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教师在家编制学案。
疫情期间,全国超过2亿学生接受在线教学,网络取代校园成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视频课、直播课、在线答疑……一批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学形式对教育抗疫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基于线上教学可能延续的现实,如何总结本学期在线教学经验,提升在线教学质量,是教育界关切的问题。为此,记者对北京三所学校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进行深入收集观察,看看他们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参考借鉴。
北京中学:挖掘学习数据 激发学生潜能
大年初二接到市里延期开学通知,初五出台全校网络教学方案,初六所有高三老师启动网络研究课,初九全校教师在线培训……回想疫情突袭的那段日子,北京中学党支部书记任炜东至今清楚地记得每个时间节点。“太突然了,每一步都不能乱。”
春节不再是假期的节奏,下学期的计划也被打乱了,必须尽快建立新的教学秩序,但此刻,师生间的联系只剩一根细细的网线。
技术焦虑是学校大多数教师疫情初期的普遍心态。初中部语文特级教师李志清说:“线上线下双线课堂不少学校都在探索,但老师们一般是把线上教学作为线下教学的辅助,给学生开拓视野补充素材,现在一下子要把线上教学作为主阵地,很多老师都有一个适应过程。”
网络教学平台怎么操作,如何在家录视频课,怎么编制学生导学案……不同专题的全校培训接连举行了四轮。
“录制微课对老师们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平时讲课不觉得,一录视频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有的口音明显,有的有语法错误,有的表述不规范。”李志清说,“刚开始,一节10分钟的微课,录个六七遍是常事。”
“不管多辛苦,当系统打开,班里孩子的小脸一个一个安然无恙地蹦出来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美术教师丁蕾说。
这个学期,丁蕾的教研课题很有挑战性。她要给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们开一门世界美术史课。现在,所有预先的设计都作废了,她需要决定这门课还要不要上。
没有了教室,丁蕾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教学设计——师生名画模仿秀。让学生任意选择一幅名画,利用家里现有的材料装扮,模仿画面拍出一张照片。“这个活动让两个年级的孩子在家都玩嗨了,好多家长也玩得不亦乐乎。”丁蕾说,“在模仿的过程中,毕加索的抽象、吴冠中的线条都被孩子们准确把握到了。”
“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线上教学一定不是简单把传统的教室搬到网上。”任炜东说,“学校整体必须构建起一个线上的完整教学生态。”
一节课的设计,不能因为师生无法面对面就改成教师满堂讲。北京中学规定每节课教师直播讲授和录制的讲课微视频不能超过10分钟。其余的时间,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导学案,并有时间小组讨论,真正做到翻转课堂,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一天的课程安排,不能用课程全占满。上午上课,下午安排教师在线答疑,学生实践创新、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所有学生完成当天课程任务后,都可以从学校提供的科学发明、文学艺术、项目策划和主题研究项目中选择个人实践项目,开展研究型学习。
被疫情关在家里的一个一个的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五六个学生编成一个小组,并指定专门的导师。“学校包括图书管理员在内的每一个教职工都成为学生导师,早上会给孩子们道一声早上好,晚上会组织组里学生大家一起聊聊天,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简单的安排让学生们的心理安定了很多。”任炜东说。
相比在校学习,学生居家学习最需要的是自主学习能力。再好的计划如果学生没有好好计划好好执行,效果也是堪忧的。学生居家学习阶段开始之初,副校长刘乃忠和两名年轻教师组成的攻关组接到了这个任务——把学生的主动性点燃。
