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中学数量越少,且超级中学占有名额比例高的省份,集中度最高,教育生态失衡也越严重。
超级中学不断扩大的名额优势,确实带来了城乡间更大的不公平,对高中教育的均衡有很大影响。
高等学校在竞争优秀生源的同时,也对超级中学的出现、发展和各省高中教育生态的逐步恶化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每年高考后,一些地区创造出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教育界许多专家都曾对超级中学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学者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超级中学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不利于教育公平;第二,有研究者认为,超级中学注重应试教育而忽略素质教育,有些更形成严苛的“遵守纪律与惩罚”相结合的持续“训练”(training)体系,因而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学生的自由发展。
由于超级中学在高考中取得了很好成绩,因而受到家长和市场的欢迎;同时,超级中学对地区经济和声誉有所拉动,一般也会得到地区领导的支持,但在现实中非常成功的一些超级中学,却一直被教育专家基于教育基本原理和公平原则追问,超级中学的校长们和学者之间因此有激烈的争论。
对于以上争论,基于学生大学入学后学业表现数据的实证研究可以予以正面回答,但相关研究却非常缺乏。教育部所属重点高校K大学(以下简称K大)是国际国内公认的一流大学,各项排行榜均领先。我们尝试用K大2005~2009年5届学生数据——5年来,K大从31个省的2082所中学录取学生12465名,平均每年2493名(去掉了留学生、保送生、艺术特长生和体育特长生),逐一进行了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突出超级中学可能具有的四方面特征:位于省会或大城市、学生规模大、垄断当地一流生源和教师、毕业生垄断一流高校在该省(区、市)的录取计划,或者说“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高,其中后两者是超级中学的必要条件。按照我们对超级中学的操作性定义,全国共有84所中学可以被标记为超级中学,平均每省份不到3所,其中有9个省份仅有一所超级中学,有两个省份多达6所。
超级中学农村户籍比例远低于一般中学
这84所超级中学5年中占K大录取人数的比例,逐步由2005年的35.4%提高到2009年43.80%,共占有K大全部录取计划的40.30%,而其余1998所一般中学仅占录取计划的59.7%。这表明,在高考和自主招生两大录取机制下,K大录取名额向超级中学集中的情况不断加剧,各省不同中学之间的均衡被逐渐破坏。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9年是自主招生各高校的名额逐步扩大的5年,这很可能是自主招生发展过程中各高校都忽略的一点。
从分省来看,31个生源省份都至少有1所超级中学,最多的省份有6所超级中学。K大在7个省份的录取名额高度集中,其超级中学占据了全省一半以上的录取名额;17个省份超级中学占有K大30%到50%的录取名额;其余7省份则在19%到30%之间。超级中学数量越少,且超级中学占有名额比例高的省份,集中度最高,教育生态失衡也越严重。
不同超级中学占据K大的名额优势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所确定的84所超级中学平均占有本省K大录取计划的14.4%,是省内平均占比的9.4倍左右,其中占比最低的为省平均的4倍,而最高的竟达22.8倍。有32所学校占比是省平均的10倍以上,绝大部分分布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这一结果支持学者提出的超级中学会加剧教育资源分配地域间、特别是城乡间不公平的观点。K大来自超级中学与一般高中学生中农村户籍比例的差异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数据表明,K大来自一般中学学生中农村户籍的比例是超级中学的8倍左右。2005~2009年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比例降低,两类中学的学生中农村户籍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005~2009年间K大在不同省份招生名额的分配大体遵从历史惯例,也就是说,如果K大2004年在河北省招生80人,2009年也大体招生80人,虽然这一逻辑需要在关注公平与效率的双重视角下有所调整。假设在河北省没有超级中学的情况下,80人的生源可能会比较均衡地来自全省各个地方,邢台、秦皇岛、张家口、邯郸、承德、唐山甚至沽源、赤城等县城中学都会有学生考入K大。但如果河北省出现了超级中学,80人的名额会大幅度向石家庄、衡水等超级中学所在地集中,其他地区中学考生考入K大将成为小概率事件,这很可能会使大部分地区的教师丧失工作的成就感:大部分中学的学生刚刚进入高一,就可以清晰地预见到自己进入好学校的希望渺茫。
与此同时,不管有没有超级中学,K大在河北省的招生名额仍是80人,超级中学实际不会导致K大在河北的招生名额总数变化,超级中学不会给河北省和河北人民带来任何福利方面的改变。
