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WISE－LIFE会务组）

芥末堆 宁宁 11 月 8 日

关于农村教育难题，大多数人的印象仍停留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上，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强调，远远不止于此。将问题简单归因于政府投入不够也并不准确，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认为政府已经很好解决了“有学上”、“上得起”的两大难题，随后出现的难关便是如何“学得好”。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在如何“学得好”上则有自己的实践思考。歌路营联合创始人、总干事杜爽分享歌路营的解决思路是从农村学校的空白点处弥补缺失的学校教育。 

11月5日，在“WISE-LIFE中国教育论坛”分论坛“破解农村教育的难题”上，政府代表、第三方评估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共同聚焦农村教育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法。

“学得好”的难题

张林秀讲述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调研的一个婴幼儿养育项目。在跟踪几千个贫困地区0-3岁的婴幼儿后，项目组发现，6个月到30个月的婴幼儿智力水平、社会情感、认知方面与正常水平相比，不合格率超过一半。贫困地区的家庭由于无法给予婴幼儿更好的养育条件，营养健康从小跟不上，导致孩子的成长远远滞后正常水平。

在张林秀看来，社会上通常讨论的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其实自高中就开始分裂，再往前推，还未出生时农村孩子就输给了城市孩子。不少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孩子，也不都是因为贫困，很多是因为学业跟不上。

政府在解决贫困家庭孩子的上学问题上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却没有针对婴幼儿养育的扶持资金。张林秀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很在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钱投入最需要、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国际上谈的最多的人力资本投入上，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是在生育的前1000天。”

作为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坦言，“过去若干年，我们压根儿没有把刚才张老师说的话题作为教育内容，我们认为教育就是让小孩子上学学知识就行了。”他认为这说明社会在进步，永远都是旧的问题解决，又出现新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后，成长的各阶段干预因素都显现，这是一件好事。

张卓玉认为，农村教育问题总结起来九个字：“有学上”、“上得起”、“学得好”。前两个问题由政府自上而下，通过政策引导来解决。他以山西省为例来说，前两个问题基本解决，小学教育基本普及，初中辍学率也在逐渐下降。“上得起”方面，张卓玉介绍，农村学生的各项资助政策基本落实，山西省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大规模推进的工作是精准扶贫，“这个政策到位后，对于农村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学应该更有保障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学得好。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学得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关注到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出现了很大问题。歌路营联合创始人、总干事杜爽谈到，歌路营在一百多所农村寄宿制学校里收集的两万份样本调查显示，学生的抑郁率平均达到65%。寄宿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抑郁率更高达70%，校园霸凌现象也很严重，学生一个月被霸凌两到三次占到30%以上。学业水平也远远落后城市指标。

在张卓玉看来，解决“学得好”的问题需要自下而上，要靠基层学校、基层政府、大量社会组织和各种研究人员的参与。

找准痛点，从点切入

张林秀很强调教育投入的有效性，“任何一个政府或者机构资源都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放在什么地方才能使最弱势的群体受益，这是我们的目标。” 张林秀所负责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农村受教育最弱势的群体是父母均留在家的孩子以及跟随父母进城但没有进入正归城市学校的孩子。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是一个第三方评估组织。在对政府投入的一些教育项目跟踪了解后，张林秀发现，在“学得好”上，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经历，比如教改、教师培训，教师培训甚至包括有国培、省培、县培。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投入是否有效，“政府很多有意要做的事情，很少跟踪去看对孩子是否真正有用。”张林秀认为，只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撬动，国家的投资效果一定是会改进的。

发现了农村婴幼儿养育问题后，“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做了一个相关项目：入户指导。项目组研究发现，入户指导6个月可以有效减缓这些孩子的智力发展水平下滑的趋势。而据哈佛大学与CTC做的一个儿童早期干预跟踪40年的项目，18个月的孩子，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在语言上的差距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长大后的回报率就更不一样。”

除了投入后的跟踪不足外，杜爽觉得政府在农村学校的投入结构过于单一，“在花钱上，政府喜欢投的都是大硬件、大楼、课桌、多媒体”，但在校园文化，孩子的精神建构方面，投入远远不够。 

歌路营曾经发布了一个农村中小学生调查报告，将寄宿制学校学生的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包括孩子的心理状况、课后如何度过。歌路营大量调查学生在学校生活和学习的状态和行为，像做产品研究用户一样，了解学生的痛点，“如果做这样一份大的用户体验地图出来发现，在寄宿制学校，很多时间空间上孩子的需求、痛点没有被满足。”杜爽说。

歌路营的解决思路便是在这些空白的时间和空间上“做文章”。歌路营推出第一个项目，一千零一夜，在睡前给学生讲故事，“因为这是他们最难受、最想家、想哭的时候。”做着做着，歌路营发现早上的时间也是空白的，可以给学生听音乐。中午和下午也可以用产品和服务填充，丰富学生的寄宿学校生活。

杜爽说，启动项目时也遇到了问题，比如校长不动，这个系统就不会动。歌路营开始做一些寄宿学校的研究工作，将那些做得好的寄宿学校的经验迁移到薄弱学校。

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学生在某一时间点，最想改变的是什么，“从这一点推动他们开始发生一点点系统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创新思路。” 

制度创新保证效果

自下而上的改变往往需要整个体制的改变来做效果的保证。长期到农村走访调研学校的张卓玉发现无论是寄宿制学校，还是小规模学校都有两个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

• 一是农村学校留不住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由于农村教师的身份问题。“现在一个大学生辛辛苦苦读小学、中学、大学，享受了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等他大学毕业以后，突然把他放在一个偏远农村让他工作一辈子，这是不可能的。”张卓玉说，不解决农村教师的身份问题，农村学校的师资问题就一直无解。

• 另外，城市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交流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很多城市优质学校老师到农村交流，像客人一样，只是短期的一两年，并没有融入农村学校。不断的教师交流，也导致了一些农村学校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传统。 

山西省准备尝试从制度上进行创新，推行城乡学校一体化，即一所城市优质学校将下面的三、四所农村学校设为分校，城市学校是主校，主校分校仅设一名校长，统一管理。教师身份也统一为城市教师，不再有农村教师的身份，从编制上给予支持。

张卓玉解释教师流动情况，“比如她最近生小孩，小孩要上幼儿园，毫无疑问要在城市工作两年。过两年小孩能走了，长大的，她可以到分校去工作。”这样既能有效解决农村教师的身份问题，又能保证文化的传承。

不过，这样城乡学校一体化的模式也存有隐形担忧。杜爽提出疑惑，现实中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资源不同，特色不同。有些农村学校在自然教育、乡土教育上有非常强的特色和优势，并入城市学校后，会不会导致农村学校因追逐城市教育而放弃了自己的特色。张林秀反向思考了一下，农村学校的这种特色有没有可能带入城市学校？

解决办法留给了更多的教育创新者。