“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直播教学不等于网络教学。”刘乃忠说,“网络教学不是单纯把课堂搬到网上,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信息交互和师生互动中所提供的各种可能。”
北京中学选择了互动学习平台作为全校线上教学的平台,相比一般线上直播平台,这个系统提供了学生点赞、问卷、作业提交和错题反馈等功能。刘乃忠说:“学校限制教师每节课的讲授时间的前提,是每节课都要为学生准备好导学案、拓展学习资源和课堂检测试卷,在课堂上,教师从台前转到了幕后。”
不过退居幕后的教师并没有闲着,学生在系统上的各种互动行为都实时转变为他们课堂学习状态的大数据。利用数据的即时评价功能,一节课下来,这些数据将集中体现在教师手头的反馈表上。而这些反馈表会在中午集中反馈到年级组,成为下午教师在线答疑的基础。
解决了学生学习情况监测数据化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怎么把这些数据点燃。王春英和王良两位年轻教师设计出了深受学生欢迎的类似游戏通关的积分规则。
“积分有两大类,课程性积分和获得性积分。”王春英说,“课程性积分记录的是学生课堂学习差异。比如,一节短视频课,完整看下来得5分,快进的得2分;一次小测全对的得5分,有错误的则递减。获得性积分则记录的是学生的学习态度。比如,积极参与在线互动答疑,积极参与同学互评点赞都可以获得积分。”
王良说,区别于传统用分数给学生排名,现在的积分设计规则更着重给学生提供支持。他说:“对于后进学生来说,在学习表现上会比成绩好的同学积分低,但系统提供了大量的得分机会,只要去做就可以获得积分,即学习好和好好学都能得高分。”
学校每周会公布积分排名,但这个积分排名不是学生之间的积分排名,而是学生小组的积分排名。王良说,每个学生小组组合的时候学生的组成大体是一致的,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困难的,而学习小组长常常是由学习困难的学生担任。确实有原来成绩年级倒数的孩子就在担任小组长期间,学习态度有了质的变化,成绩也跃升到了年级前列。
“细细的网线上流淌着数据,而没有经过挖掘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刘乃忠说,“传统学校管理是控制机制,用校园管理课堂纪律逼着学生学,在线学习高度依赖学生的自主内驱力,我们的探索就是用数据把学生的学习状态科学表示出来,再用数据把学生的学习潜能激发出来。”
“这才是我们以为的数字学校。”他说。
点评:将学生学习行为表现为数据,用数据牵引学生的学习行为。北京中学将教育信息化,从把技术作为教育的平台工具推进到技术与教育行为融为一体的新阶段。在技术可能和教育面向未来需求的交集中,找到了未来教育的新曙光。然而,同时跟踪技术未来和教育未来,对学校教科研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在数字基础上重构校园治理体系值得期待。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利用信息技术把学习的权力还给学生
所有学生都在家里,所有家长也在家里,而且所有教师都没法像往常那样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管杰觉得,这给教研提供了一个社会级规模的实验室环境。去除了所有不得不做的常规工作,这也是给学校做一次深度诊断的时机。看看学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课,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学习环境更适合学生自主学习。
在一周的时间里,1612名学生、1454名家长和196名教师以及26名管理者接受了问卷调查。“一些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管杰说。
原以为学生最欢迎讲课讲得好的教师讲授,而调研结果显示,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是“直播课、录播课、自主学习和在线答疑结合的混合式学习”。
一般认为学生对本班的任课教师更亲切,而调研结果显示,市区两级提供的在线课程中,那些骨干教师的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部分本校教师。
一些教师信奉八小时工作制,觉得只要保证上课时间认真工作即可,而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对教师在课下答疑能否及时反馈高度敏感。
很多家长投入大量精力在家督促孩子学习,而调研结果显示,父母在家的学习督促对学生总体产生了负作用……
