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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的机会在哪里?技术不是唯一限制

作者:卢楠 发布时间:

教育创新的机会在哪里?技术不是唯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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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好的变革者也许是那些被问题伤害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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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杨东平,埃利亚斯·菲尔福,安猪,薛野

芥末堆 卢楠 9月8日

关于教育变革和教育创新,从业者们怎么看?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WISE行政总监埃利亚斯·菲尔福、艾尔特教育董事兼CEO薛野、爱聚教育创新机构创始人兼CEO余志海(安猪),共同探讨了这一话题。

杨东平:寻求低成本、低技术、大规模、可复制的创新

谈到WISE,杨东平表示:“我在WISE参加会议时,对我最大的震撼和冲击是,WISE对教育创新的理解和我们很不一样,它的获奖项目基本都是“教育公平”项目。WISE对我们的影响是输出一种价值观,关于未来教育的理念,关于通过教育改变世界。他们特别关注世界和平,关心在难民营和战火之中儿童的命运。这些事情,过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的,WISE帮我们看到了世界教育的全貌,并指出了答案: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世界和平。WISE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跨界性。中国的创新很多局限于大学等教育系统内部,而WISE的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学校、出版界、媒体等等各个领域,不是教育界的人自说自话。”

杨东平还指出:“我们过去以为创新是高技术、高成本的,现在意识到,还存在低成本、低技术的创新,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大规模、可复制。”

发布会现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创新中心主任马志娟分享了2015年WISE教育项目奖得主Shannon May的例子。Shannon是一个美国女孩,她和丈夫想要把优质低价的教育带给更多的儿童。他们在肯尼亚创立了连锁私立学校“桥梁国际学院”,每月只收取6美元,至今已开设近500所学校,服务了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地的10多万名学生。Shannon的成功表明,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并非总是此消彼长。

杨东平称,中国的教育创新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要改变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建立起的学校制度,而我们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另外两项使命:改变1300年科举教育的传统,和50年代移植的高度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对此,他寄希望于教育多样化的生长,在体制内、外,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家庭、社区、创新型个人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逐渐取代和更替传统的教育。“对于这一点,我们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变化。”

埃利亚斯:创新≠技术创新

代表WISE来到中国的埃利亚斯表示,这几年,WISE在不同国家旅行和拜访,找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发现,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在教育中却面对着共同的挑战。WISE的理念是,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可以互相借鉴,汇聚东西方的努力,共同应对教育领域的问题。WISE是一个平台,他们希望通过每年评选出优秀的教育创新项目,将教育创新的解决方案带到全球,推动教育的公平和发展。

埃利亚斯指出,很多人讲到创新都想到技术或技术的应用,但是创新不等同于技术创新。WISE曾经介绍过一个项目:在每年孟加拉的雨季,学校都不得不停课,因此一群年轻人开设了一个移动学校项目,坐船到各个学生家里上课。这个项目不是运用技术,而是对现有教学方式的创新,既然学生不能到课堂来,就把课堂带到学生家里。WISE作为平台,能够把现有的好的教育创新方式方法共享,而各地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调整,做出适合本地的教育创新

埃利亚斯还表达了对于教育改革的一个困惑。他说,现在的课堂,在过去的100多年间都没什么改变,始终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而其实只要把教室做一点改变,变成U形课堂,整个教学理念和气氛都会发生变化。只是要改变一下桌椅的排列,这么容易的事,为什么就不改呢?对此,薛野回应称,因为人是惯性的动物

埃利亚斯在现场提供了两个数据:人均受教育年限,发展中国家为6.5年,发达国家为12年;根据目前教育发展水平,需要85年时间,发展中国家才能追上发达国家。埃利亚斯表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每年的扶贫进展非常迅速,相应也在推动着教育公平。他希望这种教育的差距能尽快缩短。

安猪和他的一公斤盒子

今年的WISE,共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15个项目入围,安猪的一公斤盒子是其中之一。这是继同心实验学校、新教育实验和网易公开课后,第四个入围该奖项的中国项目。

安猪对教育的涉足始于公益。2004年,安猪发起“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动,鼓励旅行者把图书和文具带给旅途中的乡村学校。这个活动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公益行动之一。2008年,安猪创立爱聚教育创新机构,聚焦教育创新领域。2011年,爱聚推出一公斤盒子,为乡村学校提供简单易用的教学工具包。截至2015年底,一公斤盒子共提供了84万人时的教育服务。由于其创新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公斤盒子入围了2016年WISE的教育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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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猪曾参加过13、14年两届WISE,他说,WISE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是打开视野的机会,能够看到从微观层面的教育设计,中观层面的学校改革和设计,到宏观层面的政策推动。对创新者来说,这种学习和交流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有助于创新者减轻路径依赖,找到新的想法,而且可以接触到更多连接、合作的可能性和资源。他认为,通过活动建立起社群,和全中国甚至全球的教育创新者建立联系和交流,是活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谈到创新和变革,安猪认为,真正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是在低端市场发生的。我们看到,第一台照相手机功能非常差,远远比不上数码相机,而最初的数码相机也比不上机械相机,但它们都颠覆了行业。这些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低端市场能接受一个低价格的还不错的服务,然后这项服务能站稳脚跟,并向主流市场渗透。教育创新也是如此。

安猪表示,中国教育部也在推进教育创新,但是往下走到农村乡镇的学校,虽然宣传栏上写着新课改,但是到课堂上看,老师还是用传统灌输式的讲课。他们询问了一些老师,既然上面有鼓励和要求,为什么不改呢。老师回答,他们还是要应付考试,学校每学期都要考核成绩,一旦成绩下降,就会有收入损失。而任何新方法和技术都很难在两三个月内产生效果,这是他们不敢尝试的原因。安猪指出,虽然有了教学方法的创新,但是评价方法没改变,整个系统就不会发生变化。体制有其僵硬性,即使在一点上做非常多的努力,也会被其他的因素拖回来

薛野:最深刻的创新是价值观的创新

薛野,西西弗书店创始人,曾任中国非公有制图书发行协会会长、自然之友总干事、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长,现任埃尔特教育董事、CEO。

薛野相信,最深刻的创新一定是来自价值观的创新,价值观有革命性的变化,创新就会源源不绝。而WISE的创新根源就在于价值观,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而是人道主义的,是英雄式的。

他认为,中国是潜力很大的国家,也是需要激励的国家。中国的教育问题涵盖了全球几乎所有的问题,教育公平的每一个问题在这里都是天文量级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需要勇气,也需要价值观上的革命,和新方法的引入。他猜测,未来WISE可能会有一半的奖项来自中国。在现场,埃利亚斯告诉他,现在已经有50%的项目报名是来自中国的。

从社会和市场角度,薛野认为,未来的10-30年,存在以下的教育创新机会。

第一个重要方向,是要把握好互联网的革命性机会。教育公平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利公平,一种是机会公平。互联网能极大促进机会公平,使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共享。就像滴滴和优步颠覆了一个垄断行业,在教育领域也存在这样的机会。

第二个重要方向,是中国的家长在用脚投票,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需要教育企业家敏锐地把握这种需求,一旦发生经典案例,可能会刺激整个公立学校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一种经典模式——双轨制,由体制外变革刺激体制内变革

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中国社会符合三个世界,同时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因此,必须尊重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要面对未来几十年的智能革命。因此,中国有一部分教育家要开创性地提供面对未来设计的教育体系。这部分变化可能只能满足金字塔尖的一部分人群,但有助于整个国家自信心的提高。

而变革什么时候会发生?薛野认为,需求者和解决方案提供者要同时出现,也许最好的变革者是那些被伤害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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