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小学大门 组图/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肖诗坚供图

“天楼外，芙蓉畔，蓬草漫漫稻花香；山路弯，云雾长，兴隆学子立山冈......”

遵义市正安县境内，芙蓉江自东北向西南斜穿而过，正安第一雄山——天楼山巍立东南，景区内万亩草场、小石林、薄刀岭、天楼赤崖等胜景令无数游客慕名前往。与之相反的是，多年来，在天楼山脚下的兴隆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了出去，空心化情况愈发严重。当地的兴隆小学可能就是其空心化的一个缩影，学生人数从1996年的450多人，到2017年时减至不足60人。

然而，最近三年来，虽然留在村子里的依旧多是老人，但村小的学生人数却稍有增长，一些正安县城的家长还专程把孩子送来这里求学。

这一切源于学校教育教学上的变革。依托乡村资源，研究人、研究生命、研究乡村，项目制、主题式，不仅仅关注分数更关注人……这些相对新颖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在这里都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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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安汽车客运站向东驱车30分钟，穿过崎岖的山路，入眼可见，大片的松树和竹林点缀在层层梯田间，四周云雾缭绕，兴隆小学就位于群山环抱之中的一块坡地上。楼宇与树木相间，隐约能够看见校舍上刻着“人本”两字。

兴隆小学这所距离县城不足9公里的村小，占地面积约12亩，有一栋三层教学楼，还有一栋可供80多名学生住宿的宿舍楼。学校辐射周边10个村民组，设有学前班至六年级，共计7个班。

兴隆小学外的层层梯田

2020年10月16日，天空下着细雨。下午1点40分，距离上课时间还有20分钟，孔美冒雨从教学楼后的办公室来到一二年级教室。本堂课，她要带着面前的12名学生前往兴隆村村委会参观，并向村委会主任介绍他们眼中的“大山·家”，即他们梦想中的兴隆村。在此之前，学生们已用画笔勾勒出四幅“大山·家”的模样。

村委会距离兴隆小学约1公里远，为了防止途中发生意外，孔美和2名助教老师带着学生在教室模拟了路上可能发生的状况。“遇到车该怎么办？”“靠边走。”“能不能在队伍中相互推搡？”“不能！”

出发前，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孔美又带学生们绕着教学楼走了几圈，提醒学生们路上需要注意的事项。

20多分钟后，一行人来到此行的目的地，学生们争先向村委会主任宋具良介绍自己眼中的“大山·家”，并将本小组绘制的图画送给了宋具良。随后的提问环节，诸如“为什么咱们村叫兴隆村啊？”“村里有多少垃圾桶？”“村里的水电哪里来的？”“如果没有水电的话，需要找谁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让宋具良应接不暇。

这节课是一堂乡土课，也是兴隆小学的三大轴心课之一，其余两大课程分别是以生命为研究对象的生命课和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本课。这些课程均采用主题式、项目制的教学方式，在不同年级之间，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除轴心课外，兴隆小学还有晨诵、晨礼、暮省等日修课，公共事务、校园经营、农耕课等共同生活课，木工坊、手工坊等自主修习课，以及语文、数学、英语等常规基础课。

这种往往只能在城市校园里见到的新型教学模式，兴隆小学从2017年开始在摸索中采用。当年初，民间公益组织田字格入驻该校，学校就此改建为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下称“兴隆小学”），由田字格创始人肖诗坚担任校长，尝试推行乡土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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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尝试源于肖诗坚投身乡村教育多年后，对于“乡村教育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思考。

2010年，肖诗坚创立田字格开始投身乡村教育，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助学和支教服务，并于2012年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创办了第一所乡村小学。

历时7年，田字格先后助力了1700余名农村高中贫困生。然而，肖诗坚发现，这些孩子“真正能考上大学的却不足10%”。此外，通过对已考上大学的孩子进行追踪，令她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孩子的命运并没有因上大学而改变多少，“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对乡村的情感又在逐渐淡漠”。

多年的乡村助学和办学经历让肖诗坚得出一个结论——支教对乡村教育没有太大的帮助，只是临时性地救了个火，补充了点教育资源的空缺，但却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走？

2016年，一次在甘肃平凉举办的公益年会使肖诗坚受到了启发，利用乡村当地资源开设专属于农村孩子的特色课，进行乡土人本教育的实验教学改革。在她看来，“乡村教育应该扎根在乡村，需要在乡土之中孕育而生，而不是简单地从城市移植，乡村教育的出路就在于是否能创造并拥有专属于乡村的教育。”

兴隆小学就是肖诗坚实验教学改革的起点。据肖诗坚回忆，兴隆小学曾是明朝的一座庙宇，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两个名叫万明川、叶海军的人联合在庙宇里办了私学，当时附近的乡村子弟都在此就读。上世纪八十年代，庙宇被拆除后建了新学校，主建筑（2011年因校舍不足被拆除重建）是个两层楼的砖混结构，封火山围墙，配有砖红色木窗木门，还有一个很西洋的白色回廊；次建筑是一排平房，风格与主建筑一致，目前被用作学校的厨房、仓库以及食堂。