“未来不在于教育在这里,而在于学生在哪里。”管杰说,“这些打破教师一般认识的调研结果,像当头一棒,提醒教师们深思,在未来的技术环境下,教育该何去何从。”
疫情期间,北京中小学的网络课程供给由市区校三级提供,学生接受的课程打破了传统教学生态中单一学校供给的局面。在市级课程平台上,一名市级骨干教师的课常常能吸引几千名学生同时在线学习。“一所学校的教师永远有课讲吗?会不会以后一个年级的课就由一名特级教师讲,其他教师就转成助教?”在内部教研会上,管杰的追问让各年级的教研骨干一脸严肃。
如何评价一节好课?过去几年,十八中引入了课堂观察员制度,关注的重点从教师的讲授,转变为教师对学生学习状态的引导。观察员的工作包括详细记录教师在课堂上的行走轨迹,计算教师在课上关注学生的程度。管杰说,学生对混合式学习方式的偏好明确表明,一节仅仅教师讲得十分精彩的课未必是一节好课。疫情在线教学期间,应对学生学习方式偏好,十八中借助多种网络工具搭建了跨学科小课题研究小组,建构了一种活动任务牵引、线上社区交互的新型跨学科教学模式,就是希望能促进学生在线输入学习与输出学习达到平衡。
学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初二年级组长、数学特级教师庞金典认定,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指标。庞金典说:“2017年,十八中曾经在部分年级做过一次师生关系的调研,结果不如人意。良好的师生关系不局限在课堂,一定是延伸到学生生活中的。”在过去两年,庞金典在年级里推行教师“六个一工程”,包括参加一次学生的生日仪式,陪学生看一场电影,为学生推荐一本书,参加一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等。
疫情期间师生无法面对面,师生关系该如何维系?庞金典认为,答案就在教与学的变革中。过去两年,对手上的这届学生,庞金典带着年级任课教师们尝试了一种“四还五让教学法”。简单说,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把讲台还给学生,把学习的权力还给学生。
庞金典说,学生们都居家学习,自己一点儿都不慌,“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学生们期待的混合式学习。我们要求教师每节课讲授时间最多30分钟,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学生在课上要分组学习交流,而全班会形成一个小组网络。这些教与学的变革,满足了当前学生在线学习的要求”。
学生居家学习,教与学之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相关方是家长。在这次全校调研中,多数学生的反馈表明,家长日常对学生的学习督促与学生的学习成果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家长越是督促孩子学习,孩子的学习效果越差。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父母应对社会环境的人生经验却是他们愿意主动接受的。
十八中平时会举行家长沙龙,每周大概会有100多名家长来听。庞金典说,这些工作看似和教与学没有关系,其实却关系重大。家庭是学生最主要的环境,把调研结果及时反馈给家长,可以帮助家长找到支持孩子的着力点。
管杰说,“疫情让我们有机会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再认识,也让我们对教育与技术在未来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技术的运用不能仅停留在学习环境,而要嵌入学习系统中去,与教育深度融合、真实服务于教学,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点评:失去了校园环境支撑,教师开展在线教学需要对学生个性化学习偏好有更为精准的把握,更需要学校能基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对传统教育教学进行重构。十八中探索的学习任务牵引、学生小组合作探究以及打通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抓住了在线教学质量管理的关节。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体育本来就应该超越操场
“要不,我们就算了吧。”隔了一整个寒假,人大附中西山学校体育教研组新学期第一次全体会,8个体育教师坐在家里,隔着电脑互相看,都觉得有点儿滑稽。
疫情还在继续,学生和教师都憋在家里。“别的学科通过网络至少能讲,体育课就有点儿难为人了。”回忆当时的情形,教研组长申国瑞说,“学生都在家里,大家都有一种一身本事使不上的无力感。”
原来半个小时的教研会,这次开了一个半小时。前半个小时轮流吐槽后,大家意识到总要做点儿什么。“真要遇到病毒,孩子们平时的身体素质就最重要了。”
