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只用于一己输赢，不要把你们获得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能力，用来贬低那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而是要用来帮助他们。请不要逞强，而是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扶持着生活下去。

—— 上野千鹤子 教授

在东京大学入学式祝辞

不知道你前几天是否读到过，东京大学著名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社会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新学年入学式上的一则「祝辞」。

在短短十来分钟的演讲里，上野千鹤子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学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但又不仅限于此，由性别平权延伸到社会的机会公平，以及对弱者的尊重。

这篇演讲文章也一度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许多朋友被这篇演讲辞所感动，但很多时候关注的仍然是它的性别角度，这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上野千鹤子教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她所撰写的《厌女》等重要作品都在日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厌女》，朝日文库

尤其在90年代末，她曾出过一本著作，题为《赋国家主义以社会性别》，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社会的激烈讨论，短短三四年间就重印了十来回，其中还有一部分专门探讨慰安妇问题，她把慰安妇问题视作“我们（日本）正在继续袒护的犯罪”。

实际上，上野千鹤子教授不仅关注性别不平等问题，她还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重要建树。比如，她曾经和日本另一位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一起访问过一位我非常佩服的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

我曾经在《一千零一夜》节目里介绍过鹤见俊辅的著作《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对他进行的访问也出版成书，叫做《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这无疑是一本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

其中不仅词锋锐利，而且最重要的是透过鹤见俊辅这位老前辈，挖掘当年他所经历的真实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场战争留下的印记。

我心目中的上野千鹤子教授，是一位永远带着批判的角度看待日本，看待日本社会，以及看待世界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1.别只做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应当注意到，在上野千鹤子的这篇演讲里，她特别提及的一点：每一位东京大学的学生，在一年内所要消耗的日本财政负担是500万日元（国家每年拨给东大学生的经费是人均500万日元）。

这随之引发一个问题：一个国立大学的学生，凭什么让国家花费如此多的经费来教育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接下来，上野千鹤子教授继续提出一个观点，她对这些新入学的新生们说，“你们认为的努力之后的回报，实则并不是你们努力的结果，而是托了大环境的福罢了”。

为什么她会这样说？因为她想指出，这些日本的天之骄子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的最高学府，并不只是靠着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而是受惠于优越的环境，因为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鼓励及扶持，并对最后的成功给予褒奖。

所以她继续指出：既然如此，请不要将你们的努力用于一己输赢。请不要将受惠于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能力，用于贬低不曾受惠的那些人们，而是应当帮助那样的人。请不要逞强，而是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扶持着生活下去。

这几句话对我而言真的是深得我心。回想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过得挺“糟糕”的，常被人说“反叛”，但是我的那种反叛，在当时香港学校里被称为“逍遥派的反叛”。

也就是说，我的反叛和我同时期其他那些反叛学生不一样，他们那种“反叛”可能是不怎么上学，参与大量的社会运动。而对当时的我来说，我就十分瞧不起这些人，认为他们都是书还没读好，就妄图改变社会的一群人——背后理论基础不扎实，我们应该好好读书才是。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嫌学校的教程太无聊，老师教得也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可以说几乎谁都瞧不起，就自己成天闷头读书，自顾自“逍遥自在”。

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其实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学校读研究生，我忽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发现，原来每年我所交的学费，其实虽然看起来对一个穷学生而言好像费用很多，但实际上远远不及学校为我们每个人所耗费的资源。

换句话说，其实我也是被公费教育而成的，可是政府为什么要出钱“养”我们呢？难道只是因为，希望将来我们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交多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经济提升而已吗？恐怕不止如此。

除此之外，我又想到，我们这些有幸在大学生比例远低于如今的年代，能够进入大学之门进行学习，那么我又是否真的比我小时候的其他同学都更加优秀呢？

在我看来，我年轻时候见过许多比我更加优秀，也更加努力的人，但他们往往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没能进入大学继续读书。

我和他们的分别在哪？假如今天我能有幸享大学的福，我是否又亏欠着他们这些人一点什么呢？

于是，我后来开始积极参加很多社会工作，而对我更重要的一次“启蒙”，是当时跟着一群同学参与香港部分老区的社会工作。当时香港有些老区依然存在许多居民问题，发展商和政府想把这些老区居民赶走，让他们离开原本的住所，我们就帮他们争取更多应有的权利。

因此那时候常常需要和老区的街坊们见面开会，当时就约在我们认为非常方便平常的茶餐厅之类的地方。有这样一位非常老实的街坊，人很好，但不怎么爱说话，但每次要帮忙贴标语、做各种事情的时候，他总是默默一个人认真做完。