超级中学不断扩大的名额优势,确实带来了城乡间更大的不公平。超级中学对高中教育的均衡有很大影响,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公平有负面影响。
超级中学学生的学业和一般中学差异不大
我们将K大学生第一年GPA作为衡量学生对大学阶段学习适应能力的量化指标,这一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源的优异程度。总体来看,超级中学学生平均GPA为3.08,仅比一般中学学生高0.08分,优势十分微弱。从GPA排名进入前15%的比例来看,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比一般中学高出近6个百分点;此外,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处于GPA排名后15%的比例也低于一般中学。
这种成绩差异是否能直接归因于中学教育呢?例如,我们注意到K大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表现大幅度落后于城市学生,超级中学农村户籍学生较少,同样会使得超级中学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学业表现优秀。
多元回归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学生性别、户籍类型和招生类型后,超级中学学生比一般中学学生的GPA仅高出0.04分,这一差异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效应值非常小,不具有实际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在相同性别、户籍类型和录取类型的学生中,超级中学学生比一般中学学生并未显示出明显优势。此外,各省超级中学生源的表现并不一致。有少数省份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超级中学学生的学业表现甚至略低于一般中学的学生。
这一结果意味着,如果我们将评价的眼光从高考后仅仅放长一年,从K大一年级学生的学业表现看,超级中学和一般中学学生的差异不大,超级中学并未在人才培养方面显示出更高效率。 超级中学确实在应试以外的学习能力培养方面不够超级,超级中学的教育本身很可能没有给其学生增添更多潜质。
六问“超级中学”
对超级中学的治理是另一个值得严肃讨论的问题,治理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边。同时需要认识到,高等学校在竞争优秀生源的同时,也对超级中学的出现、发展和各省高中教育生态的逐步恶化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特别是在自主招生发展过程中,对自主招生生源来源中学的比例分配很可能无意间助推了超级中学的发展。
本研究提示,与超级中学发展有关的以下问题需要在观念上继续深入研究和澄清:
第一,超级中学在高考竞争中大获全胜,但其对教育均衡、公平均有严重破坏,其毕业生在大学并未显示出优势。
第二,有很多中学教师去各地的超级中学学习,但超级中学的“成功”秘诀是否可以学得到?是否值得学习呢?
第三,国家和地方的领导者如果要去中学参观,是应当选择到一般中学看看,还是到超级中学呢?高中发展的价值观如何导引?
第四,为促进城乡均衡,在超级中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各地是否应当先行,要求超级中学以住宿制方式录取更多农村户籍、甚至农民的子女学习呢?
第五,K大以及其他国内一流大学逐渐录取了更多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在破坏各省高中均衡和公平的同时,追求到了更高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否在本质上提高了本校生源的质量呢?
第六,在高考录取仍需主要看高考成绩的情况下,K大以及其他国内一流大学是否应当将更多自主招生的名额分配给一般中学呢?如何在“状元招生观”下促进各地区教育均衡和公平的实现呢?
我们的研究仅依据K大的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对超级中学的分析仍属于窥豹一斑。2009年以后,超级中学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全部“985”高校长期生源和学生学业表现数据的分析将更全面地揭示全部问题。依靠大学更即时、全面的数据,我们相信,可以对超级中学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实时、深入和全面的分析,持续提示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自主招生、高考招生中在价值观和效率方面需要格外注意的方面。中国的教育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系统,一流大学对高中教育均衡生态和公平发展也承担着重要责任。
(黄晓婷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晓东为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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