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学院创始人黄鹃娟

没有围墙、考试和规矩，也不分学科学习的“学校”还能否称为学校？当然能！黄鹃娟肯定地说：安格学院是一所可以自由学习和成长的学校。“安格”译自古希腊文“ ἀγορά （agora）”，意为古希腊城市生活的中心地。作为安格学院的创始人，黄鹃娟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在高盛工作，却放弃百万年薪回到国内投入创新教育行业。她认为：教育应该为学生赋能。学生需要在社会中学习，在自由中学会自我管理，并在多元的评价体系中激发学习兴趣——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不会被考试束缚，才会“无所不能”。

以前，黄鹃娟在伦敦和香港的高楼大厦里做金融交易；现在，她在深圳一角的学校里，和她的学生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

2010年，黄鹃娟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经济系本科毕业。后来，她进入世界顶尖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工作，拿着将近百万的年薪。谁料，四年后，她就从高盛辞职回到中国，开始折腾起教育这件事。

2015年，她和团队一起在深圳福田区的写字楼里办了一个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理想堂。周末或者其它假期，就会有很多孩子报名来到这里学习。三年后，考虑到理想堂的周末课程给学生带来成长的时间还是不够，团队又孵化出了一个全日制的学校——安格学院。

今年，安格学院刚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现在学校有13位学生。其中有三个学生是理想堂周末课程的学员，得知安格学院开办后，就直接从原来读书的学校退学来到安格学院。

安格翻译自古希腊文“ ἀγορά （agora）”，是古希腊城市生活的中心地。古希腊时，公民都会聚在这里讨论交流，分享一切自由的思想。我们熟知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每天也会来这里讲学。

当时给学校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觉得学校不应该是一个institution，也就是它不应该是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它也不是任何知识的权威。它的本质就是，所有人在这里既是学生，也是老师。学校是一个学习者的社区，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被自由地讨论和交流的场域。

推倒学校的围墙，在社会中学习

理想堂和安格学院的“出生”，和黄鹃娟另一次“创业尝试”有关。

2005年，黄鹃娟来到英国读高中，那时候，“社会价值”这一概念在她的脑海里开始有了萌芽。在进入LSE以后，她和学长创立了一个NGO组织——Ofund（中国留学生助学爱心基金）。当时，她带领中国留学生们回到国内的贫困地区支教，为贫苦的学生募集读书的资金。“我在实践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一些想法转换成力量，然后真的带来了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她意识到教育的本质应该是empower， 也就是赋予学生能力。

你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会被赋予能力。如果不做，知识是不会转化成能力的。比如，思想品德课上讲了很多德育的问题，你要回报社会，但是你不去实践的话，不去做不去看的话，这些都是空谈。

理想堂和安格学院的校舍在深圳市中心，使用面积约150多平方米。“虽然学校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的课堂遍布在深圳市各个地方，”黄鹃娟说，在白天，学校经常没什么人，学生都在深圳各个角落调研和学习。

“这就是学校该有的样子，它应该是没有‘围墙’的，学生们在这里进行社会化的学习。即使我们坐在课堂里面，我们讨论的也是真实生活里发生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种社会化学习，理想堂找到了一种适合的学习方式，那就是项目制学习。

理想堂学生外出调研“城中村”问题

去年，理想堂带领学生去深圳的城中村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夏令营。学生围绕“城中村”这一问题了解居民的生活方式、社区公共设施规划等。在调研的过程中，他们还要收集村民，咨询他们问题。其实这就体现了社会化学习的第二层面——社会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导师”，都是可以学习的对象。

等孩子调研完之后，他们就要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就要涉及到跨学科的知识，比如社会科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

有一次，同学们进入城中村，正好遇上拆迁，“村民们”被迫搬家。有一位同学调研结束后，回来在课堂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愤慨地说，深圳在快速发展，那这些居住在城中村里的功臣们该何去何从？深圳该如何对待他们？他的演讲让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觉得很感动，“可以看出来，他内心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了。”