当务之急是怎么把体育课上起来。传统的体育课,首先是学生热身,然后由体育教师讲评本节课运动要领,之后是学生自主练习并由教师现场指导,下课前教师最后再总结一下学生的训练情况。现在学生和教师都在家里,师生间的联系只剩一根细细的网线。
“网上体育训练视频很多,可以每节课选出三五段发给学生,让学生练起来。”组里教龄最长的迟静提出了第一个方案。然而,大家分工推行三天下来,这个方案就被否决了。“学生练没练不知道,学生练多少不知道,”申国瑞说,“还有学生反映,有的动作男生能练,女生练不了,有的动作女生适应,男生又觉得动作太‘阴柔’不想练。”
必须解决教师学生不见面的问题。“一开始,体育课使用的是和其他文化课一样的在线平台,可以解决老师讲授和播放视频的问题,但老师却不能实时看到学生。”申国瑞说,“我们给学校打报告,申请更换具有直播功能的平台。”
网上现找的训练视频效果不佳。大家决定,自己录。组里曾经获得过全国健美操冠军的温雯主动承担了视频录制任务,另一位懂电脑的教师配合剪辑配乐,组里其他教师分头设计训练动作组合。
温雯家的客厅成了录播教室,一面白墙配着一块干净的地板。“摄像机不能往后看,”温雯笑着说,“客厅原来的家具就堆在另外半边,都快堆到天花板了。”
考虑到学生居家的环境,教师们设计的动作也是因陋就简。没有哑铃,那就改用两瓶矿泉水。没有场地,所有动作设计就限定在一块瑜伽垫大小。还得考虑训练时不能影响邻居,跳跃动作组合就减少到必不可少的一个。
以一周完成一个视频的速度,到学生返校复课,全组共完成9组训练视频,每组都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其中还包括专门为初三毕业生体育中考准备的球性练习。
练什么的问题解决了,学生练不练还是个问题。体育组的申请得到学校的支持,体育课重新选用了有直播功能的网络平台。这样学生打开摄像头在家练习,教师可以在线观察学生是否练习。而课上现场纠错也改成了视频作业。每次课后,学生提交训练视频由教师点评反馈。
“你以为这就算成了?那是你还不了解当代‘神兽’。”申国瑞说。
盯学生直播画面是体育教师们要练就的基本功。一定要注意那些摄像头设置过低或者过高的学生,没准儿就在偷懒。比如有的学生会把瑜伽垫放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这样做核心练习的时候可以省不少力。有的学生动作不标准被同学调侃了,干脆把摄像头对着天花板不练了。
批改视频作业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保持灵活性。同样是不交视频作业,情况可能截然不同。班里的体育尖子,感觉跟同学们做一样的锻炼没劲,自己加练的,教师可以允许视频作业个别提交。有些学生害羞,不想统一提交作业的,也允许个别提交。还有学生视频作业永远只有十几秒钟。教师询问家长才发现,这个学生已经有一个多月没下楼了。这时体育教师就跟进个别辅导,及时鼓励支持。
申国瑞说,学生在家独自练习会缺乏动力,体育组老师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每年春季的校园体育文化节没有取消,而是搬到了网上,开展一次全校挑战赛。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每个年级一项,直播挑战,结果成绩喜人。单次俯卧撑最高纪录55个,平板支撑冠军坚持到58分钟,而仰卧起坐更是达到888个,破了本校纪录。
今年6月,学生们结束线上学习回到校园。教委给各校体育组的指导要求都是小运动量恢复为主,在人大附中西山分校,学生们的普遍反馈是“运动量有点儿小”。而体育组教师最揪心的毕业年级体育中考成绩,学生满分成绩比例竟超过了去年。
体育组教师也有收获。师生返校期间,教师们互相看,体育组的变化最明显。担任视频录制的温雯练出了八块腹肌,其他每个教师都瘦了一圈,最多的减了10多公斤。
把体育课上到学生家里,这件事让每一个经历过的体育教师都有了一种特别的体验。温雯说:“不是说应对疫情,我们的体育课就这么上了,而是大家意识到,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办法可以把原来错过的学生锻炼的关键期抓住,寒暑假、双休日,而不只是在校园里每周一节的体育课上。”
其实,17年前,北京遭遇非典疫情,那时申国瑞正在首都体育学院参加体育高考。回老家邯郸以后,学校先是通知隔离两周,后来又通知隔离四周。这让这批亟须准备文化课考试的体育生在家急得团团转。后来,几个体育生骑行了几个小时的路,翻墙进了校园,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想想那个时候,现在我们能做的事多多了。”申国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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