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杨东平，埃利亚斯·菲尔福，安猪，薛野

芥末堆 卢楠 9月8日

关于教育变革和教育创新，从业者们怎么看？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WISE行政总监埃利亚斯·菲尔福、艾尔特教育董事兼CEO薛野、爱聚教育创新机构创始人兼CEO余志海（安猪），共同探讨了这一话题。

杨东平：寻求低成本、低技术、大规模、可复制的创新

谈到WISE，杨东平表示：“我在WISE参加会议时，对我最大的震撼和冲击是，WISE对教育创新的理解和我们很不一样，它的获奖项目基本都是“教育公平”项目。WISE对我们的影响是输出一种价值观，关于未来教育的理念，关于通过教育改变世界。他们特别关注世界和平，关心在难民营和战火之中儿童的命运。这些事情，过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的，WISE帮我们看到了世界教育的全貌，并指出了答案：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世界和平。WISE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跨界性。中国的创新很多局限于大学等教育系统内部，而WISE的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学校、出版界、媒体等等各个领域，不是教育界的人自说自话。”

杨东平还指出：“我们过去以为创新是高技术、高成本的，现在意识到，还存在低成本、低技术的创新，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大规模、可复制。”

发布会现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创新中心主任马志娟分享了2015年WISE教育项目奖得主Shannon May的例子。Shannon是一个美国女孩，她和丈夫想要把优质低价的教育带给更多的儿童。他们在肯尼亚创立了连锁私立学校“桥梁国际学院”，每月只收取6美元，至今已开设近500所学校，服务了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地的10多万名学生。Shannon的成功表明，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并非总是此消彼长。

杨东平称，中国的教育创新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要改变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建立起的学校制度，而我们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另外两项使命：改变1300年科举教育的传统，和50年代移植的高度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对此，他寄希望于教育多样化的生长，在体制内、外，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家庭、社区、创新型个人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逐渐取代和更替传统的教育。“对于这一点，我们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变化。”

埃利亚斯：创新≠技术创新

代表WISE来到中国的埃利亚斯表示，这几年，WISE在不同国家旅行和拜访，找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发现，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在教育中却面对着共同的挑战。WISE的理念是，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可以互相借鉴，汇聚东西方的努力，共同应对教育领域的问题。WISE是一个平台，他们希望通过每年评选出优秀的教育创新项目，将教育创新的解决方案带到全球，推动教育的公平和发展。

埃利亚斯指出，很多人讲到创新都想到技术或技术的应用，但是创新不等同于技术创新。WISE曾经介绍过一个项目：在每年孟加拉的雨季，学校都不得不停课，因此一群年轻人开设了一个移动学校项目，坐船到各个学生家里上课。这个项目不是运用技术，而是对现有教学方式的创新，既然学生不能到课堂来，就把课堂带到学生家里。WISE作为平台，能够把现有的好的教育创新方式方法共享，而各地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调整，做出适合本地的教育创新。

埃利亚斯还表达了对于教育改革的一个困惑。他说，现在的课堂，在过去的100多年间都没什么改变，始终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而其实只要把教室做一点改变，变成U形课堂，整个教学理念和气氛都会发生变化。只是要改变一下桌椅的排列，这么容易的事，为什么就不改呢？对此，薛野回应称，因为人是惯性的动物。

埃利亚斯在现场提供了两个数据：人均受教育年限，发展中国家为6.5年，发达国家为12年；根据目前教育发展水平，需要85年时间，发展中国家才能追上发达国家。埃利亚斯表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每年的扶贫进展非常迅速，相应也在推动着教育公平。他希望这种教育的差距能尽快缩短。

安猪和他的一公斤盒子

今年的WISE，共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15个项目入围，安猪的一公斤盒子是其中之一。这是继同心实验学校、新教育实验和网易公开课后，第四个入围该奖项的中国项目。

安猪对教育的涉足始于公益。2004年，安猪发起“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动，鼓励旅行者把图书和文具带给旅途中的乡村学校。这个活动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公益行动之一。2008年，安猪创立爱聚教育创新机构，聚焦教育创新领域。2011年，爱聚推出一公斤盒子，为乡村学校提供简单易用的教学工具包。截至2015年底，一公斤盒子共提供了84万人时的教育服务。由于其创新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公斤盒子入围了2016年WISE的教育项目奖。

安猪曾参加过13、14年两届WISE，他说，WISE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是打开视野的机会，能够看到从微观层面的教育设计，中观层面的学校改革和设计，到宏观层面的政策推动。对创新者来说，这种学习和交流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有助于创新者减轻路径依赖，找到新的想法，而且可以接触到更多连接、合作的可能性和资源。他认为，通过活动建立起社群，和全中国甚至全球的教育创新者建立联系和交流，是活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谈到创新和变革，安猪认为，真正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是在低端市场发生的。我们看到，第一台照相手机功能非常差，远远比不上数码相机，而最初的数码相机也比不上机械相机，但它们都颠覆了行业。这些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低端市场能接受一个低价格的还不错的服务，然后这项服务能站稳脚跟，并向主流市场渗透。教育创新也是如此。

安猪表示，中国教育部也在推进教育创新，但是往下走到农村乡镇的学校，虽然宣传栏上写着新课改，但是到课堂上看，老师还是用传统灌输式的讲课。他们询问了一些老师，既然上面有鼓励和要求，为什么不改呢。老师回答，他们还是要应付考试，学校每学期都要考核成绩，一旦成绩下降，就会有收入损失。而任何新方法和技术都很难在两三个月内产生效果，这是他们不敢尝试的原因。安猪指出，虽然有了教学方法的创新，但是评价方法没改变，整个系统就不会发生变化。体制有其僵硬性，即使在一点上做非常多的努力，也会被其他的因素拖回来。

薛野：最深刻的创新是价值观的创新

薛野，西西弗书店创始人，曾任中国非公有制图书发行协会会长、自然之友总干事、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长，现任埃尔特教育董事、CEO。

薛野相信，最深刻的创新一定是来自价值观的创新，价值观有革命性的变化，创新就会源源不绝。而WISE的创新根源就在于价值观，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而是人道主义的，是英雄式的。

他认为，中国是潜力很大的国家，也是需要激励的国家。中国的教育问题涵盖了全球几乎所有的问题，教育公平的每一个问题在这里都是天文量级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需要勇气，也需要价值观上的革命，和新方法的引入。他猜测，未来WISE可能会有一半的奖项来自中国。在现场，埃利亚斯告诉他，现在已经有50%的项目报名是来自中国的。

从社会和市场角度，薛野认为，未来的10-30年，存在以下的教育创新机会。

第一个重要方向，是要把握好互联网的革命性机会。教育公平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利公平，一种是机会公平。互联网能极大促进机会公平，使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共享。就像滴滴和优步颠覆了一个垄断行业，在教育领域也存在这样的机会。

第二个重要方向，是中国的家长在用脚投票，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需要教育企业家敏锐地把握这种需求，一旦发生经典案例，可能会刺激整个公立学校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一种经典模式——双轨制，由体制外变革刺激体制内变革。

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中国社会符合三个世界，同时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因此，必须尊重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要面对未来几十年的智能革命。因此，中国有一部分教育家要开创性地提供面对未来设计的教育体系。这部分变化可能只能满足金字塔尖的一部分人群，但有助于整个国家自信心的提高。

而变革什么时候会发生？薛野认为，需求者和解决方案提供者要同时出现，也许最好的变革者是那些被伤害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