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双减”意见和多地教委落实细则出台，为校外学科培训、考试、作业等举措做减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博士研究过多国人才培养情况，对基础教育规律很有见解，外滩君请教了他的看法，或可为理解今日教育改革带来启发。

所有人都在对中国教育发问。

正在读书的孩子在QQ空间抱怨：哪来那么多作业和辅导班？

毕业多年的成年人在知乎发问：学了这么多，到头来有什么用？

94岁的钱学森问时任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太累、没用，是中国学生的困境。培养顶尖人才，是中国教育的母题。

如何破局？

我们对话了吴军博士。

吴军博士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了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他是谷歌中日韩算法的主要设计者，也曾担任腾讯搜索业务的副总裁。现在则是硅谷投资人。

此外，他还是《浪潮之巅》、《全球科技通史》、《信息传》、《大学之路》等书的作者。最近，又为孩子出版了《给孩子的科技史》。

谈话从近期最受关注的“双减政策”开始。

这部全名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高规格文件出台后，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

舆论的焦点都在关注其中的减法。

然而如果阅读过原文就可以知道，减法是纠偏，加法才是重点。

一共三十条的《“双减”意见》，有16条都在做加法。综合素质被提升到了突出地位，教育主阵地将回归校园。

为什么不能也不会只做减法？

基础教育必须做加法？

怎样才能培养顶级人才？

我们就此展开了对话。

减法，从来只是答案的一半

光减负为什么不行？

吴军读小学的前几年，学校没怎么考过试。五年级考试了，结果，十几个人的一个班，0到100分的都有，还有好几个的同学语文数学加起来只有十几分。

我们今天可能很难相信，小学的孩子会考出0分。可能更难想象的是，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资源。

“一旦没考试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即使考试少了，家长心里得有数。”吴军提醒道。

这段经历发生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考试减少、难度降低后学生的成绩反而变低了的情况却不是特例。

我马上想起日本本世纪初的“新学力观”教育改革。

这场改革的发起者认为，日本当时的教育学得太多、太难，因此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愿。通过减负，可以把学生的时间解放出来，并且提高学习兴趣。

这场改革的内容包括取消“二次方程式”，取“π=3”等。

然而，对比改革前后的调查显示，日本小学和中学的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平均成绩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同时，高分段的人数骤减，小学5年级算数90分以上的学生，从1989年的超过40%，下降到2001年的不到15%。

调查还发现，日本学生在家学习、做作业的时间都减少了，看电视、打游戏的时间却增加了。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对此曾有研究，她认为，教育需要秩序。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秩序都是基于知识学习而形成的。

因此，当只做减法的减负破坏了这种秩序，却不能建立新的秩序时（往往基于素质），个人和学校都会崩解。

减负，从来只是答案的一半。

多学知识，而不是技巧

我们向后退一步看“减负”。

讲“减负”的前提就是学业负担重，所以才要减。

客观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高考这类选拔性考试必然会带来高竞争。竞争本身是一个中性词，良性的竞争可以激发创造力。

然而，从钱学森之问我们可以看到，基础教育的高度竞争并没有催生大批的顶级人才。这说明学业负担不仅重，而且在人才培养上是低效的。

这种低效是因为中国基础教育的竞争主要是在横向技巧深度上，而不是纵向知识深度上展开的。

曾经有文章指出，中国的数学基础教育浪费了学生太多时间学习来初等数学的题型和技巧。

比如，中学平面几何有很多难题，难到非常聪明的学生也不一定能做出来。然而，这个难度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它规定了用平面几何作为唯一的解题方法。如果学了解析几何，同样的难题马上就可以通过建立坐标系来解决，不需要什么技巧。

作者感叹，“有那功夫，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更高的台阶都能上去了。”

美国的顶尖高中生则在纵向知识深度上竞争。

吴军说，“我本科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的，但我女儿在美国读高中时，就已经学了我在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学的数学课。”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美国高中生，上大学前就已经把相当于大学二级年的微分方程、数理统计、概率论、机器学习学完了。

这些学习都是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完成的。AP课程也可称为大学先修课程，如果高中已经通过了某门先修课，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折抵大学学分。

按照今年的申请行情，美国前20位的著名大学，例如MIT、斯坦福等大学，没有10门先修课是不可能申请上的。

表面上，横向的技巧深度也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你会觉得烦。

吴军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人都喜欢新的知识，没有人会对来回炒冷饭感兴趣。

但是为了应对中高考，大多数的学校都会安排一年左右的时间专门备考，也就是说，三年里有一年基本不学新知识，这样人的好奇心也会消失。

其次，你会觉得学了也没用。

在解题技巧这个维度纵向增加难度，客观上也会让考试与学科本质脱节。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就批评目前的科学课脱离科学实践，导致有的学生光知道细胞、遗传、ATP这些概念，却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观念，更别说应用了。

最后，顶尖人才冒不出来。

由于在早期就消磨了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所以即使有的孩子取得了高分，也不会真的喜欢上数学和物理。