在黄鹃娟看来，这种以真实情境、真实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才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力。社会一直倡导“终身学习”，这个概念要落在实处，我们一定要放宽学习的定义。不是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做题、考试才叫学习，学习应该是无时无刻进行的。

理想堂和安格学院内的教学场景

安格学院的学习采用学分制，学生在生活中处处可以发现问题，然后他们再把这些对问题的研究思考转换成学习项目来换学分。

今年3月初，安格学院刚开学。学校从宜家买了很多新家具，老师和学生们一起组装。当时，就有一位女同学在组装衣柜时犯难了。一来，在动手操作上，她觉得有点困难；二来，她觉得疑惑，为什么要把家具的零部件买回来自己装而不是买已经装好的？

听到这俩问题，当时的黄鹃娟非常欣喜。“你看，她在组装家具的时候，自发地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结构学、材料学甚至还有物理上的力学。比如，为什么要在这块木板的末梢打孔？为什么长方形木块要和圆木块拼接在一块儿？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关于宜家的商业模式。为什么宜家的家具比其他家具公司的东西便宜？这两个问题背后其实大有学问，非常值得探究。”

这位女同学在和黄鹃娟讨论的过程中，又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当时黄鹃娟就有点哭笑不得，“哇，这么多问题啊！那你不如做个项目来换学分好了。”当时学生也很惊喜，大叫“这样也可以换学分啊？”“为什么不呢？”黄鹃娟回答。

如果改变学习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学生的学习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导师的作用就是及时捕捉到那些疑问，并且引导学生把疑问变成学习的载体。

不存在“有问题”的学生，只有“有问题”的评价体系

学生在做项目的时候，导师就会对其评估。评估涉及到的五个标准是：会做人、会学习、会思考、会沟通、会合作。这就是安格学院设立的评价体系。导师有一个观察量表，表上每一项标准下面都有一项数值，他们会对学生进行一个基于行为的观察、记录和评估。

而在这些评价指标里，竟然没有学习成绩。在中国传统体制里学习过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悟，如果一个学生在班级里学习成绩不好，那他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在同学、老师、家长那里没有一点优势地位。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这些学生根本无力反驳。很多学生因为成绩差还会被罚坐在最后一排。

这不是一个明显的条规，但是它是一项明显的“潜规则”。这些孩子被冠上“问题孩子”的名号，他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丧失了自信和对学习的热情。

“这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导致的问题。”黄鹃娟说，很多孩子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那是因为教育在用一个标准去要求他，而这个标准是不符合他的学习方式的。

比如，你要求一个有读写障碍的孩子去阅读，然后通过写字来考试，那他肯定不会考过的。这些孩子需要通过听和说的方式来学习以及被评测，这才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个性化教育”。

 安格学院学生进行项目小组讨论

传统教育的评价标准是，你要么考试拿高分一百分，否则，你就是一个差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孩子善良、善于与人合作、懂得沟通等其它品质都不会被发现和认可。

安格学院也接受过从公立体制出来、学习成绩非常不好的同学。为了鼓励他们的自信以及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老师就从学生喜欢的事情入手。比如，有一位学生喜欢打游戏，他甚至告诉导师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那导师就带他来钻研打游戏。

以王者荣耀为例，每一个英雄人物背后的技能和这个人物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游戏机制的平衡性如何调整？游戏的战术应该如何设计？之后，导师还带着学生参观了电竞俱乐部，让孩子们了解电竞选手真实的职业生涯是什么样的。俱乐部的老板说，电竞选手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是学会复盘，学会反思和总结。

而这项能力是任何其它内容的学习上都需要的。

“当时我发现，这些所谓学习不好的孩子没有排斥这样的学习过程，他们甚至不会抗拒学习中的被‘说教’。”

毫无规矩，是因为已构建好自由的边界

走进学校的室内上课区域，可以看到各种软绵绵的豆袋（懒人沙发），学生们平时就坐在豆袋上上课讨论。黄鹃娟介绍，这些豆袋原本放在休息区。后来，导师们发现学生一下课就爱扎堆往上面坐。老师坐在豆袋上和学生聊天就可以聊很久。后来，学校干脆把豆袋挪到了上课区域。