每次我们开完会，总会想约着一起聊天喝杯下午茶之类，而他每次都笑一笑，表示自己就不去了。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每次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经济情况不好，太穷了，连一杯奶茶、一个蛋挞都负担不起，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我们多说什么，每次只是笑一笑就离开了。

另外我们也是后来才知晓，原来每回我们相约开会的那个地方，虽然我们都认为交通非常便利，但对他而言几乎是一次远途，他从家赶来特别远，而且因为他要省下交通的费用，每一次他其实都是走路过来的，来一趟一小时，回去又是一小时。

即使我们每天坐在一起，对彼此说要一起为了社会理想奋斗，但你认为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这样就很有良心，很对社会尽责了吗？

每次想起这个人，我都觉得我真的对得起他们了吗？我是不是应该付出更多才对？

2.知识分子的良心

还是说回上野千鹤子教授的这篇演讲吧，其实如果你看了她的演讲视频，听了她的演说，你能感受到她的语言并不强势，锋芒并不显露，但是对整个日本社会都有一股批判的力量。

在我看来，这则演讲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该有的良知。

这也让我有些感慨，东京大学在日本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培养官僚和未来经济人才的学校，但在东大的历史上，其实也出现过许多非常了不起、甚至能够被称为“日本良心”的人物，其中一位就是矢内原忠雄。

矢内原忠雄是谁？今天许多朋友可能已经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他之前曾在东京大学担任经济部的教授，向来以批判“日本要踏上殖民帝国这条路”而闻名。

《矢内原忠雄传》，作者：矢內原伊作，译者：李明峻

台湾地区还在被日本殖民时期，他就曾经到访过台湾，寻访归国之后，他随即在《帝国大学报》发表言论文章，旨在批判日本人在当时台湾的所作所为，他甚至讲过这么一句话：“不知专政政治为何物的人，应该要去台湾看看”。

随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矢内原忠雄又在日本《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国家的理想》，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篇非常震撼的文章。

要知道，那时基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巅峰时期，他却在文章里说道：国家的理想在于主持正义，使弱者的权利免于强者侵害压迫。

那一年的12月，矢内原忠雄被迫从东京大学辞职。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他在台上高喊：“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请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吧”。

而当时，很多被军国主义几乎彻底洗脑的日本国民、知识分子以及媒体都疯狂批判矢内原忠雄先生，抨击他“太不爱国”“完全是个反日分子”“表面上装着日本人，精神上早已不是日本人了”，诸如此类。

幸运的是，矢内原忠雄先生有一位好友，这位好友是今天在日本地位都数一数二的出版社——岩波书店的老板，岩波茂雄。

岩波茂雄非常欣赏他的这位老朋友，害怕矢内原忠雄丢了东大教授的饭碗之后无以为系生活，于是岩波茂雄一次就拿了相当于矢内原忠雄两年当教授的薪水的稿酬送到他家，请他写一本叫做《我所尊敬的人物》这样一本书。

岩波茂雄

当时这本书出版后也在日本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刺激，你可能也觉得很奇怪，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这样一个被视为“反动学者”的人，这样一本“反动书籍”居然也能出版。

无论如何，日本战败之后，他被东大重新召回，而且不再只担任教授，还被东大的同僚推举担任校长一职，而且连任三界，九年之后才退休。所以，矢内原忠雄后来也被日本的历史学家称作“日本在黑暗时期的良心”。

3.军国主义时代，学术自由的抗争

说完矢内原忠雄，不得不提在日本与东京大学并称，甚至很多人认为在学术上更值得注意的京都大学。京都大学在二战时期，也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泷川事件”。

事件的主角，泷川幸辰，在当时的京都大学还是法学院的一位教授。

泷川幸辰

要介绍这则事件，还要先说一说它的背景——

京都大学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向来非常注重的是“教授治校”，认为要高举学术自由的大旗，学校自主的大旗。这种风气是怎么来的？

其实要上溯到1913年，当时的京大校长是由日本的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转任去担任的。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国立大学，而且都由政府控制，大学校长也直接由政府任命。

1913年，泽柳政太郎就任京都大学第五任校长。其实他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教育家，在他就任京大校长不久，他和当时的京大教授发生了冲突。

因为他一心想要重整京大，建设一流学校，就向7位教授提出了提交辞呈的要求，随后于8月5日发布照准免职令，免职的理由就是认为这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方面不符合京都大学（当时还叫做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资格要求。