庙宇被拆除后留下的柱墩

如今，在兴隆小学内还能见到庙宇被拆除后留下的柱墩和可能存在有上百年的青石板。而在食堂门前，有一株约3米高的山茶花树，当地老师称是棵百年老树，附近的百姓时常会来此烧香祈福。

用肖诗坚的话来说，看看这些花草、青石板和老屋，想想其背后的故事，这不就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吗？“我曾到国外参观过一所公立小学，走进一年级的教室，看到那些桌椅都很旧了，起码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楼梯及护栏也很斑驳。但是，正是这些斑驳和挂在墙上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这所学校的历史，也记录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教育有个天然的使命就是传承，传承不仅仅包括精神的，也包括那些文物和历史遗迹，那些花、那些石、那些老建筑不仅仅在诉说历史，也在诉说生命。”

2017年2月，田字格与正安县教育局签署协议，正式入驻兴隆小学，开启了新的尝试。

时任正安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的韦延海回忆，当初支持田字格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主要就是为了“把村小巩固好，留住文化的根”。现在村小的孩子能留住大多是囿于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好的能走的都走了。此外，村小搞好了既能减轻城中学校的负担，又能减轻当地村民的负担。“家长不用为了孩子上学专门由一个人在镇上租房陪读了。”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宋具良的印证，“严格意义上来说，留在兴隆小学的孩子都是被迫留在村小的。”由于外地学校不接受、父母工作性质灵活等原因，不少孩子只能留在村里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宋具良回忆，全村登记的户籍人口约3900余人，而现居住人口仅剩13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小孩。

“没有父母照看，孩子的很多心性、学习是会改变的。”宋具良说，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疏于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孩子可能会逐渐沉溺于手机或其他事物，从而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成年后又被迫选择外出打工，走上父母的道路，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恶性循环”。

如何解决村小面临的空心化问题，改变已有乡村孩子的教育现状，在留住现有生源的同时，促使更多生源回流，成了肖诗坚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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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肖诗坚带领6名教师正式进入兴隆小学，开始了实验教学的筹备工作。团队用了半年时间，走访学校、筹备课程、熟悉并了解当地学生。9月，乡土人本课程开始在兴隆小学推行。

“乡土人本课程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和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肖诗坚介绍，起初，兴隆小学采用的是大主题课的形式。并没有乡土课和基础课之分，语文等基础课也融入在大主题课之中，不单独开设。

“主题式教学就是根据孩子的生活环境、兴趣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并在过程中学会知识应用和分享，知识应该是融合的而不是分裂的。”肖诗坚表示，未来社会更需要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能够自主学习、能够有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

大主题课实行一个学期后，出于各种现实考量，肖诗坚决定重新开设语文课，并将大主题课进行拆分为乡土、生命、人本等课程。“变革要一步一步来，当时跨度有点大，会引起多种不适应。”肖诗坚说。

兴隆小学的学生们在上农耕课

不过，改革的阻力并没有因课程拆分而停止，农耕课的推行也遇到了困难。肖诗坚仍记得，最初就有2名学生不愿意参与，问他们原因得到的答案是“我奶奶不让我上这个课”。其实，开设农耕课是为了让孩子观察农作物，同时培养其自立能力，并不是单纯的劳作，其中还有相关知识的培养。

为使学生们接受农耕课，兴隆小学专门举办了一次辩论比赛，让学生们通过辩论自主决定是否开设该门课程。在反复与家长的沟通以及其他学生对课程的反馈中，农耕课最终得到推行。

其实，相较于家长，更大的阻力来自一些本土教师。

晨礼是日修课的环节之一，每天8:00—8:05，老师和学生要相互鞠躬，以示师生间的地位平等和彼此尊重。但这样的礼仪让本地老师难以接受，有老师就曾表示：“我一辈子都没给孩子鞠过躬。”

而除此之外，更大的分歧在于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我们不把考试作为评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本地教师也会不习惯，他们会围着分数转，而我们更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肖诗坚回忆，有次开会时，因为她提倡学生应该多玩玩，就有本地老师立马起身表示不同意，说了一句“你们不要忘了要考试”，便摔门而去。

“田字格老师进去之后等于是革了他们的命。”韦延海说，本地老师大多是80年代转正的在编教师，他们已经习惯了传统教法，只追求分数，乡土人本理念新，对老师的要求也高，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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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育理念的冲突，一些本土老师选择离开，一些选择了留下，还有一些则选择加入。

54岁的叶红梅是选择留下的人，她表示，现有的理念和传统教学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以前进校园都是书声朗朗，没上课之前都在读书，但现在除了半小时的晨读，课余时间孩子们都在劳作或玩耍。”