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科感兴趣的学生少了，大学里选择此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更少，愿意从事科研的人群也大幅缩水，最后就很难转化出顶级人才。

“加法”，加在哪儿？

要摆脱这种低效竞争，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循？我们问吴军。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中考分流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很受关注，于是德国也在舆论里超越美国，一跃成为了中国教育看齐的标杆。

“我们先说结果”，吴军说。

今天，无论是从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数，还是二战后在科学上的贡献，德国都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里做的比较差的。

这和德国教育所依循的洪堡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强调专业化和技术教育。短期效果立竿见影，在当时让德国迅速崛起，一直到二战前。

但是，这种体制很难产生新思想。二战后，虽然德国还是一个主要发达国家，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德国就逐渐落后于英美了。

吴军说，今天在德国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是要说二战后哪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是德国人做的，就很难举出来。

德国的教育体制还间接影响了中国。

早期，苏联高等教育继承了洪堡体制的主要思想，实行文、理、工分校，这套做法后来也被新中国采纳。因此，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德国比较类似，工程师人才储备很多，但是顶级的科学家很少。

因此，要回答我们开头提出的基础教育三问，还是得回到做得好的英美法等诺奖大国，总结他们的经验。

吴军给出三点建议：

1. 重视基础技能

在吴军看来，考虑长远的发展，过早的分流是不利的。这个分流既指高中和职高的，也指文科和理科的。

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名校的分流都比较晚，比如耶鲁要到大学三年级才选专业，而哈佛强调其本科教育是“非职业专科”，走的都是通识教育路线。

因为有些技能对文理科来说，都是必须掌握的。

比如写作能力就不是文科专属。不管是工程师还是科学家都需要会写作。要有影响力，讲演、发论文、做学术报告都是必须的。

“基础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吴军说。

2. 培养核心素养

素养和技能不同。我们通过学科学习知识，形成的素养最后就会变成人的底层思维。

吴军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都认为一辆车是一个资产，这就错了。因为买完车很快就贬值了，每年还得花上万块的保险费，养车、停车、加油又是好几万，这样算下来，还不如打车。

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学过负数，但不是所有人都真的理解负数，这就是素养的缺失。

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素养，你就会明白知识到底哪里有用了。

因此，这几年国家也在大力提倡素养教育。今年六月，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就提出要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所谓科学素养，就是一套发现新知的理性方法。

科学研究是有步骤的。

第一，要做科学实验，也要在生活中接触到科学，从经验出发。

第二，要掌握科学研究资料，学习前人的知识。

第三，提取概念。比如说开水开了，油冒烟了，这些不同的现象最后都能概括出一个概念就是沸点。

第四，再好的科学理论都有漏洞，科学探索就是把这些漏洞补上，形成更加完备的知识。

第五，验证自己的补充，证实新知是对的。

“要发现新知，你首先触碰世界，看到世界的实际问题，然后还需要有理性的质疑，有一套方法知道怎么来验证。同一个领域的工作做多了，你能提炼出概念提出思想，那么真正的大的科学家，他其实都是在概念在思想这些方面突破了人现有的认知。”吴军说。

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了科学素养，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的科学课培养不出科学素养，因为基本强调的只是第二步和第三步。

同时，科学素养作为一种方法，不仅在研究科学的时候有用，在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里也会用到。

“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就需要科学素养。”吴军说。

3. 分层培养人才

要培养顶尖人才，除了打好基础，吴军发现一个规律：分层培养。

美国高中的做法是这样的，以数学为例：

不同学生会进入ABC不同层次的班级。

一个准备学电影的学生，可以上A班的数学课，用计算器把一些东西算清楚就可以了。

而学一般理工科或者医学的学生，上B班的课就行。以此类推。

对非数学专长的学生来说，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放大他们的专业优势。

同样，法国也很会培养精英，因此也是诺贝尔奖大国。

在每个行业或领域，法国都有一些“大学校”。比如巴黎理工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国立路桥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等。

这些学校的规模很小，所有的大学校加起来的学生规模只占全国大学的的6%，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

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例，它一年只招100多名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却走出来数百位法兰西学院院士、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4名菲尔兹奖获得者，是世界重要的数学、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心。

相应的，也很难考。吴军说，想考这类大学校的学生，高中毕业后普遍还要准备两年，早起晚睡，专门学习大学课程。

这样挑选出的一批学生，有足够的专业兴趣和能力，更可能成为顶尖科学家。

从这些国家回看中国的教育，吴军建议好的高中也应该开设大学先修课程。

每年培养约1万名有相当基础的学生学生，在这一万名学生中，可能最后能出1000名科学家，然后出100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如果按10个世界一流科学家1个诺贝尔奖算，就会有10个诺贝尔奖。

吴军说，“这个时候中国整个科学的水平就能够上一个大台阶。“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瞿逸冰“（ID：TBEducation），收集周滢滢，撰文瞿逸冰，编Zemira。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