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中，台湾作家龙应台写道，“我们出生在山河破碎的时代里，你们让我们从满目荒凉中站起来，志气满怀走出去。现在你们步履蹒跚、不言不语了——我们，可以给你们什么呢？”

“你们”，指的是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以及他们那一代同龄人。

他们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经历过列强欺凌下的中国，也经历过日本殖民下的台湾；感受过国土光复，随后明星花露水渡海来台，也见证过梁祝旋风创造了850万票房纪录。

而历尽大江大河风波起伏的美君，生活最终走向风平浪静，晚年成为失智老人。

他所经历的生命风景，女儿龙应台此前有太多的时光不曾参与，而后只能透过照片一页页回顾，封装父母的生命记忆。

他不想让他们的故事随风而逝。

禁语行禅时，65岁的龙应台瞬间决定：放下一切，回乡陪伴失智的母亲，开始写信。

给母亲美君的十九封信，有告白、反省、不舍或喃喃自语，字里行间有对生命信念的亲身实践，有对上一代的感恩致敬，也有对下一代的温柔提醒。微观的炽热，巨观的冷静，都在作家的笔下流淌，呼应。

这一次，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聚焦龙应台本人。影片借助女儿的视角跨代凝视了上一代的生命往事，也顺应母亲的视角，尽力理解尊重下一代的生活现实。

以下为龙应台给母亲美君的第四封信——

生 死 课

我的孩子伙伴们，

在他们人生的开始就有机会因目睹而理解：

花开就是花落的预备，生命就是时序的完成。

跟安德烈说一个好友诗人的故事。诗人深爱他受苦的母亲。母亲死后，他把骨灰长年放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摆在书房。每次搬家，盒子就跟着搬。有一次半夜里来了小偷，早上醒来，盒子不见了。

“你要不要把我的骨灰也放在你书房，摆书架上？”我问安德烈。

我们在缅甸茵乐湖畔一个旅店里；两张古典大床，罩着白色纱帐，外面雨落个不停，我们在各自的帐内，好像国王在享受自己孤独又奢华的城堡。

趴在床上看电子书。安德烈头也不抬，说，“不要。”

“那……” 我假作沉吟，然后说，“这样吧，我很公平。骨灰分两盒，你一盒，弟弟一盒。你是老大，拿大盒的。”

他说，“不要。还是做个坟吧。”

“要坟干什么？” 我说，“浪费地球。”

“有个坟，我们才可以收文青观光客的钱，谁要来看作家的墓，收门票。”

我不理他，继续跟他分析：撒海上，不一定要到海中央，搭船多麻烦，或许到无人的海滨岩石即可；埋树下，选一种会开香花的树，花瓣像白色蝴蝶一样的花；也可以“草葬”，就是埋入一片什么都没有、只有绿油油的草地下，让掉下来的枯叶覆盖……这时他放下了书，隔着纱帐，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坟，我和飞力普就有理由以后每年依旧来台湾？没有坟，我们和台湾的联系可能就断了……”

最后的摇篮

有一年我到了一个小镇叫吴集，在湘江的支流洣河畔。沿着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古街，家家户户门檐相衔，老人坐在大门口闭着眼睛晒太阳，花猫从门槛里探头出来喵喵叫。传统的老屋里头都很暗，但是当我这么一脚高一脚低走过，屋子里有一件东西是看得很清楚的。

几乎每一家幽暗的堂屋里都摆着一具庞大的棺材。

顿时所有关于死亡的联想瞬间浮现，像走路时突然一张大蜘蛛网蒙得你满头满脸。河里有披发的水鬼，山里有跳动的僵尸，树上吊死的人在蹬腿，鬼火在田埂间闪烁，棺材总是在半夜发出指甲抓木板的声音……

我在河边一块大石头坐下来，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我看到棺材觉得恐怖？屋里若是摆着一个摇篮，我会觉得静谧幸福，而棺材只不过是一个人最后的摇篮，为什么我感受的是恐怖？

那坐在棺材前面舒舒服服晒太阳的老头，对棺材的想象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他和他的同代人，只要有一点财力，一过四十岁就赶快为自己买下一口棺材，放在客厅里象征升官发财，如同我们买玫瑰花倾吐爱情、百合花传达纯洁，或者过年时摆出一盆黄澄澄的橘子树，祈求好运。

棺材也是他的金融保险，明白昭告子女，以后老爸的丧葬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女儿出嫁时，如果承担得起，他甚至可能在嫁妆清单里列入女儿的棺材，豪气万丈赢得亲家的尊敬。