不过，总体上她对田字格的模式表示认可，“这些老师我挺佩服他们的，以前的学生见着我们老远就躲起来了，现在老远就扑来了。”在叶红梅看来，“以前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现在老师是朋友”，这一切正源于老师们的亲和力，以及与学生之间平等的沟通。

兴隆小学操场

出于离家距离的考量以及对新教育理念的好奇，2017年7月，张建伟申请调入兴隆小学。对于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他坦言，“刚开始比较反感，因为颠覆了自己已有的认知和教学经验积累，但慢慢沉下心来观察后，发现这样做还挺好的，我觉得我还是很适应这种教学方式的。以前（我）对教育的理解，更多看重的是学生的成绩，而现在则更关注学生本身。”

张建伟认为，观念是最难转变的，但如果“思考透了，自然就会转变”。“以前学生不听话，我更多的是责备或者是稍微带点体罚性质的惩罚，现在我会更多的去分析学生不听话背后的原因。”

此外，在授课方式上，张建伟也作了改变，从一节课40分钟讲35分钟，变为了只讲15分钟，剩余时间留给学生做练习，消化吸收知识并检验课堂效果。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张建伟发现，这学期班里的学生刘雨欣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刚开始刘雨欣是不愿意张口的，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不会回答，现在慢慢地有沟通，有交流了，数学成绩从原先二年级的20分提高到了现在的60—70分。”最近，刘雨欣还会主动邀请老师一起打羽毛球。

刘雨欣和姐姐刘羽蒙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父母在她们很小时就外出务工，每逢过年才回来一次。肖诗坚记得，最初去走访时，爷爷奶奶对她们的评价是，“这俩孩子什么也不会，也不说话，笨着呐。”

除了刘雨欣有所改变，刘羽蒙的变化也让肖诗坚印象深刻。肖诗坚回忆，最初，上课时看到别的学生举手发言，刘羽蒙也会主动举手，但通常是站起来一句话都不说。而在最近的一次公共议事课上，刘羽蒙不仅主动发言还答出了问题。

此前，为了让主动开口说话，老师们采用给刘羽蒙所在组同学加分的方式，鼓励同组学生帮助刘羽蒙，只要从她口中说出答案，其所在组就能得到比别的小组双倍的加分。

从不说话到重复他人说话，再到主动发言并答对问题，在肖诗坚看来，这一点一点的改变正是源于对孩子的关注和鼓励。

在兴隆小学，像刘雨欣和刘羽蒙这样的留守儿童占到2/3，而其中约1/3是离异家庭的孩子。

据正安县教育局统计，截至2020年10月，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共有9280人，其中小学占55.7%，共5168人。

肖诗坚认为，家庭教育缺失是这部分孩子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乡村学校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比家大一点的地方，比社会小一点的地方，“乡村学校不仅要有学校的功能，还要担负起家和社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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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如何与应试教育衔接，接受过小学实验教育的学生能否适应初中的应试教育环境，成为教学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肖诗坚承认，在成绩与能力的培养上“确实有取舍”，因为成绩从来不应该是教育的目标，培养孩子善良、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才是。但在实践中她和团队也在积极探索，寻求“双赢”。目前，针对六年级的学生，学校已经增加了基础课课时，特色课的课时也在相应减少，除全校性的公共课程保留了外，只开设了生命研究课，并加强了考试力度。

同时，在日常教学中，学校也会传递一些理念，提前告诉孩子们初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并定期邀请已毕业的学生回校做分享，让孩子们提早了解初中生活，减少落差。

3年来，兴隆小学的教学理念也得到了县城一些家长的认可，先后有十几位学生的家长将孩子送到此处就读，其中不乏有县城老师的孩子。这些家长为了方便孩子读书，轮流排班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公共议事课现场学生们正在投票

陈松平的孩子在县城上三年级，听闻兴隆小学 “不仅教孩子读书，还教孩子自己做事、做人”，她便每天带着孩子从县城步行一个多小时来此处读书。

不少家长建议田字格开办初中校，但肖诗坚没有采纳，“相较于纵向拓展初中校，我更愿意横向发展，让乡土村小能够推广开来。”

在兴隆小学内部有一个田字格乡村教育中心，中心负责人兼任六年级语文老师的段和平正在为第一期“乡土村小”项目做准备。

该项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正安县教育局共同发起，主要面向正安县村小推广乡土人本课程中的乡土课及日修课，课程资料由田字格乡村教育中心负责制作，中心老师会定期为各村小有意愿参与实验教育项目的“种籽老师”做指导培训。该项目原计划第一期覆盖25所村小，但由于乡村教师和学生人数限制，目前仅20所村小能够实施。

在肖诗坚看来，这些“种籽老师”就是乡村教育的希望，因为“农村教育的真正改变需要也必须由乡村教师来完成，而乡村教师改变的开始则是教育热情的点燃”。 

（文中叶红梅、陈松平、刘雨欣、刘羽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