结果，遭到了教授们的集体抗议，教授们认为，任何一位教授的任免应该经由全体教授会议决定，校长身为官僚阶层，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泽柳校长针对教授们的质疑公布自己的答辩书，表示在现行的制度中，并不存在大学教授的任免必须获得教授会同意的规定。他还提出，教授绝不能因其言论违反为政者的主张，或不合潮流而地位受到动摇，但是，因学问、品德和行为方面存在问题从而不具备教授资格时，他就有权将其罢免。

双方也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协议。从那时候开始，京都大学的校园气氛就变得相当自由，教授也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利，校长的选任也几乎可以说是由教授们进行公选。然而，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苗头蹿起之后，整个社会气氛发生了变化。

日本国宝级导演黑泽明，他在战后执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我对青春无悔》，其实就是以泷川事件为背景。

泷川事件的起因是，泷川幸辰作为京都大学刑法教授，在他的《刑法讲义》《刑法读本》等等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在当时被日本政府视为“大逆不道”的言论、观点。

不得不说，当时的日本也很奇怪，在司法制度中，法官可以用“心证”来推测人的犯罪动机，甚至可以以此为证据。泷川幸辰就认为这是非常离谱的一种司法制度，对此进行批判。

泷川事件相关报道

而日本那个年底处于高度发展阶段，贫富悬殊巨大的年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状态，所以生活上觉得被压迫的平民百姓非常多，当时的日本就有一股强大的左翼力量，但日本的军国主义非常痛恨左派力量，偏偏泷川又是一位较为“左倾”的教授。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拼命在校园、在社会上发动要处分这一批“赤化教授”，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即“反赤化运动”，到处去推展学校里的一些政治运动，要将所有具有“赤化”嫌疑的人都尽量消灭掉。

京都大学就成为了一个重点领域，因为京都大学等于是日本大学学术研究自由、大学自治的“桥头堡”。如果能解决京大，那么接下来的推行就更加容易了。

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就用了强制手段要罢免泷川幸辰，泷川教授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31位教授一起提出了辞职，以表抗议。

这是世界大学运动史上唯一一次大学教授全体请辞，而且他们还不止罢课，还要动员学生集体退学，事件愈演愈烈，被称为“法学部闭锁状态事件”。尔后还波及到许多其他大学学校，包括东京大学等学校也都有学生参与进来。

但那到底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日本政府通过强硬手段威逼利诱，分化内部，终于还是平息了这件事，最终泷川教授被免职，京大的17名原任教授也辞职，并转往立命馆大学担任教授及助教。

尽管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日本是这样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社会，许多领域仍然要讲阶层关系，即便如此，他们的大学仍然保有一种自由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上野千鹤子教授的这样一篇演讲，就并不值得奇怪了。

上野千鹤子

继续回到上野千鹤子教授的演说，有一点我想提醒各位格外值得留意的，就是这其实是一次欢迎新生入学的演讲，通常而言教授总该多为自己的学校说些好听话，可是上野千鹤子教授，她却在这次开学演讲中，毫不忌讳地直接向新生们提及校园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不仅如此，她甚至直接提起了学校的一个巨大“疮疤”，即曾经发生东大工学部与大学院的5名男学生对私立大学的女学生进行集团性凌辱的事件，她直接将这件学校“丑闻”作为一个案例和论据，去批判她眼中所看到的种种不公平现象。

这是不是很值得反思呢？

看理想的另一位主讲人，讲述中国经典的杨照，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提到1997年他在日本京都度假，无意走进了京大校园，发现那一年刚好是京大创校百年。

而让他意识到“京大百年”的，不是什么大型的庆典，也不是什么华丽的布置，也不是什么热闹的学生活动，而是一张近乎简陋的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

那是京大法学院教师团体办的座谈。他本来直觉认为这一定是激进的团体，特立独行带着唱反调意味的活动。

结果呢，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却发现那并不是一次特例，在京大“百年校庆”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座校园里庆祝百年校庆的办法，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用一个又一个带着批判性、反省性的活动。

偶尔，如果我们能学着放下成见，看一看和我们相邻的国家，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 参考资料 ]

1、松尾尊兊 著，朱芒 译：《刑法学者系列(四)：泷川幸辰与京都大学泷川事件》

https://read01.com/zh-hk/oeJaRM.html

2、矢内原伊作 著，李明峻 译：《矢内原忠雄传》，台北：行人文化研究室，2011

3、杨照：《一所大学的百年校庆》

https://blog.xuite.net/mclee632008/twblog/102819993-

4、上野千鹤子，王瀚浩 译，《平成31年度东京大学学部入学式 祝辞》

https://mp.weixin.qq.com/s/l6uzDvWXe_-BNuEOJrE38A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作者梁文道。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