棺材，和珠宝、汽车、房产一样，是辛勤累积的资产；死亡，和出生、结婚、上榜一样，是寻常生活的一环。

为什么到了我的所谓现代，死亡变成一个可怕的概念，必须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小白花

而你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美君，从小就骑竹马绕着你外婆的棺材玩耍长大。如果不是在二十四岁时永别了家乡，你很可能在四十岁那一年就为自己买好了棺材。

可是你突然变成一个离乡背井的人。

离乡背井的意思，原来啊，就是离开了堂屋里父母的棺材，而且从此无墓可扫。

你知道我在苗栗读小学时最羡慕的，就是同学常常有机会请假。他们突然消失几天，回来时手臂上别着一朵小小白花。他们「享受」的是丧假——曾祖父死了、曾祖母死了、叔公死了、舅公死了、祖父死了……

乡下的孩子活在大家族的网络里。竹林簇拥着三合院，三合院簇拥着晒谷场，晒谷场旁几株含笑树开着香气甜腻如麦芽糖的含笑花。墙上挂着几代祖先的黑白肖像，鲜花莲灯日夜供着；井边坐着远远近近的亲戚嗑瓜子聊天。办丧事时，整个村子都动起来——大半个村子同一个姓。

我知道的是，清明节的时候，伙伴都不找我了，因为他们必须跟着家族去扫墓。有时候，一家一姓的墓从各方涌来几百人祭拜，山坡上满满是人，青烟白幡，如嘉年华。

我不知道的是，这些伙伴们在上一门学校没教而我没机会上的课。

在绵密的家族网络中，他们从小就一轮一轮经验亲人的死亡；他们会亲眼看见呼吸的终止、眼皮的阖上，会亲耳听见招魂的歌声，会亲手触摸骨灰坛的花纹，会亲自体验“失去”的细微。他们从日常生活里就熟知：在同一个大屋顶下，他们自己在长新牙，而同时有人在老，有人在病，有人在死，有人在生。大家族里，有人在地下腐化变成潮湿的泥土，有人在土里等候七年的捡骨。

我的孩子伙伴们在他们人生的初始就有机会因目睹而自然天成地理解了庄子：朝菌暮枯，夏虫秋死，花开就是花落的预备，生命就是时序的完成。

身教

也就是说，因为薪火传承的细密网络没有断裂，他们有一代又一代的长辈，接力地在给他们进行“身教”：祖父母“老”给他们看，父母伺候长者“孝”给他们看，然后有一天，祖父母“死”给他们看，父母处理丧事“悲欣交集”给他们看。等到老和死轮到他的父母时，他已经是一个修完生死课程学分的人了。

身为难民的女儿，我的家族网、生命链是断裂的，除了父母之外不知有别人。于是人生第一次经历死，晴天霹雳就是与自己最亲的父亲的死；第一次发现“老”，就是目随最亲密的你，美君，一点一点衰败。本地孩子们的生命课得以循序渐进、由远而近地学习，我的课，却是毫无准备的当头棒喝。

而你呢？

二十四岁开始流离，你完全错过自己父母的老和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用尽心力挣扎每日的生存，怕是连停下脚步想一下生命的空间都没有。但是这岂不意味着——此刻你自己的“老”，对你是个毫无准备的晴天霹雳？你这一整代的流离者，譬如那些老兵，面对自己的老和死，恐怕都是惊讶而惶恐无措的……

而我的课，虽然迟，却已经有你们的身教——父亲教我以“死”，母亲诲我以“老”。安德烈和飞力普目睹你们的老和死，同时长期旁观我如何对待逐渐失智的你、如何握住你的手，他俩倒是循序渐进地在修这门生死课程。

纱帐

缅甸白色的纱帐，使我想起台湾的童年，全家人睡在榻榻米上，头上罩着一顶巨大的蚊帐，夜晚的故事都在温柔的帐里絮絮诉说。此刻安德烈在他的纱帐里，又低头看他的电子书。我问，“你的女朋友现在在哪里？”

安德烈一年有三周的假，他的分配是：一周给妈妈；一周给女友；一周给他酷爱孤独的自己。

“她在越南，带她妈旅行。”

我有点吃惊，“她也在和母亲旅行？”

我问，“是你俩特别，还是，你们这代人都懂得抽时间陪父母旅行？”

“不少朋友都这么做啊。”

突然想到，过几天和安德烈分手以后，飞力普就紧接着从维也纳飞来台北相聚，这么恰巧的接力陪伴——我动了疑心，问：“是凑巧吗？”

安德烈仍然看着书，不动如山，说，“这个嘛……我们俩是讨论过的。”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文字编辑王波，运营编辑张琳悦，校对阿犁，运营统筹迦沐梓。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