但是，在这种完全放松的学习状态下，学生的自制力该如何实现？黄鹃娟说，安格学院确实不给孩子设置任何界限和规矩，但这和自制力并不矛盾。

一个孩子拥有自制力的前提是，他应该了解什么是自由？以及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所以，学校带领学生去构建边界很重要。

学校内部，学生正在讨论

早前，有几位外国客人来参观安格学院。有一个学生当时正在那儿玩游戏机，他看到客人后，立马放下游戏机跑过来和客人介绍。这位外国客人就很疑惑了，“这都下午两三点了，你还在玩游戏？”学生当时就回答，“我们可以随时玩游戏。”“那没有老师管的话，你会无止境地玩游戏吗？”学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我们会control(克制)。”

黄鹃娟说，孩子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为学校和学生们构建了一个自由的边界。也就是：

• 第一，你做任何事都不能影响别人；

• 第二，你要完成学习任务。

在安格学院，学生每周有36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在这之外，都是孩子们自由的时间。

“如果让孩子每天从早上9点学习到下午4点，每一个小时为一个学习单位。学生在内心可能会抵触。因为学校首先就控制了他。当他抵触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自制了。”黄鹃娟说，“所以，自制要回归本源，那就是自主管理自己。”

培养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从深圳中学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再进入高盛工作，黄鹃娟这一路，差不多就是所谓的“精英教育”路线。但是，在她参与创立运作Ofund这个公益组织，黄鹃娟才慢慢打破从小被精英教育建构起来的思维。

黄鹃娟道明现代社会对一个“精英”衡量的价值标准就是，这个人能考上什么名校，毕业之后能有多少收入。从事创新教育以来，黄鹃娟认为这样的标准毫无意义。

一个人成为某个行业的领袖，从而影响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这才是精英的价值所在，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

反思在英国学习这几年，黄鹃娟发现这段人生中最能够心无旁骛丰富经历和增加知识储备的时光，却被用来花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般都会做的事情上，她感到非常遗憾和可惜。

回国投入到创办理想堂和安格学院后，反而让黄鹃娟找到了方向和真正掌握人生自由的感觉。

Ofund－十周年深圳筹款晚宴

接下的4月份，黄鹃娟受邀作为哈佛中国教育论坛STEAM与教育创新分论坛的嘉宾，她在接受主办方收集时说：

即便一个人一直在接受着最顶尖的精英教育，他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全在于教育的过程对他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在于他是否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并知道把自己的价值应用在哪儿。精英教育并不是只会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能有‘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在和外滩教育的收集中，黄鹃娟进一步分享了自己对“精致的利他主义者”的理解。

“社会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拥有丰富的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不论是家庭带来的，还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我希望我们这些幸存者，都不是只想着怎么给自己创造财富与社会地位，而是当我们站在了社会金字塔的上一层时，需要多想想下面的那一群人，从而让金字塔不那么金字塔。”

作为成都先锋教育深圳分校，安格学院还很“年轻”。第一届学生只有13位孩子，最小的孩子10岁，最大的18岁。安格学院无学籍、无学历、无学术考试，那安格学院的孩子何去何从？

面对外滩教育最后一个现实问题，黄鹃娟这样回答：

“在安格学院，我们不按传统学制来定义他们的学习阶段。对孩子们来说，‘毕业’意味着他们在安格这里找到了下一个‘目的地’，可以参加高考，也可以是国内外某个大学，更可以是直接进入社会工作。

考试是入学筛选的必经门槛，我们没办法改变门槛，但我们反对孩子的学习生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多家长也都问我们，安格这种纯兴趣驱动、没有强制学科学习的教育模式，孩子怎么参加国内外考试，毕竟考试就是按学科划分。但这个问题是把‘学习’和‘考试’两者直接对等了，他们不应该对等。”

黄鹃娟坚信一个拥有学习能力的孩子可以应对任何考试，SAT、托福、高考都一样，关键只是在于如何帮他找到兴趣和建立目标，考试只是孩子完成目标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有了能力，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本文转自外滩教育，作者张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