了推进工作，研究院每年都会开很多会。杨东平院长笑称，“别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杨开会’。”

听过介绍，Vicky表示，她在哥伦比亚的NGO做的工作也非常类似。为了更好地推进新学校模式，她不得不开很多会，通过开会“刷存在感”，才能让这个项目更可见。让大家了解这个项目是和教育部的不同的。以前，大家对NGO的作用是似乎是补缺，填补政府的工作缺口，但现在NGO不仅是被动的查缺补漏，还要看到政府看不到的地方，用开展创新带动社会进步。

Vicky说，她刚刚创办新学校NGO时，社会创新开始热门起来，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间机构数量从六万涨到了几十万，很多学校都建立了创新中心开展创新项目。如今，民间机构社会创新领域开始重新定义政府的职能。

中国和拉美的农村教育，都遇到了什么问题？

• 中国：村小的消逝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主任王丽伟介绍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王丽伟主任在做介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为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政府在农村建了很多学校，基本上是村村有学校。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城镇化，农村学校里的学生数越来越少，陆续有农村学校就被撤并掉，到了2001年，政府出台了撤点并校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从 2000年到-2010年，农村小学从44万所减少到21万所。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小学生数减少了37.08%，而农村小学的数量减少了52.1%，有些地区农村学校数量的减幅甚至高达70%-80%

与此同时，县城小学出现严重的大规模学校、大班额现象，一个班级人数常常达到了70、80人，有的甚至到了120、130人。

大班额现象

另一个和“撤点并校”并生的状况就是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问题。大量留守儿童会居住在寄宿制学校中，他们遭遇抑郁、霸凌等问题的比例很高，同时阅读、理解、社交能力都比较低。

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

鉴于这些问题，2012年，政府又出台了暂缓撤点并校的政策，但在很多地区，撤点并校仍在迅速开展进行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农村小规模学校常常式微。我们通常把学生数少于100人的学校成为农村小规模学校，2016年，中国共有10.83万个小规模学校，占农村小学总数的56.06%。

• 拉美：“隐蔽”的复式学校

Vicky介绍到，哥伦比亚的农村教育也大致经历了这个过程。虽然没有计划生育，城镇化也很迅速。农村人口集聚减少，教育部也出了政策，要取消农村学校，集中精力办寄宿制学校，导致很多不好的结果。例如，很多家庭会优先舍弃女孩子读书的权利，因为上学的路途太远，一旦去了寄宿制学校女孩就不能料理家务，父母就干脆不让她们上学。这些年她也在向政府呼吁不要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因为在很多偏远地区，学校是唯一政府能够展示自己存在的地方了。

这些年哥伦比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乡镇里会有复试学校，一个老师在一个教室里教授不同年级的学生，完全没有分类，更不用说个性化教学了。这些乡镇复试学校是隐形的，很多地方政府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在政策中也不会看到对他们的政策。这一现象不仅在哥伦比亚，Vicky在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交流时，一开始当地政府都会说“我们没有复式学校”，但实际调研就会显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一些地方甚至有 60%左右学校是复式学校。

在30年前的复式学校里，一个老师要看管30-40个孩子，现在整体来说，复式学校里一个老师会带20-30个不同年级的孩子，而现在哥伦比亚有1.2万个复式学校。他们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政府很难给孩子比较好的教育，却也没法真正管制这些学校。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实践与出路探索

在中国，针对于这样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关注，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是抢救性，鉴于在小规模学校中上学的孩子，通常是来自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这一点，努力弥补现有农村小规模学校资源不足，抢救生存困境中的小校；另一方面是探索性，因为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通常来自于小规模的教学，因此研究院也努力在村小中做一个面向未来的，基于好的教育的尝试。

2014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开始建立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和小规模学校共同探讨出路，目前已经有1000多个村小加入。一些学校也发现联合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因此会自发组成村小联盟，研究院也会予以支持。

“农村小规模联盟校”在全国的分布

此外，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还专门组织了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老师和校长的培训。在寒暑假期间，进行大规模的线下培训，从2016年开始，已经办了五期，今年暑期正准备开展第六期。在平时，会开展网络线上培训，从2016年开始已经进行了87次线上培训，6万余名老师参与。

从去年开始，21世纪教育研究院针对有成长意愿的学校，发起了“小而美”乡村学校征集，最终寻找到5所小而美种子学校。在这些学校，改变通常会表现在，鼓励学生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排座，促进学生的交流；改造老师办公室结构，让老师共同合作备课，互相推进教学的进步等。

研究院每年会发起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年会，在不同的地方举办，邀请很多地方教育局，鼓励更多关于对小规模的关注。通过这一系列的推动，研究院努力做到对所有小规模学校的广泛关注、对热心教师的予以培训，以及通过对种子学校的发展，探索出未来学校的道路，三个层次共同发育。

Vicky听了王丽伟主任的介绍，非常开心地说：“我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薇奇·科尔伯特与胡德欣女士正在阅读相关资料

她指出，小规模学校所面对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所有急速城镇化的国家——越南、菲律宾和大多数拉美国家也十分严重。她和她的机构正在做的，也是用一种创新教育的方式，帮助小规模学校抵抗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

对于她的新学校项目，最核心的内容在于教学法，把老师的角色转变。这些年来，这个教学法也发展到了很多城市学校之中，这些城市学校，新学校模式的名字被改为“积极的城市学校”，做这个名字的改动，主要是考虑到城市学校老师普遍认为城市教育优于农村，不愿意和农村教育用一个名字；同时哥伦比亚教师工会力量较强，改名可以避免让他们有小撤销城市学校的误解。

在新学校项目中，持续创新是必要的，现在已经从农村学校拓展到了城市，现在还拓展到了流浪儿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进行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除古巴外，哥伦比亚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了全拉丁美洲最好的初级教育。此外，除了一些主要城市外，哥伦比亚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农村学校比城市地区学校成绩好的国家。

相关参会者合影

两个小时短暂而愉快的交流，双方都受益匪浅。如今全球范围内的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城市化袭来，Vicky Colbert和她的新学校模式，与大洋彼岸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都在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创新做着同样的努力，或许已经意味着，未来的农村教育，正在向更新、更优、更平等的方向驶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21世纪教育研究院”。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